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情況以及其後之發展在我當時的處境自然不會了解，同時也不會是大陸知識分子關注的中心問題。現在應該回過頭來看一看，作一番研究是有必要的。這種情況直到改革開放後開始有所反思，我們要搞清中國文化的特點是不可能割斷歷史的，港臺的知識界60年代也對此提出了問題，不少人感興趣的是怎樣在“傳統”和“現代化”之間找到接榫之處。說明文化不僅僅是“除舊開新”而且也是“推陳出新”或“溫故知新”。“現代化”一方面突破了“傳統”，另一方面也同時繼續並更新了“傳統”。 

就我個人來說，我受到的教育是從清末民初所謂新學開始的，這個新的學校制度是針對舊的科舉制度下的私塾制度而興起的。我的父親是最後一科的秀才，科舉制度在他那一代取消了。改革之後，他被選送到日本去留學，學教育。回來後就搞新學，辦了一個中學。我母親創辦了縣里第一個蒙養院，我從小就是在這個蒙養院里邊長大的，所以我沒有進過私塾，沒有受過四書五經的教育。連《三字經》、《百家姓》也沒有唸過。

我唸的是“人、手、足、刀、尺”，是商務印書館的小學課本，是新學的東西。不用面壁背書、坐冷板凳，還可以唱歌做遊戲。初小後進入私人辦的私學，也是由留學生辦的新學。接著上了教會辦的大學，從東吳轉到燕京，又進了清華研究院，再去英國留學，一生受的教育都是西方文化影響下的“新學”教育。父母主張新學，不要舊的一套，在兒女身上不進行舊式的教育。所以我缺少了從小接受國學教育這一段，國學的根子在我身上並不深。中西方文化接觸過程中，在我本人並沒有感到嚴重的矛盾。

這一點和我的上一代是不同的，他們是受中國文化培養成長的，有著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根底。由於他們基本上是在中國文化傳統的熏陶下成長起來的，因而對中國文化的長處有親切的體驗，甚至有歸屬感。所以他們的基本立場是“要吸收西方新的文化而不失故我的認同”。如陳寅恪先生講“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錢穆先生說“余之所論每若守舊，而余持論之出發點，則實求維新”。像他們這樣的學者是無法接受“進步”和“落後”的簡單二分法的，他們求新而不肯棄舊，這在當時的潮流中不免陷入嚴重的矛盾之中。

我在70歲時重新開始了社會學人類學的研究，進入了第二次學術生命，當時預計還有10年的工作時間，希望自己在有生之年，還能為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發展多做些工作。我學習社會學、人類學的基本態度就是“從實求知”，首先對於自己的鄉土文化要有所認識，認識不是為了保守它，重要的是為了改造它，正所謂“推陳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