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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家 在這裡 on September 30, 2022 at 10:45am

愛懇編註：何謂两宋

1 宋朝，公元960年2月4日－1279年3月19日，根據首都及疆域的變遷，可細分為北宋與南宋，合稱兩宋，共享國319年。960年，後周諸將發動陳橋兵變，擁立宋州歸德軍節度使趙匡胤為帝，建立宋朝。趙匡胤為避免晚唐藩鎮割據和宦官專權亂象，采取重文抑武方針，加強中央集權，並剝奪武將兵權。宋太宗繼位後統一全國，宋真宗與遼國締結澶淵之盟後逐漸步入治世。1125年金國大舉南侵，導致靖康之恥，北宋滅亡。

康王趙構於南京應天府即位，建立了南宋。紹興和議後與金國以秦嶺-淮河為界，1234年聯蒙滅金，1235年爆發宋元戰爭，1276年元朝攻占臨安，崖山海戰後，南宋滅亡。 宋朝是中國歷史上商品經濟、文化教育、科學創新高度繁榮的時代。有人推算，1000年中國GDP總量為265.5億美元，占世界經濟總量的22.7%，人均GDP為450美元，超過當時西歐的400美元。宋朝時期，儒學復興，出現程朱理學，科技發展迅速，政治開明，且沒有嚴重的宦官專權和軍閥割據，兵變、民亂次數與規模在中國歷史上也相對較少。北宋因推廣占城稻人口迅速增長，從980年的3710萬增至1124年的12600萬。陳寅恪言：“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 ”西方與日本史學界中亦有學者認為宋朝是中國歷史上的文藝復興與經濟革命的時期。 （百度百科）


2 絲綢之路被堵：由於西夏、蒙古帝國、奧斯曼帝國相繼隔斷了中國與歐洲交往的路上通道，並對貿易商人征收高額稅率，極大的抑制了陸路商貿，商人為將絲綢、瓷器、香料等貨物運至歐洲，換取高額利潤，只得改走水路，不得不開通海上絲路! 進而導致了海上絲綢之路的興盛。

3 南宋（1127年6月12日 —1279年3月19日 ）是宋朝第二個時期，因以臨安（今浙江杭州）為都城，史稱南宋，歷九帝，享國152年。 1127年，宋徽宗之子趙構於應天府（今河南商丘）建國稱帝，是為宋高宗。 宋高宗先任用岳飛等主戰派抗金，之後主和派秦檜獨相十八年，簽訂“紹興和議”。

Comment by 家 在這裡 on September 29, 2022 at 9:27pm

管彥波：海緣世界：兩宋時期的域外民族誌研究

（管彥波，2017，《海緣世界：兩宋時期的域外民族誌研究》《云南社會科學》2017年第2期 / 作者簡介：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三峽大學民族學院楚天學者講座教授，主要從事民族歷史地理、生態人類學研究。）  

內容提要：任何一個時代有關域外知識的匯集，當與特定的國家戰略和對外貿易有一定的內在關聯。兩宋時期，隨著中國經濟重心南移東傾，政治地理結構的變化和海洋經濟要素的增長，以使節、商人為主的各種不同人群的穿梭往來，作為域外世界新鮮的知識與信息的“報道人”，他們的所見所聞為宋人建構域外世界諸多國家的圖像提供了可能。正是在海外世界知識匯聚的過程中，以《諸蕃誌》、《宣和奉使高麗圖經》為代表的域外民族誌作品集中湧現出來，這些作品的書寫特點、體例、內容等均對後世域外民族誌的撰述產生了直接的影響。　　

在東亞的政治地理版圖上，10至13世紀的中國可以說是局部統一與多民族政權分治的時期：北宋與遼、南宋與金相對峙，西夏、西遼、回鶻、於闐、喀喇汗王朝、吐蕃、大理等多民族政權並存發展。此時期，相較於空前統一的大唐帝國而言，兩宋王朝由於持續不斷受到周邊各大政治勢力的擠壓，政治地理空間日漸縮小，常處於積貧積弱的狀態，但兩宋時期的科技文化、經濟貿易尤其是海外貿易卻出現了繁盛的景象，這是一個頗耐人尋味的歷史現象。

與此現象相關聯，我們在梳理古代域外民族誌的學術發展史中，還注意到另外一個值得關注的事實是，自張騫鑿空西域以來，雖然就有不少中國人開眼看世界，注重對域外世界的觀察和記錄，也留下了一些關於域外的民族誌文本。但翻檢宋以前的文獻典籍時我們發現，即使是與域外世界有著廣泛接觸與交流的大唐時代，除了在正史的“四裔傳”中存留有較為豐富的海外國家和地區的信息外，專門性的域外民族誌仍屬鳳毛麟角。入宋以後，這一局面有所變化，當時關於域外[1]國家的信息和記載在《宋史》的相關傳記、宋代編撰的類書和一些專門性的誌書中被保留下來，這為我們了解宋人與域外的交往情況提供了更加多元的文本和資料。　　

一、兩宋時期中外之間的政治互動與經貿往來

如果說大唐時代伴隨著陸上絲綢之路的繁盛，出現了“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的中外交往盛況，那麼入宋以來，在陸上絲綢之路阻斷的同時，隨著官方主導的海外貿易與民間自由貿易的共同發展，在廣州、泉州等港口城市繁盛的過程中，中外之間因政治上的朝貢關係、商業貿易而掀起的人員交往，可以說開啟了另外一種中外交往的模式。

基於先秦時期的畿服制度而發展起來，以中國中原帝國為核心逐層關聯的朝貢關係，作為古代亞洲國家間關係展開的一種重要模式，它始於公元前3世紀，終結於19世紀末期。這種朝貢關係在唐帝國崩潰後，大一統的中國變成了多民族政權分治，宋王朝不再是單一的朝貢中心，失去了天下共主的地位，甚至成了朝貢的次級中心，但是兩宋王朝還是與域外的許多國家和地區保持著政治上的朝貢關係。據陳少豐研究表明，兩宋時期向宋朝入貢的主要國家有：高麗（今朝鮮半島）、交趾[2]（今越南北部和中部地區）、占城（今越南中南部）、三佛齊（今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東南部）、真臘（今柬埔寨）、阇婆（今印度尼西亞爪哇島）、渤泥（今文萊）、蒲端（今菲律賓民都洛島北岸）、羅斛（今泰國南部）、真里富（今泰國東南）、登流眉（今泰國）、蒲甘（今緬甸）、賓同隴（今越南潘朗）、三麻蘭、蒲婆、注輦（今印度科羅曼德爾）、天竺、西天東印度、北印度、西天竺、邈黎、大食、大食勿巡國（今阿曼東北部哈德角西岸的蘇哈爾港）、大食俞盧和地（今波斯灣西岸沙特阿拉伯的卡提夫）、大食麻羅拔（今也門席赫爾）、大食陳婆離（今伊朗西北部的大不里士）、大食層檀（今非洲東海岸坦桑尼亞的桑給巴爾島）、拂株（拜占庭帝國）等。[3]在這些國家或地區中，據周寶珠統計，高麗朝貢41次，交趾45次，占城56次，三佛齊33次，大食40次。[4]外國使臣到來後，他們攜帶著各國奇珍異寶、風物土產按既定的路線進入中國境內，朝廷則以中國物品“回賜”他們，由域外使節帶出海外。在接待域外國家和地區朝貢的同時，宋朝廷還不斷派出使臣出訪域外的高麗、交趾、天竺等國家。如據《宋史·交趾傳》等文獻記載，“宋室派遣使者至安南共約十次，其中較重要的有宋鎬、王世則之出使，宋鎬返國曾記南行之情況即《安南誌略》所謂之《宋鎬行錄》”。[5]又據相關學者研究指出，宋與高麗從太祖建隆三年（962）至孝宗隆興二年（1164）斷交以來，宋遣使臣至高麗30次。[6]（下續）

Comment by 家 在這裡 on June 8, 2022 at 9:46pm

在出使過程中，使臣出於各種不同的目的和感受，對行程路線、沿途的自然人文風情及個人感受，以行記、日記等形式記錄下來，後來的研究者稱之為“異域行記”或“奉使行程錄”，它是研究中外交通、經濟、交聘制度的第一手資料。這些資料有的未完整保留下來，在現存有佚文的宋代行記中，出使高麗的有3種，出使交趾的有一種。[7]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在宋與域外世界交往中，因經貿關係而帶動的人員往來可以說也是不可忽視的一個重要因素。入宋以後，中國與海外的經貿往來甚為繁盛，貿易的區域從東北的高麗到東邊的日本，南邊幾乎囊括東南亞的所有國家，西至阿拉伯地區和東非。北宋時期，宋海商赴日本貿易，有明確記載的達70次。據《高麗史》統計，從公元1012年到1192年，宋海商赴高麗貿易共117次。其中能確知人數的有77次，總計4548人。海商不僅是中外經濟交流中的主力軍，而且也充當使者、傳遞中外信息。[8]據相關學者統計，“北宋中期每年進出口總額為1666.6萬緡，北宋後期每年進出口總額為2333.4萬緡，南宋紹興晚期每年的進出口總額為3777.8緡”。[9]

以上我們以朝貢使節和海商的交往為例，對兩宋時期的海外交往情況進行了初步的梳理。事實上，對於不同區域的人群而言，彼此之間的互動、交往與了解，源於人口的流動。有宋一代，源於政治上的朝貢關係和經濟上的貿易往來而引發的人員流動，對宋人了解域外世界提供了便捷的渠道。也正是在這種人員的流動中，大量的有關域外世界的信息隨著物產的流動，源源不斷的匯集，使宋代中國人對域外世界的影像逐漸清晰起來。如果套用民族學田野調查中的所謂“報道人”的說法，穿梭往來的使臣、追逐利益的商人以及中外僧侶、移民等組成的龐大群體，向宋人報道了他們所了解的海外世界。對於這諸多的“報道人”，他們所獲取的域外信息則主要通過各具身份民族誌寫作者——既包括國家層面正史的海外民族誌的編纂者，也包括官方相關的機構編纂的以經世致用為目的大型類書、誌書，還有獨立的作者所撰寫的專門的域外民族誌作品記錄下來。　　

二、宋代的域外民族誌書寫及主要的民族誌類型　　

如上所述，入宋以來，因政治上的朝貢關係和經濟上的海商貿易等各種原因，中外之間有了高頻度的人員往來，在人員往來中有關域外國家的信息源源不斷地匯集起來，為宋代士人撰述域外民族誌提供了鮮活的材料。成書於宋代的域外民族誌，從存錄情況、體裁等方面來看，大致有如下幾個類別：

一是以正史為代表的官修史書對域外國家和地區的記錄與書寫。在我國傳承有序的二十四史編纂中，宋代編有《新唐書》、《舊五代史》、《新五代史》等史書，反映的是宋朝建立以前的情況，而元代脫脫主持編纂的《宋史》卷485至卷492是“外國傳”，雖然所謂的“外國傳”，只是相對於宋王朝而言的，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外國，而是包括了西夏、大理、回鶻、高昌、於闐、龜茲、黨項、渤海、吐蕃等邊疆地區由各民族建立的地方政權，但也專門有交趾、占城、真臘、蒲甘、邈黎、三佛齊、阇婆、南毗、渤泥、注輦、丹眉流、天竺、大食、拂菻、日本、高麗等十餘個域外國家和地區的傳記，其中的高麗（專門安排一卷）、交趾（與大理共為一卷）所占的篇幅較大，反映了這兩個國家與宋朝關係的密切及其重要性。在具體的敘述中，有些傳記如《宋史·占城傳》中還旁及了交趾、賓陀羅、麻逸、蒲端、三麻蘭國、勿巡國、蒲婆眾國等域外國家和地區。[10]成書於元初的《宋史·外國傳》（五、六、七）作為最主要的域外民族誌文獻，參閱匯聚了之前諸多有關域外國家的資料和信息修纂而成，其對各個域外國家的記載雖然詳略不一，但大致包括地理四至和方位里程[11]、風物土產（衣食住行、集市、物產等）、語言文化、官制刑法、與宋通使（入貢）情況等諸多方面，內容較為豐富、全面，尤其是對於朝貢的記載（錄貢表）甚為詳盡，帶有明顯的官方政治意識色彩。

二是各種大型的類書、誌書以及雜錄、朝野見聞錄等關於域外的記載。有宋一代編撰了《五代會要》、《玉海》、《宋會要》、《宋會要輯稿》、《續資治通鑒長編》、《宋朝諸臣奏議》、《山堂群書考索》、《輿地紀勝》、《冊府元龜》、《元豐九域誌》、《輿地廣記》、《事林廣記》、《云麓漫鈔》、《文昌雜錄》、《桯史》等大型的類書、誌書、雜錄，這些文獻中的“邊防門”、“方域門”、“蕃夷門”、“四夷部”、“朝貢門”等相關的門類或部類，對域外國家和地區的情況均有不同程度的涉及。如《宋會要輯稿·蕃夷》記載的域外國家和地區有：真臘、拂菻國、占城、天竺國、大食、蒲端、阇婆國、真里富國、佛泥國；《事林廣記·方國門》記載了占城國、賓童龍國、真臘國、三佛齊國、單馬令、佛啰安、訶陵國等多個國家；《五代會要》記載了高麗、新羅、占城等國家。此類有關域外民族誌的文獻，總體上而言較為龐雜，有的成系統、有體例，有的可能只是只言片語散在相關的記錄中，但也彌足珍貴。(下續)

Comment by 家 在這裡 on June 3, 2022 at 11:47am

三、是專門性的有似現代的列國誌、地方誌、民族誌之類的著作。此類作品以《諸蕃誌》、《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嶺外代答·外國門》最為典型，或者說是具有現代意義上的民族誌作品。這三部著作中，趙汝適的《諸蕃誌》分為上、下兩卷，上卷“誌國”，是關於交趾國、占城國、賓瞳龍國（愛懇注：音譯自梵語Panduranga，處今越南南部）、真臘國、登流眉國、蒲甘國、三佛齊國、單馬令國、淩牙斯國、佛啰安國、新拖國、監篦國、藍無里國、阇婆國、蘇吉丹、南毗國、胡茶辣國、麻啰華國、注輦國、大秦國、天竺國、大食國、麻嘉國、層拔國、弼琶啰國、勿拔國、中理國、甕蠻國、記施國、白達國、弼斯啰國、吉慈尼國、勿廝離國、蘆眉國、木蘭皮國、勿斯里國、遏根陀國、海上雜國、渤泥國、麻逸國、三嶼、流求國、毗舍耶、新羅國、倭國等5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傳記，屬於“多國”民族誌；下卷“誌物”，介紹了腦子、乳香、沒藥、血碣、金顏香、篤耨香、蘇合香油、安息香、梔子花、薔薇水、沈香、箋香、速暫香、黃熟香、生香、檀香、丁香、肉豆蔻、降真香、麝香木、波羅蜜、檳榔、椰子、沒石子、烏樠子、蘇木、吉貝、椰心簟、木香、白豆蔻、胡椒、蓽澄茄、阿魏、蘆薈、珊瑚樹、琉璃、貓兒睛、珠子、硨磲、象牙、犀角、膃肭臍、翠毛、鸚鵡、龍涎、玳瑁、黃蠟等48種異域物產的產地、性狀、用途等情況，可以說屬於“物”的民族誌。周去非的《嶺外代答》作為參酌范成大《桂海虞衡誌》編撰而成的區域地理誌，也是宋代廣西地區極具史料價值的民族誌。在范成大的《桂海虞衡誌》中，關於域外國家的記載，僅涉及安南、交趾等與廣西毗鄰的幾個國家，對域外世界記載甚少，而《嶺外代答》則專門安排有“外國門”一個類別，記錄了安南國、占城國、真臘國、蒲甘國、三佛齊國、阇婆國、故臨國、注輦國、秦國、大食諸國（麻離拔國、麻嘉國、白達國、吉慈尼國、眉路骨惇國、勿斯離國）、木蘭皮國、西天諸國（王舍城、天竺國、中印度等）、西天南尼華啰國、東南海上諸雜國（沙華公國、近佛國、女人國）、昆侖層期國、波斯國、三伏馱等數十個域外國家和地區，(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雖是宋代廣西地區的民族誌，但由於對諸多的域外國家和地區均有敘錄，對我們研究此時期的域外民族誌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與《諸蕃誌》所不同的是，徐兢的《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又名《高麗圖經》）可以說是宋代最為典型的一部域外民族誌。[12]公元1123年5月，徐兢以國信使所提轄人船禮物官身份，隨國信使路允迪一行200餘人奉命出使高麗，滯留高麗期間，參與使團的各種活動，並注重觀察、搜集資料，歸國後以其所見所聞撰述《宣和奉使高麗圖經》一書，全書共四十卷，分為建國（卷1，1條）、世次（卷2，3條）、城邑（卷3，8條）、門闕（卷4，6條）、宮殿（卷5－6，13條）、冠服（卷7，8條）、人物（卷8，5條）、儀物（卷9－10，12條）、仗衛（卷11－12，18條）、兵器（卷13，8條）、旗幟（卷14，7條）、車馬（卷15，7條）、官府（卷16，6條）、祠宇（卷17，10條）、道教（卷18，1條）、釋氏（卷18，5條）、民庶（卷19，5條）、婦人（卷20，7條）、皂隸（卷21，8條）、雜俗（卷22－23，16條）、節仗（卷24，14條）、受詔（卷25，6條）、燕禮（卷26，10條）、館舍（卷27，11條）、供張（卷28－29，20條）、器皿（卷30－32，30條）、舟揖（卷33，6條）、海道（卷34－39，46條）、同文（卷40，4條）等29類，每類之下有介紹內容的序文，除“祠宇”等類目外，大多物圖其形。該書將高麗王朝的典章制度（包括世系官制、兵制、學校科舉、交聘等）、社會風俗（宗教信仰、民族服飾、生活雜俗、供帳器皿等）、高麗物產、山川道路、海上路途等作了詳細的記載，不僅在歷史地理學、中朝關係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對我們認識12世紀20年代高麗社會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它是一部有關高麗的民族誌——域外國別民族誌。

四是“王會圖”、“職貢圖”之類的域外民族誌文獻。中國古代對域外世界的認識和了解，大致有兩個基本的認知路經：一是《山海經》式的對海內海外世界的想象；二是以定期或不定期的朝貢為核心建立起來的信息傳遞。在這兩種路徑所留下的資料，或者說廣泛意義上的域外民族誌資料中，“王會圖”、“職貢圖”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類別。入宋以降，朝廷亦重視對域外朝貢使節的接待，通過設立專門的機構，諸國使臣“至則圖其形像，書其山川風俗，若有封爵禮命之事則承詔頒付”，[13]依據這些資料，編纂《大宋四裔述職圖》。據《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八五云：“（大中祥符八年九月）庚申，權判鴻臚寺、刑部郎中、直史館張復上言，請幕集大中祥符八年已前朝貢諸國，績畫其冠服，采錄其風俗，為《大宋四裔述職圖》，上以表聖主之懷柔，下以備史臣之廣記。從之。及復以圖來上，上曰：‘二聖已來，四夷朝貢無虛歲，何但此也。’乃詔禮儀院增修焉（增修乃明年四月己亥，今並書）。”[14]宋王栐撰《燕翼詒謀錄》卷四亦云：“唐有《王會圖》，皇朝亦有《四夷述職圖》。大中祥符八年九月，直史館張復上言：‘乞纂朝貢諸國衣冠，畫其形狀，錄其風俗，以備史官廣記。’從之。是時外夷來朝者，惟有高麗、西夏、注輦、占城、三佛齊、蒙國、達靼、女真而已，不若唐之盛也。”[15]《玉海》又云：“今秘閣圖畫有占城、三佛齊、羅斛、交趾職貢圖各一，真臘職貢圖二，外國入貢圖一。《崇文目》地理類有《華夷列國入貢圖》二十卷。”[16]又據北宋宣和年間（1119－1125）由官方主持編撰的《宣和畫譜》著錄有北宋中期畫家李公麟的《職貢圖》。該書卷七載禦府所藏李公麟畫作一百零七種目錄，其中有《十國圖》二卷、《職貢圖》二卷。《十國圖》據南宋學者劉克莊記述，“舊題云李伯時學吳道子畫”知當時人以此圖為唐代吳道子畫作的摹本，所繪凡日本、於闐、三瞳、日南、天竺、拂菻、女國、堅昆、波斯等十國（其中一國題名闕失），反映的是唐代的歷史內容。今此圖已佚。[17]　　

Comment by 家 在這裡 on June 2, 2022 at 10:14am

三兩宋時期域外民族誌的書寫背景與特點：上面，我們對宋代有關的域外民族誌進行了一個簡單的歸類介紹。仔細對比各種不同類型的域外民族誌文獻，我們還可以看出一些具有共性的東西。大致而言，兩宋時期域外民族誌書寫呈現出如下一些鮮明的特點，這些特點有些具有廣泛的共性，有些雖不具備共性，但具備鮮明的個性。下面，我們結合時代背景、圍繞民族誌的構成要素及寫作實踐進行一個簡略的梳理。

（一）時代風潮：海洋世界知識的匯聚

中國作為一個陸海兼備的國家，在陸上絲綢之路發展與繁盛的同時，以徐聞港、合浦港等港口為起點的海上絲綢之路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開通。但在宋以前，大多數王朝統治者對海洋世界缺乏明確的戰略規劃和足夠的熱情，多注重向西的陸路地緣方向的發展，對海洋世界的認識也大多限於舟師船工與商人之間，關於海洋世界的知識儲備未真正進入主流社會的知識體系之中。

入宋以後，有諸多因素在促使這種局面發生變化：一是周邊各大政治勢力的崛起，宋王朝向西、向北發展遇到了難以逾越的政治阻隔，向西發展的暢通無阻的陸路交通已不復存在，要想復制大唐帝國陸上絲路的繁盛亦無可能。二是隨著中國經濟重心南移東傾，尤其是南宋偏安東南後，政治地理結構的變化和海洋經濟要素的增長，尤其是與東南亞、南亞等沿海國家商業貿易的增加，海緣政治和海上的交通，在不斷強化宋人的海洋意識。三是此時造船技術、航海技術的大幅提升尤其是指南針的航海運用，為宋代中國人走向海洋提供了技術保障。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有關海洋世界的知識，伴隨著《諸蕃誌》所記載的數十種異域物產的“流動”，不斷地匯聚起來，大量的商人、航海者、水手、移民口述的有關域外國家的信息，為宋人建構海洋世界諸多國家的圖像提供了可能，也正是在這種海洋知識積累取得巨大進步的基礎上，數十個海外國家的圖像被提煉書寫下來，這就是海洋視角下世界知識系統化的過程。

（二）層層累積的資料匯聚與多元的“報道人”

現當代民族誌的寫作一般基於撰述者親自的現地調查，調查資料是最為直接的第一手資料，但在調查之前，對研究客體和考察區域相關的文獻資料、前人研究成果進行學術史的梳理，可以說也是調查者不可或缺的功課之一。古代中國人對域外世界的觀察與記錄，除了少量的求法僧人和諸如《經行記》的作者杜環因特殊的人生際遇流落域外，對觀察區域有直接的考察之外，很多並未有實地的考察。所以，向圖書館作調查、向前人作調查，依靠之前點點滴滴積累起來的史料，逐漸建構域外國家和民族的圖像，就是一種慣常的做法。宋代傳承下來的域外民族誌有不少具有這種特性，如頗具代表性的《諸蕃誌》除了大量的資料來自於其親自的采訪記錄外，還博采之前的《隋書》、《舊唐書》、《新唐書》、《五代會要》、《宋會要輯稿》、《太平寰宇記》、《云麓漫鈔》、《嶺外代答》等文獻典籍，向“女兒國”、“真臘”等內容完全轉抄自同時代的《嶺外代答》，對“蒲甘國”的記述有不少內容也來自《嶺外代答》。又如《宣和奉使高麗圖經》雖然直接源於作者出訪朝鮮的所見所聞，但也參考過其之前楊景略的《奉使句驪掜抄》、王云的《奉使雞林誌》[18]、孫穆的《雞林類事》等文獻。

 

在前人資料積累的基礎上，有關域外國家和地區各種自然地理、人文景觀、風物土產、交通里程等民族誌內容的來源，主要依靠大量的“報道人”來自各種不同渠道的報道。這些“報道人”大致包括中外使節、商人、航海家、地方官員、移民、僧人等諸多群體，他們源源不斷地向國內輸入有關域外的信息，而尤以頻繁往來穿梭於中外的使節（團）、龐大的商人群體最為重要。就使節而言，肩負王朝使命出訪的使臣，大多要記錄沿途里程及所見所聞，以“行程錄”、“異域錄”、“奉使錄”、“圖記”之類的報告回朝復命，如據《宋史》記載，宋朝使臣宋求“再使高麗，密訪山川形勢、風俗好尚，使還，圖紀上之，神宗稱善，進通事舍人。”[19]而外國使節到來之時，從入境到抵達京城，每個環節都有專門的接待機構和陪同人員，當時以禮部主客司為主的接待機構，每當外國使節到來時要委派專門的人員問詢使節，通過主動而積極的問詢貢使制度獲取域外相關國家的信息。“與宋人的奉使錄相比，這些異國使臣的口述資料，某種程度是宋人不出門的‘旅行’記錄，正如宋代文人山水畫的‘臥遊’可謂異曲同工。”[20]（管彥波，2017，《海緣世界：兩宋時期的域外民族誌研究》（下續）

愛墾評：纳入講好南海故事框架探讨，對照今天的情况，我們的認識豈能只限于猫山王榴槤？我們應該有更大的視野来借本區域文史提升我們本身。

Comment by 家 在這裡 on June 1, 2022 at 12:03pm

在宋人獲取域外國家信息當中，往來商人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群體，而與來往商人最為密切的機構——宋代繁盛的港口及相應的管理機構市舶司可以說是一個域外信息匯集之地。早在唐玄宗開元年間，唐朝就在今廣州等通商口岸城市設市舶使，或特委派官員或由節度使兼任，負責管理海上對外貿易。入宋以後，隨著海外貿易尤其是民間海外貿易的發展，在東部沿海地區的杭州﹑明州（今浙江寧波）﹑泉州、密州（今山東諸城）等地相繼開辟市舶司，加強對海上商業貿易的管理。這些港口城市匯集了大量的海內外商人和少量的海外移民，他們的到來把海量的有關域外國家和地區的信息傳遞到此，為宋代的地方官員撰著有關海外國家和地區的著作提供了方便。這當中，最具說服力的事例當屬趙汝適撰述《諸蕃誌》。

在趙汝適之前，范成大（靜江府兼廣南西路經略安撫使）、周去非（廣南西路桂州通判）從廣西地方官離任後分別著有《桂海虞衡誌》和《嶺外代答》。兩部著作中，均有一些關於域外國家和地區的信息，尤其是《嶺外代答》所記述的數十個海外國家，當據周去非在廣西的所聞而成，對當時的域外民族誌撰述具有一定的影響。南宋時期的趙汝適，長期任福建路市舶提舉，其在福建時，福州、泉州商賈云集，他查閱文獻典籍，詢訪賈胡，撰著《諸蕃之》。其自序云：“汝適被命此來，暇日閱諸蕃圖，有所謂石林、長沙之險，交洋、竺嶼之限，問其誌則無有焉。遒詢諸賈胡，俾列其國名，道其風土，與夫道里之聯屬，山澤之蓄產，譯以華言，刪其穢渫，存其事實，名曰《諸蕃誌》。海外環水而國者以萬數，南金象犀珠香玳瑁珍異之產，市於中國者，大略見於此矣。”[21]憑藉工作中能夠全方位接近外商的有利條件，趙汝適收集了大量的域外信息，為撰寫《諸蕃誌》提供了翔實而可靠的資料支撐。事實上，其之前周去非《嶺外代答》對域外國家的記述，也得力於其在任時可以廣泛接觸賈胡的有利條件。與趙汝適一樣，周去非也是一個未出過國門之人，其《嶺外代答》較為清晰地記載了20多個國家的地理方位、風土民情、通商線路等情況，後人在校注該書時感嘆道：“一個足跡未出國門的人，竟能有條不紊且頗符實際地記下遠方異國情況，宛如身歷其境，不能不嘆為奇跡！”[22]

（三）撰述者的多重身份：多元的域外民族誌書寫實踐

如果說在宋之前有關域外世界的書寫，諸如《佛國記》、《大唐西域記》那樣，主要還是以西行求法僧人的所見所聞為主，或者輔以正史的記載外，那麼入宋以後關於域外民族誌的書寫則進入了一個多元化的發展時期，在這個時期湧現出來的各種不同形式的域外民族誌作品中，我們且不說正史、各種類書或誌書的作品，就是單行的《諸蕃誌》和《宣和奉使高麗圖經》也頗具歷史文化價值。這兩部著作，一部涉及到數十個國家和地區，一部以朝鮮半島為主要的考察對象。我們先看《諸蕃誌》。

隋大業三年（607年），裴矩奉命到張掖（今屬甘肅）掌管隋朝與西域諸國的互市貿易，其上任後便充分利用與“胡商”接近的便利條件，傾心交結西域使臣和商人，千方百計地從他們口中了解西域的自然地理、風土民情、山川險易等情況，並翻閱了大量的圖書典籍，以第一手的材料撰成《西域圖記》3卷，呈獻隋煬帝。遺憾的是，這部重要的圖文並茂的民族誌文獻並未很好的傳承下來，欲窺其詳，已弗可能。到了宋代，趙汝適撰《諸蕃誌》從某種意義上而言，可以視為古代關於域外民族誌承前啟後的作品。它前承《西域圖記》、《經行記》等“多國”民族誌作品，其所開創的嚴謹、詳備的敘事體例及關於域外國家豐富信息的記載為後世所仿效，元代汪達淵作《島夷誌略》多征引《諸蕃誌》，明代馬歡作《瀛涯勝覽》亦沿襲趙汝適開創的體例。所以，《諸蕃誌》作為海外民族誌的代表性作品多為後世所推崇。

宋代存留下來的國別域外民族誌，《宣和奉使高麗圖經》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這部關於朝鮮半島圖經與地誌的作品，其書寫圍繞著兩條主線：一是人文的考察與記錄；二是通往高麗的海上航程，其最大的特點的是圖文並茂，或者說圖像與文字共同承擔歷史敘事，從這個意義上而言，我們可以把之列入“圖像民族誌”或“民族圖誌”系列。這部作品所涉及的29個類目300餘條中，所記制度、事物如果與中國相同，則只記文，不圖其形；如果與中國相異，則既記其文又圖其形，但對於形制簡陋，不宜圖其形者，也只是記其文。[23]該書的作者徐兢是一個丹青高手，其之所以能夠入選使團，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其擅長繪畫。史稱其：“畫入神品，山水人物，二俱冠絕。”[24]事實上，在古代使臣出使後所留下的著述中，“圖記”之類的“民族圖誌”作品也是一種特殊的不可多得的類別。如唐時期王玄策出使印度，著有《中天竺國行記》和《中天竺國圖》，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認為二者同指一書，稱其“行記十卷，圖三卷”。[25]淳化元年正月至二年六月，宋鎬出使交趾，著有《交州山川凡俗》（據《長編》卷31引，殘存）。元豐元年九月前，羅昌皓訪問占城國，畫《占城至交趾地圖》以獻（據《長編》卷292元豐元年九月乙酉條，已佚）。但是，在傳世的此類作品尤其是有關域外的早期作品中，《宣和奉使高麗圖經》確實是非常彌足珍貴的一部。　

Comment by 家 在這裡 on May 30, 2022 at 4:16pm

四兩宋時期的域外民族誌對後世的影響
前面幾個部分，我們以兩宋王朝與域外世界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互動，尤其是海洋絲綢之路的繁盛為背景，對10至13世紀幾近300年的域外民族誌書寫實踐進行了全方位的掃描與爬梳，並著重解讀了《諸蕃誌》和《宣和奉使高麗圖經》等經典域外民族誌的書寫特點。結合本文討論的主題，如果我們以兩宋時期為一個觀察節點，在歷史的縱軸上上下求索延展，那麼能否看到一些帶有某種規律性或者說傾向性的現象呢？

事實上，在中國古代民族誌的發展歷程中，雖然早在先秦時期的《尚書》、《春秋》、《山海經》等經典文獻中，就已初步呈現了古代民族誌敘事的基本路數，後經由正史的規范化敘事與傳承，民族誌的書寫在傳統的歷史典籍中成為一個重要的類別。但有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在宋以前或者說隋唐以前漫長的發展演進過程中，中國民族誌的書寫是比較單一的，除了王朝框架下正史“四裔傳”的民族誌敘事一枝獨放外，我們似乎沒有看到太多書寫的方式，有關域外民族誌的資料與信息也主要裹挾在正史“四裔傳”等相關的文獻中，屈指可數的幾部域外民族誌作品也主要限於西行求法僧人留下的文字，中國士人主動走出去對海外世界進行直接的觀察和記錄確實太少。

入宋以後，隨著民間海外貿易的勃興，中國經濟重心的南移東傾，兩宋面臨的海緣政治地理格局的變化，一系列新的因素促使海上絲綢之路走向繁盛，在此過程中，以使節、商人、航海者、移民、僧人等為主的群體，作為域外世界新鮮知識和信息的“報道人”，他們為宋代中國人建構域外世界的圖像提供了素材。在此海外世界海洋知識匯集的時代背景下，宋代中國人對域外世界的觀察和記錄出現了更加多元化的發展，我們且不說正史“四裔傳”以及大型的類書、誌書有關海外的記述的豐富性與多樣性，僅是以《諸蕃誌》、《宣和奉使高麗圖經》為代表的域外民族誌作品所呈現出來的豐富內涵，也足以讓我們領略那個時代人們的海洋視野和海納百川的開放態勢。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需要強調指出的是，兩宋時期域外民族誌的寫作實際上具有承上啟下的轉換意義——它承接隋唐已見端倪的民族誌多元書寫之風氣，開啟了之後更為豐富的域外民族誌發展路徑。宋之後除了在各種正史、大型誌書、類書等歷史文獻中湧現的域外民族誌作品外，單部的域外民族誌文獻也甚為豐富。如元代周達觀的《真臘風土記》、佚名《異域圖誌》、周致中的《異域誌》、汪大淵的《島夷誌略》，明代馬歡的《贏涯勝覽》、費信的《星搓勝覽》、鞏珍的《西洋番國誌》等都是比較經典的。

那麼，這些經典的域外民族誌，與宋代的域外民族誌有些什麼樣的關聯呢？如同中國古人對世界的認識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一樣，域外民族誌的發展也存在著一個互為資料的累積過程。前面我們所考察的兩宋時期的域外民族誌作品，大多成為後世此類作品一種重要的史料來源。如元末明初周致中《異域誌》上卷所記87條中，九條采自《事林廣記》，五條采自《嶺外代答》，四條采自《酉陽雜俎》，一條合采《事林廣記》與《酉陽雜俎》，一條合采《嶺外代答》或《諸番誌》與《事林廣記》。

下卷所記97條中，三十三條采自《事林廣記》，十二條采自《嶺外代答》，七條采自《酉陽雜俎》， 一條合采《事林廣記》與《酉陽雜俎》，一條合采《事林廣記》與《嶺外代答》，一條合采《酉陽雜俎》與《嶺外代答》。[26]

又如在編纂體例上，宋之後的元代出現了3篇比較經典的域外民族誌，即周達觀的《真臘風土記》、汪大淵的《島夷誌略》和周致中《異域誌》，在這三部作品中，《島夷誌略》記述的是亞、非、澳各洲2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歷史地理、人文風土，多為作者航海所見所聞。它“上承宋周去非《嶺外代答》、趙汝適《諸蕃誌》，下接明馬歡《贏涯勝覽》、費信《星搓勝覽》等書。”[27]

在明代百科式圖錄類書《三才圖會》的“人物卷”中記載了156個域外國家的圖說，其中源自《酉陽雜俎》的有焉耆國、木直夷、蘇部識匿國等７個域外國家；源自《嶺外代答》的有麻離拔國、蜑王蠻等６個國家；源自《事林廣記》的有真臘國、大食勿拔國、沙弼茶國等13個國家。[28]

不僅域外資料的互為積累如此，在某些細部或環節也能夠看到相互間的承繼關係或者影響的痕跡。如在域外民族誌的創作群體中，兩宋時期的出使使節和與海外商業貿易有關聯的政府官員（管理者）是一個主要的創作主體。在宋之後的域外民族誌作品中，由出使使節撰述的具有民族誌類型的作品依然是一個主要的類別。具體有如：明代出使朝鮮官員中，倪謙作《朝鮮紀事》、姜曰廣作《輶軒紀事》、龔用卿作《使朝鮮錄》、董越作《朝鮮賦》；錢薄出使安南作《使交錄》、湛若水作《交南賦》，董越、王敞出使朝鮮作《朝鮮賦》，薛俊出使日本作《日本考略》，蕭崇業、謝傑出使琉球作《使琉球錄》，等等。（管彥波，2017，《海緣世界：兩宋時期的域外民族誌研究》（下續）

Comment by 家 在這裡 on May 30, 2022 at 12:12pm

愛墾評·去宋朝看國際商貿

管彥波：海緣世界：兩宋時期的域外民族誌研究

另外，在域外民族誌的寫作體例中，以“什麼條”為類目逐條著錄海外國家和地區，在宋時期的民族誌作品中，是一種普遍的做法。這種敘事體例在宋之後的海外民族誌作品中也多有延續，如元末明初周致中的《異域誌》就著錄了200多個國家和民族，編成157條。

總之，伴隨著海上絲綢之路的繁盛，結緣於海洋世界，兩宋時期的中國人對域外世界的認識更加多元，海外民族誌的書寫也進入了一個多元化的發展階段，並且對後世域外民族誌的書寫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1] 為了討論方便，本文將以當代中國的疆域范圍來界定“域外”，討論中所涉及的信息也在此界定中展開。

[2] 交趾又作“交阯”，各種文獻記載略有不同，本文統一為交趾。

[3] 陳少豐：《宋代海外諸國朝貢使團入華之研究》，福州：福建師范大學全日制學術學位研究生博士學位論文，2013年6月，第2－3頁。

[4] 周寶珠：《宋代東京研究》，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583、587頁。

[5] 陳佳榮：《中外交通史》，天津：學津書店，1987年，第270頁。

[6] 申採湜：《宋代官人的高麗觀》，林天蔚、黃約瑟主編《古代中韓日關係研究——中古史研討會論文集之一》，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1987年，第138頁。

[7] 詳見阮怡：《宋代域外行記中的奉使交聘文化》，《中華文化論壇》2016年第5期，第108－114頁。

[8] 黃純艷：《論宋朝海商在中外關係中的作用》，《云南社會科學》1995年第5期，第78－83頁。

[9] 熊燕軍：《宋代東南沿海地區外向型經濟成分增長的程度估測及其歷史命運》，《韓山師范學院學報》2007年第1期，第40－47頁。

[10] [元]脫脫：《宋史》卷489《占城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 年點校本，第14084 頁。

[11] 參照的是中國的位置，如《宋史》記占城在中國之西南，“東至海，西至云南，南至真臘國，北至歡州界”，或者與邊疆地區的接壤情況，也有的以所記國為參照。

[12] 中原王朝與朝鮮半島的交往從來不絕於史，尤其是隋唐時期有了更為直接的對撞與沖突，但宋之前中國人關於朝鮮半島實地旅行的文字則少見史載。入宋後，奉命出使朝鮮半島的使臣留下的文字則逐漸多了起來，如陳寬的《高麗、女真風土朝貢事儀》、楊景略的《奉使句驪掜抄》（十二卷）、《直齋書錄解題》所收《奉使雞林誌》三十卷等。

[13][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職官一三，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57 年（2006年重印）第2687頁。

[14][宋]李燾撰：《續資治通鑒長編》卷85，上海師范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等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第1951頁。

[15] [宋]王栐撰：《燕翼詒謀錄》卷4，誠剛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41頁。

[16] [宋]王應麟撰：《玉海》（合璧本），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1977年，第2912頁，卷一五三，第三六葉上。

[17] 趙燦鵬：《宋李公麟〈萬國職貢圖〉偽作辨證——宋元時期中外關係史料研究之一》，馬明達、紀宗安主編《暨南史學》第八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年6月，第204頁。

[18]《直齋書錄解題》傳記類著錄《奉使雞林誌》30 卷，崇寧元年宣德郎以書狀從劉逵、吳栻使高麗，歸而以此書以進，自元豐以後事實皆詳載之。《藝文誌》卷203吳栻《雞林誌》20卷，應即王云所撰之重出或別題。

[19][元]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1064頁。

[20] 潘晟：《宋代地理學的觀念、體系與知識興趣》，北京：北京大學博士研究生學位論文，2008年6月，第180頁。

[21] [宋]趙汝適著，楊博文校釋：《諸蕃誌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第1頁。

[22] [宋]周去非著，楊武泉校注：《嶺外代答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第9頁。

[23] 具體情況是：城邑（今盡得其建國之形勢而圖之云）、宮殿（今繪其形制，仍不廢其名也）、冠服（然而官名參差，朝衣燕服，時有同異者，謹列之，作冠服圖）、人物（今姑自李資謙而下，圖其形者五人，並其族望而為之說）、儀物（今並繪其儀物如後）、仗衛（今繪圖各以名色列之於後）、兵器（今具其名物，圖之於左）、旗幟（今並列於圖云）、祠宇（今取其人使道路所歷，與夫齋祠遊覽耳目所及者圖之，其餘不見制度，則略而不載）、釋氏（今圖其衣服制度，以考同異云）、民庶（今繪其國民庶，而以進士冠於篇）、婦人（今姑摭其異於中國者圖之）、皂隸（今自吏職以迄驅使，並列圖於左）、雜俗（今姑總其耳目所見者圖之，並以土產資養之物附於後）、受詔（今圖其趨事執禮之勤，以備觀考）、燕禮（具載於圖，以誌其向慕中國之意）、館舍（其建立使館，制度華侈，有逾王居，臣嘉之，作館舍圖）、供張（今謹敘麗人所以祇待使華者，作供張圖）、器皿（謹掇其概圖之）、舟楫（今謹即所見列於圖）、海道（今既論潮候之大概詳於前，謹列夫神舟所經島、洲、苫、嶼，而為之圖）、同文（謹條其正朔、儒學、樂律、度量之同乎中國者，作同文記而省其繪畫云）[見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虞云國、孫旭點校，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

[24] 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虞云國、孫旭點校，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166頁。

[25]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64年，第82頁。

[26] 康冰瑤：《〈異域誌〉研究》，陜西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5月，第46、83頁。

[27] 蘇繼庼撰：《島夷誌略校釋·前言》，中華書局，1981年，第2頁。

[28] 臧運鋒：《〈三才圖會〉域外知識文獻來源考——以〈地理卷〉和〈人物卷〉為考察中心》，浙江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年5月，第31頁。

（管彥波，2017，《海緣世界：兩宋時期的域外民族誌研究》《云南社會科學》2017年第2期 / 作者簡介：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三峽大學民族學院楚天學者講座教授，主要從事民族歷史地理、生態人類學研究。）

Comment by 家 在這裡 on May 22, 2022 at 9:06pm

蟬的主題紋樣：以傳統服飾的名義迎接夏季

說起夏天，最具代表性的紋樣是什麼呢？不如說說惱人的小東西“蟬”吧！夏天煩人的昆蟲，在古人眼裏卻能象征君子的品德，將它應用在官員的服飾之上，後世也有用它做荷包、做發簪的……一起進入“蟬”的世界，以傳統服飾的名義，迎接夏季！

夏季的代表性動物，大概就是惱人的“知了”，大名叫作“蟬”。

小時候對於這種昆蟲的印象極其糟糕，以前沒有空調，降溫全靠偶爾光顧的臺風，所以在下午熱得睡不著的暑假裏，在耳邊叫個不停的蟬真的是煩人極了。而且體型又不算小，經常有討厭的男孩子會抓來嚇唬我們。（相比而言，我比較喜歡金龜子，可以養在吃完的西瓜皮上，模樣也可愛些。）

但是“蟬”卻是古人眼中極有寓意的昆蟲，《寒蟬賦》中甚至總結了它“文、清、廉、儉、信”五種如君子般的品德，成為文人爭相效仿的人生準則。雖然它真的很吵，但古人覺得它登高飲露、隨風長吟，又高潔又哀傷，像極了懷才不遇或傷春悲秋的自己。

在獄詠蟬

唐·駱賓王

西陸蟬聲唱，南冠客思侵。

那堪玄鬢影，來對白頭吟。

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沈。

無人信高潔，誰為表予心。

而蟬的“脫殼”習性，又很容易讓古人與生命聯想在一起。雖然它真的很吵，但古人覺得它可以解脫成仙、靈魂再生，並且不受濁世紅塵的汙染。所以在古老的葬俗裏，墓主人口中的玉琀經常會做成“蟬”的模樣。（小聲：也有蛙的模樣，寓意差不多。）

△ 東晉 象山王氏墓地 出土

金鐺附蟬

“蟬”見於服飾，最有名莫過於籠冠上的“貂蟬”裝飾了，即所謂“金鐺附蟬”。孫機先生的《進賢冠與武弁大冠》裏有一章節就詳細介紹了“籠冠與貂、蟬”。 

按照《漢書》《後漢書》的註解，漢代應該就有帶有“蟬”裝飾的籠冠，但考古發現常見於兩晉十六國的墓葬。它的常見樣式有點像是上部中間凸起的五邊形，一般也慣稱為“山形”，中間刻畫了一個抽象的“蟬”，有的甚至有點難以辨認，圖案本身就極具裝飾性。

△ 南京仙鶴觀東晉M1出土蟬紋金鐺

△ 山西蒲城唐惠莊太子墓壁畫

對照畫像，大致就可以了解它是在附加在哪裏了。只是蟬本身比較小，畫像裏經常就只是畫出這個五邊形的輪廓，很少見裏面的蟲子也刻畫出來。這些金珰的工藝也很特別，這種金珠相連的做法據說來自西亞地區。

一般認為，這種金蟬珰與籠冠搭配使用就是男性服飾，但如今認為後期可能出現了女性佩用的案例。韋正的《金珰與步搖》裏從金珰有出土於女性墓主的先例論證可能部分為步搖的構件。

△ 臨沂洗硯池西晉出土金冠飾

“步搖”也算是本號的好熟人了，但是由於目前中國未能發現一具完整的步搖，所以對於它的模樣需要基於有限的考古發現對照相關文獻慢慢摸索。

宜男蟬

南北朝時，《荊楚歲時記》裏記載當時的人會在元宵節那天戴“宜男蟬”。“宜男蟬”顧名思義就是生兒子，這畢竟是關乎古代女人命運的大事。

“宜男”是“萱草”的別稱，所以可能是用萱草編織成蟬的模樣。女子配宜男草的風俗在當時的確十分盛行。殺蛟龍除三害的那個周處就寫過一本《風土記》，裏面寫：“花曰宜男，妊婦佩之，必生男。又名萱草。”直到唐詩裏依然有“胸前空帶宜男草，嫁得蕭郎愛遠遊”這樣的句子。

Comment by 家 在這裡 on May 22, 2022 at 9:04pm

△ 草編昆蟲

但“宜男蟬”卻不是一個蟬的模樣，而是“似蛾而大”。不知道古人認昆蟲的水平不行，還是真的覺得蟬和蛾很像，明代籠巾上的金蟬也很像蛾。

孟家蟬

宋哲宗時有一種時興的紋樣叫“孟家蟬”，但相關記載卻有著年代相近、形式相似，但物種不同的兩條。

（宋哲宗）時孟氏作後，京師衣飾，畫作雙蟬。目為孟家蟬，識者謂蟬有禪意，久之後竟廢。——《萍洲可談》

朱勝非《閒居録》曰：「……紹聖間，宮掖造禁纈，有匠者姓孟，獻新様，兩大蝴蝶相對，繚以結帶，曰「孟家蟬」，民間競服之。未㡬，後廢處瑤華道宮，議者皆以為䜟，蟬者，禪也，出家之兆也。——《中興小紀》

除了一個是蟬，一個是蝴蝶以外，其余記載基本一致。如今一般認為“孟家蟬”是一種對蝶紋，後世也稱作“喜相逢”，雖然有點跨物種的別扭，但是看一下相關文物就會發現蟬、蝶、蛾在古人的藝術加工後的確不太好辨認。

△ 南宋黃昇墓出土環聯銀對蟬

△ 清乾隆，喜相逢紋樣

但從我們習慣性的寓意上來說，蝴蝶對飛顯然更常見也更容易有美好的聯想。但相關紋飾並未在出土服飾上看到，反而在瓷器上流行一時。只不過有人提出，若僅僅為對蝶紋，其實並無新穎之處啊，何必單給了一個“孟家蟬”的名字呢？今天又是期待考古發現解密的一天。

玉葉金蟬

明代出土過幾件“玉葉金蟬”的首飾，就將簪頭做成一片玉質的葉子，上面棲著一只金蟬，寓意金聲玉振。雖然活知了真的很吵，但是做成首飾卻構思精巧又生機勃勃。

△ 玉葉金蟬，南京博物院館藏

這類以小昆蟲或小魚小蝦為主題的首飾，在明代統稱為草蟲首飾，多做成小簪子的樣子，《JPM》裏說的“草蟲啄針”便是。

我們介紹過明代頭飾的規律，“草蟲啄針”顯然並不是那種“榜上有名”的主角。但懂得扮靚的人都曉得，越是這種小物什越是能看得出主人家的階級和品味，所以往往做得又寫實又輕盈又可愛。分明是精心的裝扮，偏是要靠這些小點綴擺出漫不經心的樣子來，仿佛真的是路過的蜂蝶看上了主人家這朵“鮮花”。

△ 上海李惠利墓出土的狄髻與草蟲啄針

△ 定陵出土，金蟬簪

在一些民間收藏的清代簪釵裏，依然可見蟬的蹤影，只是失去了明代的立體和靈動，變得更為形式化了。

△ 清代蟬形挖耳簪

蟬形配飾

另外我們在韓服上經常可以看到她們掛在群頭上的配飾裏有蟬形的，當然也有別的很多主題。早年漢服產業比較遲緩，而這種配飾有比較容易淘寶購買，所以也會被買來搭配漢服。

△ 韓服上的蟬形配飾

因為很多是中國代工的，所以免不了很多店家就把它當作中國的配飾來售賣。（其實代工以後就把設計當作國產的來賣，這種情況很常見，只是一旦指出來就會有很多人接受不了。）其實中國也有蟬形的配飾，就有人發過故宮館藏的蟬形配飾，跟韓國的有點像，但可以看出整體的風格還是有很大區別的。

△ 故宮館藏的蟬形配飾

其他一些形式的也能找到，但不算很好找，應該算作一個不那麼吃香的題材吧。不過做得很有特色，完全可以好好發展一下，沒必要沈迷在韓國那個裏。

△ 蟬形荷包，民藝中國——女紅系列展

△ 蟬形香囊，童織集粹收藏

最後還要提一下，以蟬蛻為原料之一做的中藥工藝品“毛猴”，簡直可可愛愛本愛了， 用來給這篇文章收尾也特別好。

微乎其微的材料成本、簡單的製作工藝，讓毛猴迅速風靡北京。毛猴是平民百姓的玩意兒，即使再貧窮的家庭都能為自己的孩子買一只毛猴。在老北京的廟會上，“買猴料，粘毛猴”曾是過年必有的一景，無論窮人還是富人，都會為自己的孩子買一只毛猴過節。

△ 毛猴工藝品

蟬其實是一個很並不像預想中那麼豐富的題材，但依然可以找到很多方向可以吸取“靈感”。除非你此生與“傳統”無緣，否則便很希望能看一看“毛猴”這種巧思，有時候豐厚的養分就在我們輕率走過的腳下。（百度百科 原創|發布：2020-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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