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來我常講“文化自覺”問題。具體的采用這個名詞，是在1997年北京大學舉辦的第二層社會學人類學高級研討班上。我提出這四個字“文化自覺”來標明這個研討班的目的。我想總結一下，問一問，我們在這個研討會上大家在做什麼？這四個字正表達了當前思想界對經濟全球化的反應，是世界各地多種文化接觸中引起人類心態的迫切要求。人類發展到現在已開始要知道我們各民族的文化是哪里來的？怎樣形成的？它的實質是什麼？它將把人類帶到哪里去？ 

這個名詞確實是我在這個班上作閉幕發言中冒出來的，但是思想的來源，可以追溯的歷史相當長了，我想大家都了解自20世紀前半葉中國思想的主流，一直是圍繞著民族認同和文化認同而發展的，以各種方式出現的有關中西文化的長期爭論，歸根結底只是這樣一個問題，就是在西方文化的強烈衝擊下，現代中國人究竟能不能繼續保持原有的文化認同？還是必須向西方文化認同？上兩代中國的知識分子一生都被困在有關中西文化的爭論之中，我們所熟悉的梁漱溟、陳寅恪、錢穆先生都在其中。 

我清楚地記得，當我在燕京大學上本科時，曾選修歷史系一位外籍教授開的“中國文藝復興”的這一課程。他的教法是把清朝末年、1860年、英法聯軍闖入圓明園以後到辛亥革命期間，他把他看到的外國作者對中國人的事情和說法的英文材料讓我們閱讀，以了解這段歷史的變化。對這門課我是很用功的，他指定的書和文章我都讀了，而且記錄下來。所讀的材料，歷時約50年間，經過4個皇帝，進犯的國家從老牌的英、法、俄開始，逐漸增加到12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就有十幾個之多。

這段時間里還有太平天國起義、戊戌變法、黃花崗起義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其中有一件事對我印象很深，至今仍然記得。那就是在太平天國宣布起義並定都南京後，有一位曾國藩手下的大將，名叫胡林翼，當時駐守在今天安徽的馬鞍山，他在閱兵時，有一隻外國軍艦，衝著他沿江而上，這位大將竟當場昏厥了過去。以後別人問他為什麼，它的回答是對付太平天國我們還有把握，但對付這些外國軍艦就沒有辦法了。此事生動地反映了當時清政府上層的態度。他們看到了中國的物質技術遠遠落後於西方，因而懼怕和退縮了，從而引起了以後喪權辱國的災難性後果。 

這說明在中西文化碰頭時，他們認輸了。這是一個大轉折。過去清政府以“天朝上國”自居，視外國使節為“外夷入覲”，乾隆皇帝認為自己國家物產豐盈，並不需要“外夷”的貨物，和他們貿易只是一種恩賜。英國使團提出覲見時，曾要求英使節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禮，這個皇帝這時還沒有認輸。

本文作者：費孝通（1910年11月2日－2005年4月24日），江蘇吳江人，中國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民族學家、社會活動家，中國社會學和人類學的奠基人之一。1957年3月24日費孝通發表了《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被打成右派。1966年9月1日費孝通在中央民族學院和老師吳文藻、潘光旦等著名教授被批鬥、帶出去勞動。1967年6月10日費孝通目擊潘光旦死亡。「文革」結束後，費孝通曾說：「我非常遺憾我從未達到真正理解中國社會的水平。我不願為自己辯護，去指出我的限制是出於我不可避免的遭遇。我失去了20年(47歲到70歲，是23年)的專業生命，最好的年份，否則我可能做得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