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提出“文化自覺”時，並非從東西文化的比較中看到了中國文化有什麼危機，而是對少數民族的實地研究中，首先接觸到了這個問題。80年代末我去內蒙古鄂倫春族聚居地區考察，這個民族是個長期在森林中生存的民族，世世代代傳下了一套適合於林區環境的文化，以從事狩獵和飼養鹿為生。近百年來由於森林的日益砍伐，威脅到了這個現在只有幾千人的小民族的生存。90年代末我在黑龍江又考察了另一個只有幾千人、以漁獵為生的赫哲族，存在的問題是同樣的。



中國10萬人口以下的“人口較少民族”就有…

這些情況以及其後之發展在我當時的處境自然不會了解，同時也不會是大陸知識分子關注的中心問題。現在應該回過頭來看一看，作一番研究是有必要的。這種情況直到改革開放後開始有所反思，我們要搞清中國文化的特點是不可能割斷歷史的，港臺的知識界60年代也對此提出了問題，不少人感興趣的是怎樣在“傳統”和“現代化”之間找到接榫之處。說明文化不僅僅是“除舊開新”而且也是“推陳出新”或“溫故知新”。“現代化”一方面突破了“傳統”，另一方面也同時繼續並更新了“傳統”。 …

中西文化碰了頭，中西方文化的比較，就一直是知識分子關注的問題，圍繞著中華民族的命運和中國的社會變遷，爭論不休，可以說至今還在繼續中。在“五四”運動以前，大致上是從19世紀中葉開始，已有了“西學”的觀念，要在技術上學習西方人的長處，以求有所改進，可用“舊學為體、新學為用”即“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看法來概括。人們對中國原有一套政治倫理秩序並沒有發生大的動搖。到了“五四”運動，碰到的問題已不是借用一些“西學”可以解決的了，基本上是要以西方現代化來代替中國的舊文化了。所以“五四”運動又叫新文化運動。不少人用西方啟蒙運動以來的一些觀念作為推翻和取代傳統制度的目標，其中最重要的是民主與科學，在“五四”之後發生過“科學和玄學”及“民主與獨裁”的兩次重要爭辯。



隨後中國共產黨在…

近些年來我常講“文化自覺”問題。具體的采用這個名詞，是在1997年北京大學舉辦的第二層社會學人類學高級研討班上。我提出這四個字“文化自覺”來標明這個研討班的目的。我想總結一下，問一問，我們在這個研討會上大家在做什麼？這四個字正表達了當前思想界對經濟全球化的反應，是世界各地多種文化接觸中引起人類心態的迫切要求。人類發展到現在已開始要知道我們各民族的文化是哪里來的？怎樣形成的？它的實質是什麼？它將把人類帶到哪里去？ 

這個名詞確實是我在這個班上作閉幕發言中冒出來的，但是思想的來源，可以追溯的歷史相當長了，我想大家都了解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