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講

劉院長,各位先生,各位同學:

今天我到這里來講杜威先生的哲學,我感到有點班門弄斧。在師范學院里當然有許多研究教育學說和教育哲學的專家,也有這些必修和選修的課程,想來諸位對於杜威先生的哲學一定研究過。

我在國外收到錢校長和劉院長的電報,他們邀請我到臺大和師院來作一種學術性的演講,我以為他們還會寫信來,給我一點詳細的指示。後來一直沒有信來;我看時候到了,就打了一個電報,提出兩個題目;在師院的題目是“杜威哲學”。

杜威先生是我的老師。我們39年來,不但是師生的關系,而且還是很好的朋友。他在60歲的時候在北京講學;那個時候我在北京大學,我替他做翻譯。以後他到太原、天津、濟南各地去講學,我也替他做翻譯。我們又繼續幾十年的朋友關系。他在北京過60歲生日的時候,我參加了;他過70歲生目的時候,我沒有參加,因為他在國外,我在國內。到了1939年,他80歲的時候,我在美國做外交官,參加了他的生日慶祝:1949年,他90歲的時候,我在紐約也參加了他的生日慶祝。他今年夏天剛過去,算起來活了92歲多。

今天我打算講杜威先生的哲學思想;下一次講他的哲學思想在技術方面的應用。

約翰•杜威(JohnDewey)生於公元1859年10月,死於今年(1952)6月。他出生的地方是美國東北部佛蒙特州(Vermont)的伯林頓城(Burlington)。這個地方是美國最民主的一個小州,是英國宗教家最早到達的地方,也是美國保留有最早的民主風氣的一個地方。我曾經到這兒參觀過,看到了世界最有名的真正民主制度。這個地方的議會,不是選舉的代議制,而是全體市民直接參加。每逢市(村、鎮)議會開會的時候,市民不論男女老少都踴躍出席;主席把已經宣布了的本市(村、鎮)的問題提出來以後,人人都可以參加討論。這是一種真正的直接民主制度,使我看了非常感動。杜威先生就是生長在這個真正民主的地方的。

杜威先生最初進本州大學。後來到巴鐵摩爾市(Baltimore)的約翰霍布金斯大學(JohnsHopkinsUniversity)研究哲學。這個大學在七八十年前是第一個新式的大學。它以研究院作中心。是以前大學所沒有的制度——開美國大學風氣之先。杜威先生就是這個太學研究院最早的學生當中的一個。美國有名的總統威爾遜也是從這個大學出身的。

杜威先生畢生從事教育,真正做到了孔子“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榜樣。他在約翰霍布金斯大學完成了學業以後,便在密歇根大學(universityofMichigan)和明尼蘇達大學(universityofMichiesota)任教。1894年就任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ofChicago)哲學系主任。同時,他和他的頭一個夫人合辦實驗學校,提倡新的教育:這是美國新教育的創始。1904年轉任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University)哲學系主任。1919年到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做了幾次演講後,著了《哲學的改造》一書,那一年正是中國五四運動的時候,蔣夢麟先生、陶行知先生和我,代表江蘇省教育會、北京大學和北京大學的行知學會請他到中國來講學。他本來預定在中國講學幾個月;後來因為對中國發生了很好的感情,繼續住了兩年,到處作了許多次的演講。後來又到蘇俄、土耳其、墨西哥等地。

1919年(民國8年),杜威先生到中國來講學,我們幾個他的學生,在他開講以前,舉行了幾次公開的講演,把他的思想做一些通俗的介紹。我的講演有一部分收進了《胡適文存》。像《實驗主義》和《最近五十年的世界哲學》兩篇文章里,都提到杜威先生的思想。

杜威先生的教育哲學、教育學說,被公認為最新的教育理論,不但影響了全美國的學校,由幼稚園、小學、中學,到大學,也影響了革命初期的俄國。蘇俄那時的教育制度,便是依杜威先生的理論制定的,後來革命的傾向改變,整個教育制度也就改變了。中國教育界自1919年到現在,也深受他的教育思想的影響。

以上只說杜威先生在教育方面的影響。其實,他的影響並不限於教育方面。這次我所要講的杜威先生的哲學,可分為兩部分:一部分講他的哲學思想,一部分講他的哲學思想幾方面的應用。

杜威先生的思想,一般人叫它實驗主義(Pragmatism),日本翻作實際主義;我們在民國8年做通俗介紹的時候,翻作實驗主義。在講杜威先生的思想之先,不能不說幾句關於實驗主義的話。

實驗主義到現在已經有80年的歷史,共有三位大師:第一個大師是皮爾士(c.s.Peirce,1839~1941年),……第二位太師詹姆士(WilliamJames,1842~1910年)……

第三位大師就是杜威先生。他是實驗主義運動中第三個領袖,年紀比前兩位輕一點,壽命又特別長,活到90多歲,所以他的影響最大。他運用的方法也比較謹嚴,所以他的影響也比較健全。要講杜威先生的思想,應該先講一點他的思想的背景。這是很重要的。

第一,就是方才所講的,他生長的區域是一個真正民主的社會:沒有階級,絕對自由,不是間接的代理民主,而是直接實行民權的真正民主社會。所以他從小就有民主的習慣。最能代表他思想的著述,有《學校與社會》和《民主與教育》二書。後一本書在中國有譯本。

第二,兩三百年來的科學方法——皮爾士大師所提倡的科學方法,就是應用到自然科學方面的,如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地質學等這一類實驗科學的方法。,

第三,19世紀後半葉產生“生物演化論”,也就是所謂“生物進化論”,中國嚴復先生譯為“天演論”。在杜威先生出生的那一年(1859),就是達爾文名著《物種由來》出版的那一年。這本書出版後轟動全世界的生物學界。當時就引起了宗教家和哲學家的反對。後來(1871)達爾文又出版了一本《人類的由來》。這本書里面就不客氣地繼續《物種由來》而說人類是由下等動物,經過幾十萬年的進化演變,由和猴子相似的動物變成人猿,由人猿再演進成為人的。達爾文花了30年的苦工,才敢提出這個研究的結果。所有物類的演變,開始都是很微細的,而後逐漸變--異。在某種環境之下,舊的生物感覺到不適於這一個環境,或者過熱,或者過冷,或者過於潮濕,或者過於干燥,而其中有一部分偶然起了小小的變化,並且這種變化比較更能適合於環境一點,這一部分就繼續生存下來。其余沒有變化的慢慢就淘汰了,滅亡了。於是這一部分的微細變化,就更加的向適於生存在某種環境中的那種特性格外發展。因為壞的已經死光了I結果,存在的慢慢就成了新的物類。所以《物種由來》的根本說法,就是說物類都是由於很微的變異因為適於生存而不被淘汰而來的。這就是所謂“自然選擇”或“物競天擇”。所謂進步,所謂演化,並不是整個籠統忽然而來的;是由一點、一滴、一尺、一寸、一分的很微細的變遷來的。並不是猴子一類的動物一跳就變成人猿;人猿再一跳便變成了人的。例如人的兩手,由於我們的老祖宗偶然用後面兩條腿站起來,久而久之的結果,成了習慣,慢慢的前面兩條腿變成手了。在比較解剖上可看出:人類的手,鳥類的翅膀與許多動物的前肢,都是由於這種變異而來。但是這種變異都是經過了幾十萬年的過程,由一點一滴的聚積而成的。

總之,杜威先生的哲學思想,就是由這三個背景產生出來的,而最要緊的是他注重科學方法,也就是繼承皮爾士、詹姆士實驗主義的傳統,以科學實驗室的方法做基礎來講真理問題、哲學問題、知識問題、道德問題以及教育問題。所以第二個背景是很重要的。他不滿意詹姆士的那種廣泛的引用實驗主義的方法,所以他不大喜歡這個名詞,把實驗主義改名“試驗主義”(Experimentalism)。因為實驗主義未免太注重效果;像方才我講的那個傳教士的說法,拿宗教的效果來標榜或濫用。所以與其叫實驗主義,不如叫試驗主義。後來他又說:一切的思想、知識、經驗,都是生活的工具,生活的基礎。每一個人所有過去的經驗和現在的經驗,都是為幫助將來生活的工具。天地間一切真理、一切學術、一切教育,以及什麽聖人賢人的話,天經地義的金科玉律,都不過是工具。這都是幫助我們解決問題的,幫助我們提一個暗示、一個假設的工具,所以便有人說杜威是工具主義(Instrumentalism)的一派。

方才我說,兩三百年來,物理學家、化學家、生物學家、地質學家們給我們建立了一個可用的科學方法。杜威先生這樣想:我們為什麽不拿這個方法來普遍的應用,而只限制在物理、化學、生物、地質方面?為什麽不應用到改善精神方面?杜威先生以為這一種科學方法,在實驗室內應用了兩三百年,並沒有流弊,的確是一種可以建立起的最好的方法。這個方法就是自己本身批評自己與糾正自己錯誤的作用。在試驗以前,一切先要有假定。比如假定有甲、乙、丙三個條件,在這三個條件具備的時候,就產生丁、戊、己的結果;那麽,我們就把甲、乙、丙三個條件設備起來,看是不是產生丁、戊、己。如果產生,就是對了;如果不產生,就是錯了。這個方法是:自己批評自己,自己糾正自己的錯誤;隨時修正:隨時發明。所以科學方法根本的觀念,不單是求知識,還可以處處發明和發現錯誤。發現錯誤與發明正確是同樣重要的,是同樣可以增加知識。求知與發明,和發現錯誤聯合一貫,再看效果,就是實驗的方法——科學的方法。這一種方法為什麽兩三百年來,不應用到所有精神的領域,所有道德、教育、政治、社會方面去呢?最重要的尤其是宗教、道德方面,為什麽不應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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