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也嘗試透過文字記載，探究明人對建文朝歷史記憶的「體驗」層面。唐宋以降的文人，便常藉宦遊、貶謫和旅行等方式，遊覽各地名勝古蹟，瞭解其風土人情與歷史文化，從而感受地方歷史記憶的召喚，並將此種體驗化作詩文記錄下來。中國傳統文學中的詠史詩、懷古詩、登臨詩，以及描述造訪古蹟經歷的遊記，都反映了文人對過去的歷史認知和想像。63



而由此又可延伸出另一個議題──地景。文化地理學認為，地景本身就是一套具有象徵意涵的表意系統，顯示社會據以組織的價值和意識形態，而後者又將透過地景的支持而延續。64地方官紳在他們所認知的「歷史現場」，修建墓祠、樹立碑誌，便構成了蘊含象徵意涵和歷史記憶的紀念地景。建文朝歷史記憶亦是如此，其於地方上的形塑與發展，實得益於地方官員、在地庶民耆舊和文人的參與：65建文殉臣祠墓的建立與維修，…

比起傳記類文本，筆記類文本在口傳記憶文字化的過程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筆記沒有特定的體裁，其隨手記錄、隨意書寫的性質，使其內容包羅萬象，無論是正式的史事考據、非正式的軼聞傳述，甚至對官方檔案文獻的抄錄，都可透過筆記留下記錄、進行流通。尤其是天順到正德年間的筆記著作，記錄了不少與建文朝或靖難史事相關的軼聞、傳說和評論，對於瞭解正德朝以前民間的相關歷史記憶，有很大的幫助。如《野記》一書記載的就是正德以前的民間傳聞，當中有不少涉及建文朝歷史的內容，反映了當時人們對相關史事的認知或想像，該書更因為作為相關文本較早出者，又出自名士手筆，而對後世記憶影響深遠。在往後的階段，筆記的重要性雖逐漸被體例嚴謹的史籍作品取代，但其記錄軼聞傳說的功能始終不減，其內容可能隨著文本的傳播而深入人心，進而被史籍作者所引用，使其影響力得以持續和擴大。此外，明人對筆記書寫的愛好一直持續到明末，故仍不能忽視其於研究上的價值。…

本研究所運用的資料較偏向文字史料，除以往研究主要依據的筆記和史籍之外，也將利用官書、方志、文集、小說、詩詞等目前相關研究仍較少使用的材料。文本是歷史記憶保存媒介中相當重要的一種，人們的記憶也往往得透過「文本化」的步驟，成為文化產品後，才易於流傳。58而將文本視為文字化的記憶，或是保存、傳承記憶的媒介時，就必須考慮到以下問題：這些文本所保存、反映的是誰的記憶？其欲傳遞的對象又是誰？大體而言，上述文本所反映的歷史記憶，自然是屬於有能將之形諸文字的知識份子，能接收當中記憶的，亦是此一具備掌握書寫與閱讀能力的群體。然而，這並不代表此類記憶僅屬於文人士大夫階級，而可能同時混合了地方上的庶民記憶，在建文朝歷史記憶透過文本流傳於知識份子群體內的過程中，庶民記憶也不斷加入，進而成為往後士人相關記憶的一部分。從本研究主要依賴的幾種文獻中，都可以看到此種跡象。…

三、研究方法與章節安排

本研究旨在探討建文朝歷史記憶在明代形成、發展和變遷的過程，並嘗試在前人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延伸，將以往缺乏交集的一些視角，透過歷史記憶的理論與研究方法加以整合。文中探討的「建文朝歷史記憶」，主要包括明人對建文朝統治情況、建文君臣生命歷程和歷史地位等方面的認知、印象與評價，所檢視的時段涵蓋「靖難之役」後的整個明代，包括曾短暫偏安一隅的南明政權。由於很多史料現已不存，再加上筆者能力有限，無法完整探討並呈現建文朝歷史記憶的全部面相，故在論述各階段相關記憶的發展與形塑過程時，主要是挑選一些筆者認為較明顯或特殊的項目進行探討，希望能透過討論的聚焦來深化分析，並且突顯各個時期的時代特色。

除了考察明代建文朝歷史記憶內容的演變，本文也將探討當時相關政治弛禁的發展，…

迄今為止，與明代建文朝歷史記憶關係最密切的，是戴彼得（Peter Ditmanson）對明代中晚期建文殉臣紀念與書寫的研究。他將明代相關發展分為四個階段：靖難後至正統五年（1440）、十五世紀晚期、十六世紀早期、萬曆以降，認為自十五世紀開始，政治家與作家對整理靖難及壬午殉難相關資料、重建該段歷史的興趣越發濃厚，而對建文殉臣的紀念與尊崇正是此類活動的核心關懷。戴氏也指出，靖難之變與壬午殉難具有一定程度的象徵意義，且與建立道德激進主義（moral activism）的文人認同緊密聯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