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ent

Comment by Margaret Hsing on December 2, 2024 at 11:30am

愛墾APP:柏格森談夢～～法國哲學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1927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曾在其著作中討論過「夢」現象，尤其是在他的書《夢》（Le rêve，1901年）中，柏格森對夢境的性質和機制做了深入分析。

柏格森的哲學核心之一是「時間的直覺」（durée），他認為時間並非可以被機械分割的，而是一種內在流動的、連續的過程。這一思想對他的夢理論產生了重要影響。他對夢的探討主要圍繞以下幾個關鍵點：

夢作為記憶與無意識的表現

柏格森認為，夢的內容很大程度上來自於記憶。他指出，夢中的形象和情景往往是我們過去經驗的片段和回憶的重新組合。夢境並不是對現實的簡單復制，而是無意識通過記憶的某種隨機運作來重組我們過去的體驗。因此，在夢中，我們可能會看到似曾相識的人、地點或事件，甚至是一些被我們遺忘的體驗重新浮現。

他指出，夢境中的記憶並非以清醒時的方式呈現。在清醒狀態下，我們的注意力集中在當前的知覺上，記憶被抑制在後台。然而，在睡眠中，外部刺激減弱，記憶就開始自由浮現，夢境便成為了這些記憶的表達形式。

夢的形成機制：身體與環境的影響

柏格森提出，夢的形成不僅僅是由記憶和無意識驅動的，還受到身體狀態和外部環境的影響。例如，當我們睡覺時，身體的某些感覺（如觸覺、體溫、呼吸）或外界的聲音、光線等刺激，會通過夢境的形式被表現出來。柏格森強調，這些身體或環境的刺激並不是直接進入夢境的，而是通過記憶和無意識的中介被轉化為像徵性和隱喻性的形象。

他還指出，夢境常常是對身體內在狀態（如疼痛、飢餓、口渴）的像徵性回應。這意味著夢並不僅僅是精神層面的產物，還受到生理狀態的影響。

夢中的時間觀念

與柏格森的時間哲學相關的是，他對夢中時間的特殊看法。柏格森認為，夢中的時間體驗與我們清醒時的時間感是不同的。在夢中，時間變得流動、彈性且非線性，過去、現在和未來可能同時存在或相互交織。這與柏格森關於「綿延」（durée）的時間觀念相吻合。在他的理論中，時間不是一種外在的、可量化的對象，而是內在意識流的一部分。

夢中的時間體驗正是對這一「綿延」的體現。在夢境中，時間似乎脫離了物理時間的束縛，更像是一種純粹的意識流動。這種非線性的時間體驗，讓柏格森的夢境理論與他整體的哲學體系緊密聯系在一起。

創造性與夢的像徵

柏格森對創造性和想象力的思考也反映在他的夢境理論中。他認為，夢不僅僅是過去記憶的簡單反映，而是記憶與無意識的創造性重組。在夢中，過去的經歷和經驗被重新組合和轉化為新的形象和故事。柏格森強調，夢的這種創造性正是意識和無意識共同運作的結果。

這種創造性使得夢境中的符號和像徵富有意義，即使它們在邏輯上看似無法解釋。這與柏格森對藝術、想象和直覺的討論也有相通之處：他認為，直覺和創造力是理解時間和生命流動的關鍵方式，夢境中的像徵性體驗也可以作為對這種生命流動的感知。

柏格森關於夢的討論，植根於他對時間、記憶和創造性的哲學思考中。在他看來，夢是記憶、身體狀態和外部刺激共同作用的結果，而夢境中的時間體驗反映了他對內在「綿延」時間的理解。夢不僅是對過去經驗的回憶，它還展現了無意識的創造力和像徵性表達，從而與柏格森的哲學核心思想相呼應。

Comment by Margaret Hsing on October 17, 2024 at 10:02am

愛墾APP:屠宰場的情動時分～～在韓江的小說《素食者》中，英慧成為「素食者」的轉變源於一場強烈的內在心理衝動，表面上是因為一個可怕的夢境，而深層次則涉及她對自己生活、身體及社會壓迫的反應。英慧的「素食」不僅僅是飲食習慣的改變，更是她通過身體反抗社會規範和壓抑的一種方式。以下是幾個關鍵章節，說明了英慧變成「素食者」的原因和她的內在心理動機：

惡夢的開端

英慧變成素食者的最初原因，是一場恐怖的夢。這一場夢充滿了血腥和暴力，給英慧帶來了極大的精神沖擊。英慧夢見自己置身於一個血腥的屠宰場，看到鮮血四濺、動物被殘忍殺害的場景，感到極度的不安和恐懼。正是這個夢，直接促使她決定放棄食肉，從此成為素食者。

小說的開篇（第一章），從英慧丈夫的視角，介紹了她夢境的影響：

「有一天早上，她告訴我她夢見了一些可怕的事情。那些夢太恐怖了，她甚至無法描述清楚。但她說，從那天起，她就不想再吃肉了。」

這個夢境成為英慧「素食主義」轉變的直接導火索。夢中的血腥場景不僅讓她對肉產生了生理上的厭惡，也隱喻了她對暴力和壓迫的拒絕。

對身體控制的反抗

英慧對肉食的拒絕不僅僅源於夢境的恐懼，它還像徵著她對自己身體的掌控權。她從小生活在一個充滿壓迫的環境中，遭受了家庭、婚姻以及社會對她的控制。英慧在「素食」的選擇中，體現了她對身體自主權的追求。

在英慧的家庭中，父親是一個暴力和專橫的形象，而在婚姻中，她的丈夫對她的需求和感受視而不見，只關心她能否滿足他的需求。她對肉食的拒絕不僅僅是對血腥場景的厭惡，更是對男性主導的權力結構和對女性身體的物化的反抗。

在第二章，英慧的姐夫描述了她的狀態：

「她的身體像一棵樹，一棵長時間未受關愛卻又堅韌不屈的樹。她拒絕所有進入她身體的東西，不只是肉，甚至是那些本應滋養她的食物。」

英慧的素食選擇是她對自身身體的一種重新掌控，她通過拒絕肉類，拒絕參與這場社會對她身體的侵佔和控制。

與社會規範的脫節

英慧的素食行為也是對社會常規的挑戰。她不僅是拒絕肉類，逐漸她開始拒絕一切食物，甚至是脫離了她與周圍世界的聯結。英慧變得越來越脫離現實，不再遵守社會的規則，也不再扮演傳統妻子和家庭成員的角色。

在第一章，丈夫對此非常困惑和不解：

「她不再煮飯，不再問我需要什麼，不再出門買東西。她的眼神變得空洞，我無法理解她為什麼突然決定拒絕她過去生活的一切。」

英慧通過「素食」的選擇，實際上是在與社會的預期進行斷裂。她從肉食的拒絕發展到對一切食物的拒絕，像徵著她與周圍世界的完全脫離。

英慧選擇成為素食者，也像徵著她對暴力、壓迫和侵害的反抗。小說中多次提到她目睹和經歷的各種形式的暴力，從家庭暴力到精神壓迫。通過拒絕食肉，她是在對人類的暴力行為做出拒絕。

在第三章，英慧的姐姐仁惠回憶起她們父親對英慧的暴力行為：

「英慧曾被父親狠狠地扇了一巴掌，因為她沒聽話。那一巴掌讓她眼前一片漆黑，似乎連靈魂都被打散了。」

英慧從小目睹和經歷的暴力，使她對一切形式的暴力產生了極度的厭惡。她的「素食」選擇是對這種暴力行為的深刻反應，她通過這種方式將自己從暴力的循環中解放出來。

英慧的素食選擇源於多重因素的交織：一方面是她夢境中的血腥場景對她的心理沖擊，另一方面是她對社會和家庭暴力的反抗，以及對身體自主權的追求。通過這些具體的章節描寫，韓江用一種極具詩意和像徵性的方式，展現了英慧如何通過身體和飲食的改變，來抵抗社會對她的控制和壓迫。

Comment by Margaret Hsing on October 16, 2024 at 4:40pm

愛墾APP:夢·時間與情動時分～～之前傳言“比卡夫卡本尊還卡夫卡的中國卡夫卡”殘雪，是今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大熱門第一位。結果，又讓不少中華雪粉大呼“諾貝爾不值錢了”叫屈。反而被喻為“冷門”的韓國女作家韓江的得獎新聞公佈後，許多人才發現，在韓江的小說《素食者》裏，主角英慧因為一場屠坊的血腥夢，醒来後决定不再吃肉，而想成為一株植物。這恐怕也離不開卡夫卡了。

這株有夢的植物，比卡夫卡出現類似情節/情結的《蜕變》走遠幾步的，是英慧那個該死的暴力的夢。夢中時分，也就是她激烈的情動時分，也就是植物醒来决定不再假装要乖乖做人的“此在”時間。讓人想起莊子“蝶醒”的那一刻吧。（陳楨 16.10.2024）

結合海德格爾與柏格森的「夢、時間與存在」理論，以及情動轉折（Affective Turn）對情感、身體體驗與社會互動的重新關注，確實為人類創造力的潛能提供了全新維度的探索。這種跨學科的整合不僅深入挖掘了夢境和時間在存在體驗中的核心作用，還通過情動的力量，揭示了情感在創造力中的關鍵角色——

夢作為情感與象征的源泉

柏格森的「綿延」與夢境的創造性：柏格森將夢境視為一種非線性的、象征性思維的表現。在他的時間哲學中，夢境中的「綿延」（durée）打破了傳統的邏輯時間序列，讓個體體驗到更深層次的感知與記憶交融。夢的象征性表達讓潛意識中的感受、想象與經驗匯聚，形成一種獨特的情感素材。這種素材恰恰是創造力的來源——它讓人能夠在打破現實邏輯束縛的狀態下，創造出新的象征、隱喻和創意概念。

海德格爾的「此在」與夢境的存在體驗：海德格爾將「此在」看作一種在世界中展開的存在體驗。夢境可以被看作是個體在非理性、無意識狀態下的一種「本真性」的體驗，夢中的感受、情感和體驗可以成為個體重新審視自我與世界關係的橋梁。這種無意識的探索常常激發出深層次的創造力——通過夢境，個體可能更深入地感受到與存在的關係，從而將其轉化為藝術、文學、音樂等創造性表達。

情動轉折與創造力的情感維度

情感流動激發創造力：情動轉折理論強調情感是個體與社會互動的核心，情感通過身體流動並影響感知、判斷和行動。情感流動並非線性的，它是一種對內外刺激的即刻反應，正如夢境中情感的無意識流動一樣。這種情感與感知的流動性為創造力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因為情感往往超越了理性，激發了更深的聯想與像徵。

馬蘇米與「情感事件」的瞬時性：布萊恩·馬蘇米（Brian Massumi）的理論強調情感與事件的瞬時性，認為情感在個體尚未意識到的微小時刻發生，這種時刻可以被視為創造力的種子。夢境正是情感瞬時性和非理性思維的交織，在夢中我們常常超越了現實的限制，將情感轉化為獨特的視覺、情節和隱喻。這種夢中的情感流動與創造力息息相關，為藝術家、作家等創造性工作者提供了全新的創意素材。

時間的非線性與創造力的擴展

柏格森與海德格爾的非線性時間觀：柏格森的「綿延」和海德格爾的「存在時間」都突破了線性時間的束縛，強調時間的主觀性和體驗性。柏格森認為創造力來自於打破線性時間的限制，而海德格爾則認為「本真性」的存在體驗可以讓個體重新掌控自己的時間觀。夢境中的非線性時間體驗讓人自由穿梭於過去、現在和未來之間，這種對時間的主觀體驗為創造力的表達提供了更多元的維度。

夢境中的時間扭曲：夢境通常不遵循現實中的時間邏輯，過去的記憶、現在的感知和未來的願景在夢中交織，這種時間的扭曲為創造力的想象力開辟了新的路徑。在夢中，個體可以打破時間的束縛，體驗到新的敘事和結構方式，這正是創意過程中所需的非線性思維。

情動詩性：情感與創造力的結合

創造性工作的情感維度：在情動詩性（Affective Poeticity）的框架下，夢境不僅是象征性思維的場域，也是情感最為真實和自由的表達。在夢中，情感不再被現實邏輯所壓抑，情感流動和象征表達的結合能夠為個體創造性工作提供豐富的素材。海德格爾對「情感狀態」的理解與柏格森對「無意識想象」的分析共同揭示了情感在創造力中的核心地位。

象征性轉化的創造潛力：夢象征往往是個體內心深處的情感體驗的轉化。在藝術創作、文學表達中，這些象征可以被轉化為複雜的視覺、情節或語言表達，驅動創造力。通過情動轉折理論的理解，夢境中的情感符號被轉化為創造性表達的關鍵要素。

結合海德格爾和柏格森對夢、時間與存在的理解，以及情動轉折理論對情感和身體體驗的關注，可發現夢境作為情感和時間體驗的交匯點，成為創造力重要來源。夢象征思維、情感流動和時間扭曲，為創作提供全新的素材和思維路徑，而情動轉折則揭示情感在這一過程的作用。綜合視角有助於挖掘人類內在的創造力潛能，超越理性，進入情感、象征和時間體驗交織的領域。

Comment by Margaret Hsing on October 12, 2024 at 8:57pm

愛墾APP:夢境作為情感和時間體驗的交匯點～～成為人類創造力來源的研究，跨越了心理學、哲學、文學理論和神經科學等多個學科領域。以下是一些曾對這個主題進行研究的重要學者與理論——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弗洛伊德在他的經典著作《夢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中，將夢視為通往潛意識的關鍵窗口。通過對夢的分析，他揭示了夢境作為情感、欲望和無意識內容的表達方式。在弗洛伊德的理論框架中，夢境具有象征性，反映了被壓抑的情感和欲望。盡管弗洛伊德關注的是無意識的動力學，但他對夢境和創造力之間的關係有深刻洞見，認為夢境能夠啟發藝術和文學的象征性表達。

卡爾·榮格（Carl Jung）

榮格發展了與弗洛伊德不同的夢境理論，認為夢是集體無意識的表現，其中包含了原型（archetypes）和象征。榮格特別強調夢境的創造性功能，他認為夢境通過象征性的方式表達情感和內心衝突，為個人心理成長和創造力提供了靈感。榮格的夢境分析常常被應用於藝術、文學和電影的創作研究，他的理論強調了夢境在情感與創造性之間的橋梁作用。

德勒茲與瓜塔里（Gilles Deleuze & Félix Guattari）

德勒茲與瓜塔里在他們的著作《千高原》（A Thousand Plateaus）中，討論了夢境、無意識與創造性的關係。他們的「生成」（becoming）理論與夢境中的非線性時間體驗有關，認為夢境可以突破固有的現實框架，為人類的創造性和潛力提供可能性。德勒茲和瓜塔里並未直接將夢境與時間體驗結合得如哲學家柏格森那般明確，但他們的理論為後來的研究者提供了如何從夢境的情感流動和象征轉化中激發創造力的理論支持。

安東尼奧·達馬西奧（Antonio Damasio）

作為一位神經科學家，達馬西奧在其情感與意識的研究中探討了情感、時間體驗和創造力之間的關係。在他的書《笛卡爾的錯誤》（Descartes' Error）和《意識的感覺》（The Feeling of What Happens）中，他研究了情感在身體和大腦中的作用，認為情感體驗在意識生成中扮演著關鍵角色。盡管達馬西奧並未直接研究夢境與創造力的關係，他的情感神經科學研究為理解夢境中的情感體驗如何影響創造力提供了理論基礎。

歐文·斯蒂格利茨（Erwin Straus）

Straus是一位現象學心理學家，他在其著作《夢的世界》（The World of Dreams）中從現象學的角度探討了夢境體驗，尤其關注夢中的時間感和情感體驗。他認為夢是個體與時間、空間和世界關係的一種獨特表達方式，夢中的時間體驗是一種質變的時間感，與日常生活的時間體驗有所不同。他的現象學分析揭示了夢境作為情感和時間交匯點的獨特性質。

文學與藝術領域的研究

文學理論家和藝術史家長期以來關注夢境在創作中的作用。比如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探討了夢境、寫作和時間之間的複雜關係，認為夢境與創作過程密不可分。喬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則從夢境和無意識的角度探討了極限體驗與創造力。

馬克·博曼（Mark Berman）

心理學家Mark Berman研究了夢境在創作中的作用，並從認知心理學的角度探討了夢境與創造力之間的關係。他的研究顯示，夢境能夠打破我們在清醒時的思維模式，允許更加非線性、自由和發散的思維，從而激發創新和創意。

亞當·菲利普斯（Adam Phillips）

作為一位英國的精神分析學家和作家，菲利普斯探討了夢境與創造性的關係。他強調夢境在打破意識思維的常規中發揮的作用，夢境提供了不同的情感視角和時間體驗，使我們能夠重新審視我們的欲望、恐懼和想象力。

現代認知科學與夢境

現代認知科學家如 Ernest Hartmann 通過夢的情感調節理論，探討了夢境作為情感加工與整合的機制。他的研究表明，夢境有助於個體在夢中處理情感上的挑戰與沖突，這種處理方式有時能激發創意解決問題的潛能。

夢境作為情感與時間體驗的交匯點與創造力的關係，跨越了多個學科。無論是在心理分析、現象學、神經科學還是文學理論中，研究者們都認識到夢境能夠提供非理性、象征性和情感驅動的思維方式，這些方式突破了線性時間和邏輯思維的限制，成為激發創造力的重要資源。

Comment by Margaret Hsing on October 10, 2024 at 5:14pm

愛墾APP: 海德格爾、柏格森和德勒兹眼里的時間～～在《時間與存在》（Zeit und Sein）中，海德格爾對「時間」的定義與他的存在論思考緊密相關。他並未將時間視為傳統意義上的線性、客觀實體，而是將其與「存在」的本質性聯系作為核心。海德格爾提出「時間」並非一種獨立的外在流逝，而是與「此在」（Dasein）的存在經驗密不可分，是存在的視域。

他在《存在與時間》（Sein und Zeit）中展開了這一思想的基礎，並在《時間與存在》進一步討論。海德格爾認為，時間不是線性和均質的，而是通過人類存在的體驗來揭示的。此在的存在本質是一種「向死而在」（Sein-zum-Tode），人通過死亡意識和對未來的向往去揭示自己的存在可能性。因此，時間不是外部的鐘表時間，而是此在對過去、現在和未來的「關懷」（Sorge）中的體驗。

他還提出，時間通過一種「三重統一」的結構來顯現，即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相互作用。海德格爾將這種結構視為此在如何在歷史和世界中體驗自身的方式。在這種視角下，時間成為存在得以被揭示的條件。


德勒茲受到了柏格森的深刻影響，特別是在時間哲學、生成理論、以及對直覺和差異的理解上。盡管德勒茲從尼采的身體哲學中汲取了重要的思想資源，他對柏格森的時間與生命哲學同樣產生了深厚的共鳴，並將柏格森的某些關鍵概念融入了自己的哲學體系。

時間與持續（Duration）

柏格森對時間的理解，即他區分的「空間化的時間」和「持續的時間」（la durée），深刻地影響了德勒茲。柏格森認為，傳統的理性哲學將時間看作是可以量化的、像空間一樣分割的，這是對時間的誤解。他提出，真實的時間是一種內在的流動，是不可度量、不可分割的「持續」，這是一種主觀體驗的時間。

德勒茲通過這一柏格森的時間觀念，發展出了自己對時間的多樣性和生成的理解。德勒茲在《時間與差異》中，討論了時間的不同模式，並提出了柏格森所影響的「時間的非線性」觀念，認為時間不是靜態的，而是動態生成的。在他的電影哲學中，德勒茲進一步闡述了兩種時間的形態：「運動圖像」和「時間圖像」。這一區分直接受到了柏格森對時間的哲學探討的啟發，尤其是柏格森關於時間的質的變化和不可還原性。

生成與差異

柏格森的生命哲學，特別是他的「生命的綿延」（élan vital）概念，極大地影響了德勒茲對生成（becoming）的理解。柏格森認為，生命的本質是創造性，是一種持續不斷的生成和變異，而不是機械的、預設的運動。這與德勒茲對「生成」概念的理解不謀而合。

德勒茲從柏格森的「綿延」中提取出生成哲學的要素，提出生命不是固定的，而是不斷在變化、生成中表現自己。生成並不追求一個終點或目標，而是永遠在運動中。這種哲學視角影響了德勒茲的許多著作，特別是在《差異與重復》一書中，德勒茲發展了柏格森的生成觀，提出了一個基於差異而非同一性的存在觀。德勒茲認為，傳統哲學中過分強調靜止和統一，而忽略了差異和變化，這與柏格森對生成和持續性流動的強調高度契合。

直覺與思維方式的重塑

柏格森在其哲學中非常強調直覺（intuition）的作用，認為直覺是一種超越分析的認知方式，能夠幫助我們直接把握事物的流動性和複雜性。理性則過於依賴抽象和簡化，只能處理靜態的對象，無法真正理解生命的動態本質。

德勒茲不僅接受了柏格森的直覺觀念，還將其融入了他自己的哲學方法中。德勒茲認為，傳統哲學常常試圖通過靜態的、理性的方法來理解世界，而他與柏格森一樣，認為這種方法是不充分的。德勒茲提出一種「哲學作為創造性思維」的方法，強調通過直覺和感性來打破傳統的二元對立，直面生成和差異。

虛擬與現實

柏格森提出的虛擬與現實的區分在德勒茲的哲學中也起到了關鍵作用。柏格森認為，虛擬（virtual）並非不真實的，而是未被現實化的潛在可能性，它與現實（actual）相對應。虛擬是潛在的，但並不等同於不存在，反而是存在的一部分。

德勒茲將這一柏格森的虛擬概念發展為自己的「虛擬現實」框架。他認為，現實世界中充滿了虛擬的潛在可能性，虛擬並非未被實現的幻象，而是生成過程中不可分割的部分。這種虛擬與現實的互動構成了世界的不斷生成與變化。德勒茲通過對虛擬的重釋，進一步探討了生成、潛力和創造性的問題。

運動與圖像

在德勒茲的電影哲學中，他直接引用了柏格森對運動和圖像的討論。柏格森在《物質與記憶》中探討了運動和意識的關係，認為意識是不斷變化的運動和記憶的結果。德勒茲基於這一觀點，提出了電影中的「運動圖像」（movement image）和「時間圖像」（time image）的概念，探索了電影如何通過圖像和運動表現時間的流動性和生成性。

德勒茲認為，電影能夠通過圖像的變化捕捉到時間的非線性、生成性和虛擬性，這一思路直接源於柏格森的時間哲學和運動理論。他的電影哲學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過柏格森的哲學發展而來的。

德勒茲受到了柏格森的多方面影響，尤其在時間、生成、直覺、虛擬與現實等關鍵概念上。柏格森的哲學為德勒茲提供了新的思維工具和方法，幫助他構建了一套動態、生成性和差異性的存在哲學。在柏格森的思想基礎上，德勒茲發展出了更為複雜的生成哲學體系，強調生命和世界的持續創造性流動。這種柏格森式的生命流動性與尼采的權力意志共同構成了德勒茲哲學的兩個重要維度。

Comment by Margaret Hsing on May 23, 2022 at 10:44pm

石厲《呼喚詩性的文學話語》

詩性的話語是以美感為原則，它所表現出的節奏、隱喻、意象和象征，以其感性及或然性來感染人。

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說：“言語的美在於明晰而不致流於平庸。用普通詞語組成的言語最明晰，但卻顯得平淡無奇。”所謂“普通詞語組成的言語”，用今天的話說，最大的交集就是公共話語。

從語言的修辭角度，文學如果不只是個人式的自言自語，而需要與更多的人交流並使他們產生共鳴，就不得不進入公共話語系統，但是文學要從心靈深處感染人，真正打動人，文學的語言又必須要超越流俗的普通的公共話語。公共話語在任何一個社會都有其既定的平臺。文學有文學平臺上的公共話語。文明而合理的社會當然容許任何一個人進入公共話語平臺，大門雖然敞開，但是有門檻，而且這個門檻可能由它自身錯綜複雜的規則所組成，是有高度的。任何人一旦邁過這個門檻，就意味著他的語言風格被大眾接受，他或她的發聲則匯聚成新的公共話語，影響著人們的交流生活。

上世紀80年代初，朦朧詩人憑借“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諸如此類的理性詩句，登上了文學的公共話語平臺。是所有的卑鄙者憑卑鄙就可以橫行天下嗎？是所有的高尚者註定最後因為高尚而滅亡嗎？顯然，在任何一個社會，這種情況都是極少數的。正義總是公開流行的，卑鄙總是見不得人的。就這兩句詩歌來說，作為兩個判斷句，不是真假意義上的判斷，甚至與真實無關，只是一種“片面的深刻“。但是，這種極端情緒中的聲討感染了許多人，這種文學語言事實上成為那個時代文學公共話語的一種標誌。從此，用一種錯誤的語言所指作為想像的開始，當代文學語言發生了逆轉。

曾幾何時，不注重所指，而注重能指，成為當代文學的一種趨勢。芒克在詩歌《春天》中寫道，“太陽把它的血液/輸給了垂危的大地/它使大地的軀體裏/開始流動陽光”。如果從理性的角度，詩人首先將太陽看成是一個人，將大地也看成一個人，然後由太陽給大地輸血，這又是一種差錯性的隱喻。比喻或隱喻的存在，就是以此指彼，指鹿為馬。有人將這樣的修辭現象叫做“通感”。說什麽（所指）不重要，而怎麽說（能指）事關文學水準的高低，這也是語言學最常見的主張。上世紀80年代以前的詩歌，幾乎是一種平鋪直敘的頌歌形式，那時候的詩歌話語平臺上，幾乎很少有這樣的隱喻。但當一種新的隱喻方式占據了詩歌話語，新的詩歌公共話語體系就算形成了。朦朧詩之後，一批先鋒派詩人出現了，他們希望詩歌語言要從那種潛藏於詩歌深處和附會於重大事件的隱喻中超越出來，用淺近的口語抒寫那些日常而瑣碎的生活。這樣的詩歌又幾乎取代了朦朧詩歌的話語體系。後來又有人以海子的自殺為契機，高舉海子的旗幟，用海子後期浪漫主義的語言氣質，來試圖主導詩歌的話語體系，但是那種分裂而混亂的語言表述無法最終讓詩歌欣賞者接受。

現在，應該算是進入了文學公共話語真正的對話時期。沒有什麽人具有絕對的文學話語霸權。這是技術發展帶來的語言民主，是整個社會文明發展的一大進步。

自古至今，某種或某幾種詩歌的語言修辭風格一旦被人們廣泛地認可和接受，就會形成一種新的公共話語。新的公共話語，是對已有公共話語的替換或改造。當話語權演化成一種話語霸權時，這個話語平臺又提供了一個被另外的話語體系取代的可能。文學的話語平臺一直是一個趨於開放的平臺，詩性的話語是以美感為原則，它所表現出的節奏、隱喻、意象和象征，以其感性及或然性來感染人。

蘇格拉底說美是難的，美是第一次，這話依然是準確的。當一種文學話語系統了無新意時，必然就會發展到需要了結的時候，就會有更有感染力的詩性的話語方式出現，給人以嶄新的感受和愉悅。猶如杜甫知天命之年發自肺腑的話：“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那些甘心孤獨、埋頭寫作的極少數人，得到的公共話語認可就多，少就是多，這可能也是詩歌公共話語系統的生死更替之道。（2014年07月08日 https://news.12371.cn）

Comment by Margaret Hsing on May 23, 2022 at 9:27pm

中國"詩性文化"的五大特征

詩歌的語言

「詩實際是一種語言」、「作為詩的觀念的傳達手段，文字這個因素也和用在散文裏的表現有所不同，它在詩裏本身就是目的，應該顯得是精煉的。」「詩也不能停留在內心的詩的觀念上，而是要用語言把意造的形象表達出來。在這方面，詩又有兩種事要做：第一，詩必須使內在的（心裏的）形象適應語言的表達能力，使二者完全契合；第二，詩用語言，不能象日常意識那樣運用語言，必須對語言進行詩的處理，無論在詞的選擇和安排上，還是在語言的音調上，都要有區別於散文的表達方式。」

詩的根本語言是意象語言。意象是具象化了的感覺與情思。意象語言具有直覺性、表現性、超越性等特點，它更應該符合詩人主觀的感覺活動與感情活動的規律，而不是客觀的語法規律。這是詩性語言與實用語言的本質差別。所以，詩歌這種藝術無法以日常實用語言為媒介。

詩人只有對實用語言加以「破壞」、「改造」，如艾略特所說那樣「扭斷語法的脖子」，才能使之成為詩的語言。為此，作詩必須研究詩的語言修辭，也就是要掌握詩的語言的表現手法。詩的語言表現方法主要有：比喻，起興，借代，反襯，象征，通感，矛盾修飾，虛實組合等。 此外還有其他的一些修飾方法，它們都有助於詩情詩意的表現。習作者唯有通過閱讀、研究和多寫才能掌握詩的語言修辭技巧。 寫詩，不僅要重視修辭，還要重視詞句錘煉。古今的著名詩人都註意詩句的推敲和錘煉。 詩句的推敲，決不是單純的形式技巧問題，它與詩意、詩味，和表現詩的主題密切相關。像「黑夜過去了就是光明」這樣一個意思，如果平白地直說出來，會令人覺得淡然無味，臧克 家反復尋思，最後才把它寫成：「黑夜的長翼底下，/伏著一個光亮的晨曦。」

中國「詩性 文化」的五大 特征 "：中國傳統的「詩性文化」產生於「亞細亞的古代」人與自然、人與社會、感性與理性未經徹底分化的「早熟」狀態，其主要特征為：

（一）在所有的藝術產品中，詩歌具有主導和擴散的地位。

（二）在所有的文化產品中，藝術具有主導和擴散的地位。

（三）「禮樂文化」的行為準則使人們的言談舉止均具有著藝術的特征。

（四）「世俗文化」的信仰空缺使藝術具有了準宗教的功能。

（五）屬於漢藏語系的民族語言所具有的模糊性、多義性和音樂性特征與藝術的表達之間有著一種天然的親和關係。(百度学术)

Comment by Margaret Hsing on May 23, 2022 at 5:11pm

人靈秀：提升文化素養

學詩可以情飛揚、志高昂、人靈秀。（習近平中央党校80周年纪念大会讲话）。

蘇東坡《和董傳留別》有云：“粗繒大布裹生涯，腹有詩書氣自華”。朱光潛認為“詩是培養趣味的最好的媒介”。古詩詞尤具靈秀之氣，不僅語句凝練、韻律優美，而且意境悠遠、韻味綿長；不僅是文學經典，還蘊含大量歷史知識、哲學思想、倫理觀念，可以與時代精神步步緊跟，啟迪人的心智和才情，提高情商。習近平總書記2013年對大學生村官說，“做實際工作情商很重要”。他要求領導幹部“要通過研讀優秀傳統文化書籍，吸收前人在修身處事、治國理政等方面的智慧和經驗，養浩然之氣，塑高尚人格，不斷提高人文素養和精神境界”。詩詞濃縮了傳統文化的精髓，可以使幹部的認識、思維、審美和表達能力乃至情商得到全面提升。這是學詩可以“人靈秀”的時代價值之所在。

提升認識能力

古典詩詞上自西周、下至明清，幾千年的歷史變遷、人世百態和山水勝跡等方方面面內容蘊藏其中，我們從中可以了解歷史，認識世界，開闊視野，增長知識。習近平總書記善用優秀文化元素旁征博引，幾乎每次講話都引用詩詞古語中的典故。比如，他在2013年1月22日中央紀委全會上，引用“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比喻腐敗懶政；引用“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形容天下大亂；引用“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敗由奢”以及“臺城六代競豪華，結綺臨春事最奢。萬戶千門成野草，只緣一曲後庭花”說明腐敗就會亡國。這些引用起到借古喻今的警戒效果，也表現出習近平總書記廣博的知識儲備。領導幹部應該向習近平總書記學習，從古詩詞中擷取中華歷史文化元素，增強知識儲備，提高認識能力。

提升思維能力

詩可以激活人的詩性思維，包含形象思維、想像思維、求異思維、邏輯思維等，改善人的思維方式與精神質量。比如，根據“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可以體會其“詩中有畫”的美妙意境；根據“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可以放任想像隨詩人馳騁；通過“人言頭上髮，總向愁中白。拍手笑沙鷗，一身都是愁”，可以見常人所不能見；特別是通過習近平總書記引用過的“甘瓜抱苦蒂，美棗生荊棘”“日月不同光，晝夜各有宜”“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等詩句，可以學習蘊含其中的樸素辯證法思想。總之，在學詩過程中，詩性思維能反復得到訓練。而一個具有詩性思維的人一定是靈秀之人。詩性思維是適應人類社會發展變革的重要因素。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是一個嶄新的時代命題，意味著更加深刻的變革與創新。如果具備集形象思維、想像思維、求異思維、邏輯思維等於一體的詩性思維，就能突破條框束縛，探索多種可能，尋求多種路徑。所以，領導幹部可以從古詩詞中吸納更多靈秀之氣，培養詩性思維，以更具活力的精神氣質迎接新時代，擔當新使命。

提升審美能力

中華詩詞韻律獨特，言簡義豐，意境空靈，形成極具古雅韻味的特殊美感，詩詞的情感激發、道德教化作用都是通過其美感作用實現的。古詩詞格外重視意境的創設，強調“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例如，“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是雄壯奔放的意境，“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是悲壯蒼涼的意境，“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是恬淡空靈的意境。一旦進入深邃高遠的意境中，就會獲得美妙的審美體驗，進而產生情感和思想的共鳴。習近平總書記特別注重利用詩詞意境營造談話氛圍。在2014年11月亞太經合組織第22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講話中，他多次引用詩文來“話家常”：用“風翻白浪花千片，雁點青天字一行”描繪亞太合作、展翅齊飛的新願景；用“一花不是春，孤雁難成行”表達對會議的美好祝願。優美的審美意境烘托出詩意盎然的談話語境，產生了巨大感染力。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領導幹部應該“通過提高文學鑒賞能力和審美能力，陶冶情操，培養高尚的生活情趣。許多老一輩革命家都有很深厚的文學素養，在詩詞歌賦方面有很高的造詣”。他多次強調要“追求高尚情操，自覺遠離低級趣味”。作為黨的幹部，要從政治高度看待生活情趣，培養健康高尚的情趣。詩詞的浸染可以娛情怡神、滋養身心，提高審美能力，燃燒生命激情，塑造健康人格，從而成為一個具有美好情感和高雅情趣的人，一個遠離低級趣味的人。

提升表達能力

古今凡優秀的詩詞作品，在語言上無不具有形象生動、凝練含蓄、音韻和諧、感染力強等特點，因此在語言的錘煉上須下大力氣。尤其古詩詞篇幅短小，更要追求語言精煉含蓄，所謂“辭約而旨豐，事近而喻遠”說的就是這個道理。為此，學習古詩詞可以提高語言運用的功力。“不學詩，無以言”“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都強調要從古詩詞中學習語言表達。習近平總書記要求領導幹部要“學習古人語言中有生命力的東西”，文風要“刪繁就簡三秋樹，領異標新二月花”，倡導“短、實、新”。他率先垂範，詩詞古語在他的重要報告和講話中俯拾皆是，不僅精煉了語言，也大大增強了感染力。比如，他用孟郊的《遊子吟》表達孝道理念，用“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表明故土難忘，用“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抒發對澳門這塊“蓮花寶地”美好前景的信心，用“一語不能踐，萬卷徒空虛”教育廣大幹部在知行合一中擔當作為。總之，他引用的詩詞內容廣泛，體現了深厚的詩詞功底，恰到好處地傳情達意，充滿了語言活力。不僅如此，習近平總書記還自己創作詩詞，在視察蘭考時吟詠了自創的《念奴嬌·追思焦裕祿》，其中“百姓誰不愛好官？把淚焦桐成雨”“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等詩句鏗鏘有聲，既抒發了對焦裕祿的贊頌和追思，又表達了自己愛國為民的責任擔當，寄意高遠、感人至深。領導幹部應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榜樣，學習詩詞語言的精妙雋永，善於化用詩中佳句甚至自創詩詞，從而提升語言表現力，讓表達真正入耳入心。

詩是心靈的吟唱，學詩的過程，就是提振精神、涵養品格、提升素養的過程。在全國上下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不懈奮鬥的新時代，包含古詩詞在內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繁榮興盛的重要力量。領導幹部是時代的“領頭雁”，其素養高低直接影響執政能力，應率先學習傳統文化、學習古詩詞。領導幹部身體力行學詩，不僅能讓自己“情飛揚、志高昂、人靈秀”，增強人格魅力，而且能“以自身的人格魅力，給人們以思想上的正確引導和行為上的良好示範”，讓延續幾千年的詩詞文化與新時代相融，帶動全社會形成弘揚民族精神、涵養道德品格、提升文化素養的良好氛圍，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人靈秀”：提升文化素養》見2021-02-18 學習時報，本文作者：聶丹，1974年生，女，文學博士學位，教授，博士生導師，黨委常委、組織部部長）

延續閱讀 》習近平在福州

Comment by Margaret Hsing on May 20, 2022 at 8:22pm

詩性可以成為各種藝術結合的切入點

空曠的舞臺上，垂落下幾百隻“窗子”，在舒緩的音樂聲中，“窗子”又漸次升起；電子大屏幕上，被拆散的字體不斷飛舞、變幻，最後定格為一個大大的“詩”字。

這是近日在北京舉行的“打開窗戶——新詩探索40年”活動現場。活動的主辦方北京市朝陽區文化館和《詩探索》編輯委員會別出心裁地，把本次活動辦成了一場以“詩”為主題的劇場演出，詩歌論壇、詩歌朗誦會都在這個劇場進行，同時還穿插了多場戲劇、演唱會、現代舞等詩意演出。

詩歌朗誦會如一場演出：女沙畫家現場作畫，通過投影儀投射到大屏幕上，女性朗讀者排坐在一起，觀賞著“畫意”，醞釀著“詩情”；每一幅沙畫完成時便由一位朗讀者站起來吟誦出她心中的詩。綠色的舞臺燈光、纏綿的音樂背景與低回的朗誦，共同營造出一個詩意盎然的、女性化的藝術天地。

活動主辦方通過這些形式探討著“如何表現一首詩歌”，他們相信詩意無處不在，“詩歌就是生活，生活也是詩歌”。活動的策劃者之一、詩人林莽表示，優秀的詩歌大部分都是可以朗誦的，因為它們都有著優美的語言和抑揚頓挫的旋律。而且，好的藝術都是有詩性的，而詩性可以成為各種藝術結合的切入點。因此，應該不斷去尋找各種藝術之間融合的可能性，探索詩歌朗誦的新形式，豐富人民群眾的文化生活。共產黨員網

Comment by Margaret Hsing on October 31, 2021 at 8:11pm

彌賽亞時間

（續上）彌賽亞時間是種當下的時間（the time of the now），阿甘本指出天啟（apocalypse）是關心「時間的終結」（the end of the time），但使徒關心的卻是「終結的時間」（the time of the end）。阿甘本在此清晰地拒絕任何的歷史(時間）目的論企圖，彌賽亞時間並非一種將世俗時間帶到終結的實現的時間，依此，它並非時間末段的事情。使徒並不關心在時間的結束時是如何如何，反而是對「使自身縮短並開始結束」（林前7：29，「我對你們說，時候減少了」）的時間感興趣。更符合阿甘本的理解，彌賽亞時間是「時間用來達到某種終結的那種時間」，還是要強調，彌賽亞時間如彌賽亞召命一樣，並沒有為現在的狀態添加什麼特殊之物，沒有將一種新的東西強加其中，它無寧是一種內在性的轉變，在編年時間中產生時間的剩餘物，所以，阿甘本將彌賽亞時間理解為「時機」（Kairos），它就在世俗意義下的編年時間中產生，它並非現在以後的將來的時間，而是未來摺疊在當下的時間中，一方面懸置了現在的時間，起著另一種時間的作用。

 

在總結彌賽亞時間的結構時，可以順道提出開始時引入關於彌賽亞事件與法的問題。阿甘本這樣總結：彌賽亞事物並非兩種時間之間（之外）的第三種時間，而是某種將時間劃分的進行劃分，並引入剩餘者（一個未決之域，在此過去被脫位（dislocated）後進入當下，而當下則延續到過去）的休止。阿甘本進入另一個關於時間與法的關係的考慮。彌賽亞事件將法「懸置」，意即一方面將它完成，另一方面將它終止。「懸置」產生出一種難解的狀態，從時間而言，在彌賽亞中，過去—將來失去原有的意涵，它既不是過去也不是將來，而是將兩者帶進對反的狀態（inversion）；依此，彌賽亞時間既不為完成而存在也不為消滅而存在，它總是在時間的模態中進行錯置。讓我們回到〈彌賽亞與主權者〉（The Messiah and the Sovereign）一文，阿甘本對法的裁決是很特別的。

倘若我們將法律進行解構，使之虛無化，成為一種所謂「有效而無意義」（being in force without significance）的狀態，阿甘本認為這樣做反而把法律變得難以把握，以致最後無法根除，依此，阿甘本對於卡夫卡那個「在法門之前」（Before the Law）的故事中，批評了德希達的詮釋，德希達認為「在沒發生中成功的事件」或「一個發生是為了不發生的事件」的一種尚未的狀態，阿甘本指出德希達的彌賽亞之物只會永遠無限延遲有效性；相反，卡夫卡的故事是要表達一種虛無主義的救贖觀：事物在看似沒發生的情況下真實發生了。彌賽亞事物的來臨並非以新的取代舊的，而是在歷史的時間中出現「微調」（small adjustment）。（洪席耶：感性分享，来源：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