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有秩序的社會對群眾的民意宣泄總是會保持應有的警惕，因為這種宣泄具有極大的不可預測性，也是極不穩定的，它既是偏執的，又是高尚的；既是專橫的，又是理想的。它兼有崇高和暴力這兩個截然不同的因素，其崇高境界成功地激起了群眾想入非非的高尚感情（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共同偉業），使他們在崇拜和服從中尋到自己的幸福；其暴力傾向以“道德凈化”為理由，排斥一切異端和不同意見，理直氣壯地展示和誇耀自己的不寬容、狂熱和暴力。

有兩種群眾理論可以幫助我們了解群眾的這種兩面性，一種是強調群眾的盲目激情、愚忠和暴力破壞，另一種強調群眾有自我保護的意識和在失序中尋找“羊咬狼”的機會。

第一種理論以勒龐（Gustave Le…

對於一個個人來說，只有明智的公民才會有理性清明的夢想。如果大多數國民沒有受到過相當程度的政治啟蒙，不能成為明智的公民，他們的夢想很可能是被誤導、蒙騙或愚弄的幻想。

對於一個國家來說，需要探究的不是哪一種夢更能激發人們的熱情和衝動，而是哪一種夢更適合人民的現實需要，更能使社會生活優秀和高尚起來。美好和美妙的好夢並不難做，難的是實現夢想，而不是用夢想來逃避和美飾現實。…

在美國的大眾幸福學中，幫助人們提升幸福的六個方面的“如何”建議是：如何無須害怕地按自己的意願生活、如何立刻就取得成效、如何去除生活中的煩惱和恐懼、如何在生活的所有領域中都能建立好的關係、如何以平靜的心態生活，以及如何得到真正的自由。

幸福感（happiness）是一個主客觀結合的生存整體狀態評估。美國著名心理學家賽利格曼（Martin E.P. Seligman）在他的積極心理學中提出一個幸福公式：總幸福指數＝先天的遺傳素質＋後天的環境＋你能主動控制的心理力量。大眾幸福學的前五方面都可以說是包含在“主動控制的心理力量”中了，有效的心理訓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變“先天遺傳素質”的不足，是追求幸福者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己努力去實現的。只有自由關係到幸福的“後天環境”，需要放在一個更廣大的社會環境中去理解和實現。從社會學和經濟學來說， 這個大的環境是“福祉”（well-being），而從倫理學或哲學來說，就是“好生活”（good…

不久前，一張北京某中學學生校園內拜高考狀元的照片引發很多人關注。圖片中，一個穿著校服的男孩子在兩個人像牌前鞠躬，敬禮。這兩個人像牌上的是高考狀元。中學生向兩位高考狀元偶像祈求，無非是想分享他們高考的好運。這令人想起2010年10月31日，廣州市一位常務副市長到城隍廟內拜海瑞，拜求“保佑建設系統沒有腐敗分子”。如今，中國各地的廟宇、道場香火鼎盛，許多人未必是真正的佛道信眾，但卻逢廟必拜，拜的都是偶像。不久前更有一個偉大偶像真實存在的轟動性科學證明，說山西省吉縣人祖山媧皇宮女媧塑像下所發現人骨，經北京大學C14同位素測定，人骨的年代距今約6200年前，搭配明代書墨題記，被專家們認定可能是傳說中史前三皇時代的女媧遺骨。…

最近，在討論文化體制改革問題中，有人提出要“實現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同發展”。其實，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所包含的“文化”並不是一回事，真正的文化事業必須以教化和教育為其使命，而成為產業的文化，則以賺錢為目的。顏淵向孔子問“為邦”之道，孔子答道∶“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音樂不只是為了悅耳動聽，不只是一種娛樂形式，而且應該有令人心靈高尚的教化作用。因此，“鄭聲”可以成為一種文化產業，而只有“韶舞”才能成為一種文化事業。…

罪是情感和認知的扭曲，是悖逆、不信任上帝、不相信“天”、驕傲和嫉妒，它對情感和認知都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在情感方面，我們的喜好已歪曲了，只愛自己、只愛權力和金錢，不愛上帝、不愛公義、不愛超越的普世心靈價值。在認知方面，罪雖然不影響我們關於大自然和世界的知識，但破壞了我們關於自己、其他人和關於上帝的知識。尤其是，罪損害了神聖感應，它在我們心裏引發了一個阻力，影響著神聖感應的衍生，把它窒息了。因此，如普蘭丁格所說，“我們本來是認識上帝的，知道他那奇妙的美麗、榮耀和可愛，但現在這些都嚴重地失卻了。”也正如加爾文所說：“來自人類自然本性的禮物已受損，那超自然的禮物則被取去了。”…

在網易上看到四川省綿陽市南山的一個寺廟——紅恩寺的一些照片*。這個小廟除了供奉著一般廟裏常見的菩薩外，還供著紅色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塑像以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的畫像。紅恩寺的楹聯是“打天下， 坐天下，人人都很擁護他；打江山，坐江山，全國人民都喜歡。”門楣上的橫批是：“真龍天子天下為公毛主席萬歲”。同“文革”中人人佩戴領袖頭像徽章，或者現在有的出租車上掛毛澤東像一樣，紅恩寺裏進行的是一種崇拜行為。這樣的崇拜行為是不是代表著什麽真正的政治信仰呢？…

人文主義的諸多成就之一便是將“人格”的觀念引入了人的言論，它讓我們看到，自由或不自由的言論最終會給人打上不同的人格印記。

自從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的經典名著《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明》(1860)問世以後，人文主義（humanism，簡稱“人文”）便成為歷史學家和思想史家常用的說法。“人文”有不同的側重，有的用它來泛指人的尊嚴，用以區別中世紀以上帝為中心和文藝復興以人為中心。有的用它來指人文學者們（humanists）所傳授的課目，也就是“人文學科”（studia humanitatis）——歷史、倫理、詩歌和修辭。這四門課是西塞羅和其他羅馬學者認為特別“人文”（humane）的，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學者延續了這一看法。他們認為，人之所以為人，全在於人有言論，並能區分是非。…

2月10日美國哥倫比亞廣播電視台晚間新聞報道了波士頓學院（Boston College）口述史研究者所面臨的一次法律和道德危機：是否要向聯邦檢察官交出他們手中的一些口述史材料。這件事其實在去年5月間就已經有了《紐約時報》的報道，當時美國聯邦檢察官就曾要求波士頓學院交出兩名研究人員在北愛爾蘭收集到的口述史材料，看來這件事一直到今天尚未解決。

這些材料是在1990年代末，由兩位口述史采訪員在北愛爾蘭收集的。接受口述采訪的是1970年代北愛爾蘭武力沖突中的一些雙方人士，有愛爾蘭共和軍方面的，也有效忠英國的。當時，口述史采訪者向受訪者作出了保密的承諾。…

從歷史上看，可以說，民主的歷程是一個選民被政客“騙”的精明過程。政治人物不斷向選民承諾他們想要的東西，以爭取他們的選票，但又一而再，再而三地無法兌現或充分兌現承諾。政治人物不斷的承諾和幾乎可以預料的拙於兌現，週而覆始地把選民“騙”得成熟起來。

然而，這不等於說選民應該再也不要相信任何政客，而是說，即使有了被“騙”的經驗，在憲政法治和民主選舉制度裏，選民們不僅可以，而且應該對政治人物保持一種謹慎的信任。如果一國人民不能對政治人物保持這樣的信任，整個社會便會陷入徹底的犬儒主義之中，既失去了期待改革的希望，也放棄了監督政治人物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