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相關聯的，還有文化間問題。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間性所揭示的世界文化多樣性以及它們之間的關聯，實際上都是以主體間的理解為載體的。美國學者桑德拉·黑貝爾斯（SaundraHybels）等用六個指標來勾畫跨文化間的差異，即：權力距離（社會不公平），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個人在集體中整合與定位的狀態），女人氣與男人氣（男人與女人之間的角色分工），避免不確定（對未知事物的容忍），長期定位（長期和短期需要滿足二者之間的協調）和高關聯與低關聯（大多數信息在關聯中傳輸的程度或者大多數信息處在編輯或消息狀態中的程度）。他們相信：這些是“欣賞差異的基本參考工具”（44）。

而亨廷頓認為，人類歷史上始終存在著文明的“我們”與文明之外的“他們”。“文明之內的行為與文明之外的行為的差別來源於：

1.對被看作與我們大相徑庭的人的優越感（和偶爾的自卑感）；

2.對這種人的恐懼和不信任；

3.由於語言和文明行為的不同而產生的與他們交流的困難；

4.不熟悉其他民族的設想、動機、社會關係和社會行為”（45）。因此交互文化性問題又可以被歸結為文化理解的問題。

早在1500年前，斯多葛學派的希羅克洛斯（Hierocles）就寫道：

我們每個人都可以看做被許多同心圓所圍繞。第一個圓圈是一個人自己的意識，就像他以一個圓心畫出來一樣……第二個圓圈距同一個圓心更遠，將第一個圓圈包圍起來，它象征著這個人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和孩子。第三個圓圈象征著這個人的親戚，如叔、伯、姨、姑、祖父母、外甥、侄女、堂親。第四個圓圈象征更遠的親戚，隨後是近鄰、同部落、同鄉，然後以此類推是臨近城鎮的人以及同國的同胞。最靠外的最大那個把所有這些都包起來的圓才象征全人類……對於君子而言，他應妥善對待每一個圓圈里的人，並盡量使這些圓圈同心。（46）

這個同心圓模型所揭示的是人與人之間的“心靈距離”，它所指的是人主觀意識里對他人感覺上的距離，而非空間距離。18世紀蘇格蘭哲學家大衛·休謨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更有針對性的描述。他認為，當我們從自己的小家庭進入一個大家庭，進而進入當地社會、進入州或鎮、進入我們的國家、進入我們所在的地理區域（例如歐洲或美國） ，最後進入世界的時候，每個人都能感覺自己的同情心在逐漸減弱。

休謨認為，理性的人們寧願毀掉整個世界，也不願意劃傷自己的指頭，且人們給予遙遠地方人們的同情，要比給予身邊人的同情少得多。他寫道：“愛可以單獨地被另外一種關係，即我們自己和對象之間有關係，刺激起來；或者更恰當地說，這種關係是永遠伴有其餘兩種關係的。……關係越弱，這種感情的程度也就減弱。”（47）就此圓圈理論發表言論的思想家還有亞當·斯密、康德、艾默生、甘地、愛因斯坦、瑪莎·娜斯鮑姆（Martha Nussbaum）和彼得·辛格。

（44）[美]桑德拉·黑貝爾斯等：《有效溝通》，李業昆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5年，第56-59頁。

（45）[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國際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10年，第109頁。

（46）參見[美]潘卡吉·蓋馬沃特：《下一波世界趨勢》，王虎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302-303頁。

（47）[英]休謨：《人性論》（下冊），關文運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第388-38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