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中小企業對投資對象國投資環境不熟悉的現狀造成較大投資風險的問題，相關部門需要加強對上述相關問題的研究，包括：

1. 投資對象國的投資規則、政策、文化和法律法規等問題的前期研究。中小企業走出去首先需要尊重國際投資遊戲規則，要注重人文、文化等因素的影響。如在一些如加拿大、澳大利亞和北歐等成熟市場，社會理念早已超越“金錢萬能”，中國投資者需要沈下心來研究當地的投資規則和文化背景，用多贏的心態對待投資目標國民眾和社區。企業需要了解投資規則和東道國民眾心理傾向，以避免一些為投資東道國民眾所不適應的宣傳口號。同時，要進行國別法律研究，對政治法律有什麽風險提前做好準備，特別是國際稅務安排是必不可少的考量因素。全面稅務籌劃是一個非常專業的領域，是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合理規避。同時要加強國際仲裁規則的研究，適應新的國際投資環境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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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戰略作為國家戰略，既需要國家的重視，國有大中型企業的參與和引導，更離不開廣大中小企業的積極參與與跟進，作為國家“一帶一路”政策的重要節點城市和地區，上海理應在國家一帶一路戰略中發揮更加積極和主動作用，正如1月24日楊雄市長在上海市第十四屆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報告中提出的，“在推動開放型經濟的發展中，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地區的經貿合作和支持企業‘走出去’成為重要動力”，這是2016年上海著力要做的第一項工作。為此，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都需要圍繞“一帶一路”的建設，在支持中小企業發展上，從以下幾個方面下功夫：

完善組織構架，發揮聯動效應…

三、後一階段——“凱恩斯模式”

如前所述，在前一段的“亞當斯密模式”下，從1978年到1993年，國家財政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從最初的40％不斷下降。這一政府收縮，民間擴張的走向從1993年起逐漸停滯並最終轉到了相反的方向，即突出政府干預的“凱恩斯模式”。



90年代初期，由於通貨膨脹的壓力日增和中央財政的捉襟見肘，在1993年，政府出臺了財稅體制改革，改變了以往財稅分配中地方政府占大頭，中央政府占小頭的格局，從此大多數財稅收入歸中央政府所有，中央可支配的經濟資源大大增加，獲得了足以影響全國經濟的物質基礎。…

【編者按】本文是著名經濟學家許小年教授在柏林訪學期間，應柏林華人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會的邀請，為留德學人所做講座的文字整理稿。講座於2015年11月15日在柏林洪堡大學舉行。本文由柏林華人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會根據講座記錄整理，並授權愛思想網發布，轉載須取得授權。

一、什麽是“中國模式”？



改革開放近四十年，中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其中，中國經濟因為長期高增速而格外引人注目。2007年金融危機爆發，為了應對金融風暴的沖擊，中國政府於2008年啟動了“四萬億計劃”。在這項計劃的刺激下，中國在全世界的普遍經濟衰退中“風景這邊獨好”，並且起到了帶動世界經濟的火車頭作用。在西方觀察者眼中，這種有別於印度自由經濟模式，又不同於斯大林模式的“中國模式”創造了不可思議的成績。…

中國的成功讓世界感到驚嘆，也引發了世界范圍內對“中國奇跡”發生原因的強烈關注與深入探討。

也大概是從2009年下半年以來，有學者開始把中國從改革開放以來的一整套做法稱為“中國模式”。其實幾年前美國學者、清華大學教授喬舒亞·庫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在其撰寫的一份關於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政策研究的報告中，就提出了“北京共識”這一概念，但當時中國尚沒有達到今天這樣的關注度，而且“北京共識”顯然是套用了“華盛頓共識”的提法，缺乏新鮮感，所以，“北京共識”沒有掀起波瀾。眼下卻不一樣了，“中國模式”一經濫觴便成潮流，從此至少在學術界成了一個出現頻率非常高的概念。…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山崩地裂，世界社會主義大廈轟然倒塌。塵埃落定之後再看，在社會主義思想與運動的發源地歐洲，社會主義已經蹤跡難尋；而整個世界，社會主義也僅剩下中國、朝鮮、越南、古巴等為數不多的幾個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