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提出“文化自覺”時，並非從東西文化的比較中看到了中國文化有什麼危機，而是對少數民族的實地研究中，首先接觸到了這個問題。80年代末我去內蒙古鄂倫春族聚居地區考察，這個民族是個長期在森林中生存的民族，世世代代傳下了一套適合於林區環境的文化，以從事狩獵和飼養鹿為生。近百年來由於森林的日益砍伐，威脅到了這個現在只有幾千人的小民族的生存。90年代末我在黑龍江又考察了另一個只有幾千人、以漁獵為生的赫哲族，存在的問題是同樣的。

中國10萬人口以下的“人口較少民族”就有22個，在社會的大變動中他們如何長期生存下去？特別是跨入信息社會後，文化變得那麼快，他們就發生了自身文化如何保存下去的問題。我認為他們只有從文化轉型上求生路，要善於發揮原有文化的特長，求得民族的生存與發展。可以說文化轉型是當前人類共同的問題。所以我說“文化自覺”這個概念可以從小見大，從人口較少的民族看到中華民族以至全人類的共同問題。其意義在於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的過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發展的趨向，自知之明是為了加強對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取得決定適應新環境、新時代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

實際上在經濟全球一體化後，“中華文化該怎麼辦”是社會發展提出的現實問題，也是談論文化自覺首先要面臨的問題。我回想起在上世紀末與臺灣人類學家李亦園教授關於“中國文化與新世紀的社會學人類學”的對話。我提出了一些自己在思考的問題，並且認為研究文化的人應該注意和答覆這些問題，譬如我們常常講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那是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結果，所以在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後變成了毛澤東思想，後來又發展成了鄧小平理論，這背後一定有中國文化的特點在起作用，可是這些文化特點是什麼？怎麼在起作用？我們都說不清楚。 

我們交談時涉及到了幾個實例：一是談到重視家庭的思想，注重家庭的重要作用。在改革開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後，農村的生產力一下子解放出來了。以後在農村工業化中，又看到了真正有活力的是家庭工業，同時讓我進一步想到中國社會的生長能力在什麼地方，中國文化的特點之一我想是在世代之間聯系的認識上。一個人不覺得自己多麼重要，要緊的是光宗耀祖，是傳宗接代，養育出色的孩子。二是“一國兩制”的實踐不光具有政治上的意義，而在不同的東西能不能相容共處的問題，所以它還有文化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