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碰了頭，中西方文化的比較，就一直是知識分子關注的問題，圍繞著中華民族的命運和中國的社會變遷，爭論不休，可以說至今還在繼續中。在“五四”運動以前，大致上是從19世紀中葉開始，已有了“西學”的觀念，要在技術上學習西方人的長處，以求有所改進，可用“舊學為體、新學為用”即“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看法來概括。人們對中國原有一套政治倫理秩序並沒有發生大的動搖。到了“五四”運動，碰到的問題已不是借用一些“西學”可以解決的了，基本上是要以西方現代化來代替中國的舊文化了。所以“五四”運動又叫新文化運動。不少人用西方啟蒙運動以來的一些觀念作為推翻和取代傳統制度的目標，其中最重要的是民主與科學，在“五四”之後發生過“科學和玄學”及“民主與獨裁”的兩次重要爭辯。

隨後中國共產黨在1921年成立，馬克思主義得到不少青年的信仰。中國向何處去是知識界不能回避的問題了。抗戰開始，國難當頭，民族危機使爭論暫時停頓下來，但戰後應該建立怎樣一種社會文化秩序，仍然是知識界關心的主題。徹底打破現狀，重建一個全新的理想社會，無疑對於知識分子具有極大的吸引力。那時主導的思潮是否定傳統的，當時即使有人提醒人們應正視革新和傳統的關係，也並不能引人注意。抗戰結束後中國知識界的思想情況，也隨著國內政治局勢的變化而迅速發生了變化。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大陸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變，知識界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走上建設社會主義道路。歸結起來看，無論是“戊戌”的維新變法，“五四”的新文化運動和解放後的歷次政治運動，都是在“破舊立新”的口號下，把“傳統”和“現代化”對立了起來，把中國的文化傳統當作了“現代化”的敵人。“文化大革命”達到了頂點，要把傳統的東西統統掃清，使人們認為中國文化這套舊東西都沒有了。 

總之，中國文化從傳統走向現代的進程中，步履維艱。怎樣才能使中國文化的發展擺脫困境，適應於時代潮流，中國知識分子上下求索，提出了各種各樣的主張，以探求中國文化的道路。由此湧現出各種流派，有如新儒家就是重要的一家，它主要在哲學一門之內，也涉及到史學，看法未必一致。這方面我不太熟悉，最近看到余英時先生的文章講到：以“新儒家”的名是指20世紀的思想流派，其事起於海外，特別指1958年元旦張君勵、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四位先生在香港《民主評論》上所發表的一篇宣言——《中國文化與世界——我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