對於德勒茲來說，主體是一個剩餘：「依據術語『過程』(processus)的意義，記錄將訴諸生產，但記錄的生產自身是由生產的生產所生產出來的。同樣，消費追隨著記錄，而消費的生產是通過記錄的生產，並在記錄的生產之中被生產出來的。這是因為某些東西能夠以主體的秩序被定位於銘刻的表面(la surface d'inscription)。這是一個奇特的主體，它沒有固定的身份，在無器官身體之上遊蕩，總是在欲望機器的旁邊，通過它自身的產物的一部分來界定自身，到處收集著由生成以及生成的化身所帶來的回報，它生於其所消費的各個階段，同時又在每個階段中再生。『這就是我，因此這屬於我。』」[1]22-23「這也就是說，主體是在欲望機器旁作為某種剩餘被生產出來的……消費的情境綜合就存在於所謂的『原來如此！』(C'était donc…

三、剩餘主體

最後，當我們以主體政治為理論背景，從馬基雅維利那裏遊歷到阿爾都塞，我們藉此來反觀德勒茲的主體理論，其獨特性便獲得了一個新的闡釋平臺。在這一平臺上，我們看到的是後-阿爾都塞主體政治的新動態。

在《反-俄狄浦斯》與《千高原》中，德勒茲不斷提到精神分裂者與遊牧民族，他們所隱喻的思想指向帶有拓撲學的色彩，換言之，即具有異質同構性。兩類帶有人格特性的概念是否是德勒茲頭腦中反抗資本主義之主體政治中的主體？這個問題或許並沒有如同這兩個概念所表現的那樣顯而易見。…

政治的可能性空間同時也就是馬基雅維利式的主體行動的空間。更為重要的是，這個在情境中行動的主體也只有在行動才有可能被「生產」出來。除去這種情境，它沒有任何實在性，它是一個「空」。這一點，或許馬基雅維利並沒有如阿爾都塞一般如此清晰的自覺，但不管怎樣，阿爾都塞卻依照其思考的邏輯將其直接闡發出來：

 …

葛蘭西所討論的「現代君主」是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黨，他們構築了一個文化領導權(hegemony)從根本上打破了無產階級作為革命主體的本質主義規定。因為政黨領導權的重要意義在於整合各種可能革命的力量，構築一個隨著歷史變遷而不斷變遷的革命主體，其中不僅無產階級，農民、知識分子以及資產階級都有可能成為革命的主體，這一點與經典馬克思理論中徹底而清晰的兩大對立階級之間的較量相差很遠，它的產生基於更為複雜而多變的革命主體與革命形式。嚴格說來，基於被規定下來的、靜止的主體而構築的政治理論不是真正的主體政治。因為被規定的主體只能構造出被規定的政治秩序，而一旦一種秩序成為一種永恒的理念，就會變成為社會發展新的桎梏。從馬基雅維利以來構築的主體政治從來都是充滿著非確定性的，因此充滿著多種可能性的政治策略。



他圍繞君主討論政治，所凸顯的正是這種非確定性，因為君主是一個生活在特定歷史時期，在特定社會關係中存在的現實的人，正因如此，它的創製活動之所以能夠產生所需要的是作為主觀條件的能力…

然而對於這一問題最為敏感的是當代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們。馬克思主義思想中激進性維度要求一種主體性原則，其思想在本質上是一種強烈的主體政治。但由於晚年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科學研究留下了一個問題：即晚期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探尋的鐵的自然規律與早期馬克思的激進的主體政治立場是否存在矛盾？換言之，如果笛卡爾式的純粹思維的主體哲學被瓦解之後，我們該如何處理歷史規律與人的能動性之間的協調關係。當馬克思讓哲學從天國降到人間，關註現實的人的時候，歷史究竟是被人構造的，還是歷史構造了人？當我們在要麽肯定主體性原則，要麽否定主體性原則的思維框架下，面對這樣的問題，我們只能得到一個非此即彼的回答。這不僅是一個理論問題，同時是一個事關社會變遷是否還需要革命，以及如何革命，怎麽革命等問題。這一問題是一個事關全局性的問題，這對於馬克思思想而言是如此，對於所有試圖揚棄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理論家來說也是如此。…

內容提要：法國思想對於主體性的癡迷源於其政治哲學中革命主體的建構。它構築的主體政治肇始於馬基雅維利對神學政治的否定。馬基雅維利對於情境與德行的相遇所構築的君主論，引發了葛蘭西的政黨理論，並最終激發了晚期阿爾都塞在偶然相遇的唯物主義當中所完成的對於無主體的主體性的構建。法國激進的主體政治建構方式得以完成。這種主體政治建基於一種匱乏的主體性之上，並不存在現實的主體載體。



而德勒茲以精神分裂者與遊牧民的兩個意象所構築的主體雖延續了這一建構主體性的結構，卻依賴於一種充盈而非匱乏的欲望之流構築了強度性的主體，這一主體本質上是一種剩餘主體性，它逃逸出任何試圖定義它的觀念，保持了它革命主體的本質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