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8 倫敦的情感:快樂、恐懼和中立態度(1700—19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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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上述研究，本案發現:宋代詞人整體情感的時間變化與宋代國勢發展基本吻合，隨國家的興衰而變化;詞人情感在不同時段的空間分布有所不同。地理環境等因素造成了不同詞人地方感的空間差異，而歷史事件引發的民族情感，又促成了宋朝詞人整體地方感的形成和變化。本案基於GIS空間統計方法，對不同詞人的情感進行定量化處理，將個體地方感的研究整合為對整個文人群體地方感的研究，嘗試進行地方感尺度的調換，為情感地理學中詩詞意境的定量研究提供了新的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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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的詩詞文本數據主要源於《全宋詞》(1999)，並結合「古詩文網」對宋代詩詞的分類，共挑選宋代寫景類詩詞340篇。在對文本進行數據提取與處理時，本案首先挖掘出宋代詩詞文本中的地理信息(即「涉及地點」，包括詩詞創作地和詩詞提及地)，通過確定地名的古今名稱和位置信息，直接在地圖上定位;其次，提取宋代詩詞的時間信息(即「創作年份」)，對無法確定具體創作年份的文本進行取中間值處理;再次，鑒於情感具有動態性、抽象性和復雜性，且測量難度較大，情感信息的提取與處理是本案研究的關鍵。本案嘗試對難以量化的情感提供有效的數理分析與表達途徑:第一步，將詞人的情感信息分為積極和消極兩大類:積極情感包括:快樂、曠達、平靜;消極情感包括:憤懣、悲傷、憂慮和思念(圖2);第二步，參照羅素(Russell)提出的情緒環狀模式，依照詞人的情感強度進行賦值:快樂(1.0)、曠達(0.6)、平靜(0.4)、思念(-0.5)、憂慮(-0.6)、悲傷(-0.8)、憤懣(-1.0)。…

其實早在20世紀初，就有學者成功將文學作品中的一些要素(如帶有虛構性的背景環境分布)以視覺化方式呈現，[34]例如夏普(William Sharp)把蘇格蘭地圖與司各特作品中人物的區域活動圖放在一起進行比較和分析，試圖發現現實空間與想象空間如何重疊。[35]然而，這些早期嘗試仍處於文學地理學的初步發展階段，主要還是側重文學文本的解讀。1998年，西方「數字人文研究」(digital humanities)代表人物——美國斯坦福大學的莫雷蒂(Franco Moretti)出版《歐洲小說地圖:1800—1900年》(Atlas of the European novel, 1800-1900)，其標誌著文學與地理深度互動的新時代已經到來，繪制地圖成為文學闡釋的重要方法之一。基於莫雷蒂的研究，瑞士學者皮亞蒂(Barbara Piatti)的《文學地理:場所、行動領域和空間幻想》(Die Geographie der Literatur: Schauplätze, Handlungsräume,…

具體而言，文學地理學以文學和地理的關係為研究對象，包含如下三個方面:



第一，文學要素的地理分佈、組合與變遷;



第二，文學要素及其整體形態的地域特征與地域差異;



第三，文學與地理環境之間的相互關係，而文學要素又可細分為創作主體 (如文學家、文學家族、文學流派、文學社團和文學活動中心)、文學作品主體 (如文學主題、題材、人物、原型、意象、景觀、體裁、形式、語言等諸多要素和作品形態)和文學接受主體(如讀者和批評家)。[31]

如上文學地理學論題若輔以情感維度加以考察，可以部分征用為文學情感地理學的研究對象。而站在文學研究的立場縱觀朱竑等人提出的情感地理學七大研究主題:



①情感、生態環境與氣候變化 (從人地關係的角度研究人類情感與生態和氣候變化間的相互影響);…

無獨有偶，情感問題不僅受到以金雯為代表的文學情感研究者的高度關注，文學地理學研究者同樣注重對於文學內部景觀的發掘與引伸。曾大興在論及「地理環境影響文學的途徑與機制」時特別強調文學家情感體驗的重要性。他認為地理環境作為一種物質現象，通過文學家的精神層面來影響作品，而精神層面的具體內容即是文學家的生命意識，其側重人類對於生命所產生的一種自覺的情感體驗。因此，中國古代文論中的「應物斯感」和「緣事而發」，適好用來概括地理物象和事項、文學家的生命意識和文學作品三者間所存在的兩種生成機制。緣情(如劉勰的「七情」[22]和班固的「哀樂」[23])而發的觸發機制對於文學家來說既是一種思維習慣，更是一種審美傳統。[24]

在西方新地理學(N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