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澡堂並不那麽糟。可以洗澡。麻煩的是我們澡堂用的票根。上禮拜六我去了一家澡堂，他們給了我兩張票根。一張是保管浴巾的，另一張是寄放帽子跟大衣的收條。可是脫得光光的男人可往哪兒放票根呢？直截了當地說吧——沒地方放。沒有口袋。四下一望——全是肚子跟腿。最麻煩的，就是票根。總不能拴在胡子上吧。沒法子，我只好一條腿上拴一張票根，以免一丟就是兩張。我進了洗澡間。票根在我腿旁劈拍扇動。這樣走動真是煩人。可是又不能不四下走動。因為總得找個水桶吧。沒有水桶，怎麽洗澡？挺麻煩的。我找水桶。我看見一位老兄正用三只水桶在洗澡。他站在一只裏頭，用另一只洗頭，左手拿著第三只，為的是怕別人拿走。我去拉那第三只水桶；別的不說，我自己想用。但是那位公民不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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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飯用完，格裏波夫把碗舔了個乾凈，有條不紊地把桌上的面包渣攏入了左手掌內。沒有咽下去，含在口中的每一小粒面包屑他都舔到了，貪婪地用濃濃的口水滋潤著。格裏波夫說不出味道到底好不好。味道完全是另外一碼子的事，不值得拿來與這種過癮的快感相比，其他所有的感覺早消失得被人遺忘了。格裏波夫並不急著咽下肚去，面包屑會自己在口中融化，很快地就消失了。巴格裏索夫深凹、發亮的眼睛一動也不動地凝視著格裏波夫的嘴。他們兩人都沒有足夠的意誌力把視線自消失在對方口中的食物上移開。格裏波夫咽下了口水，巴格裏索夫立即將視線轉向了天邊——轉向那往天空上爬的橙色的大月亮。

　

“時候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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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馮君相識成友，是在高中一年級的時候。校園裏，櫻花正紛紛飄落雪一般白白的花瓣。

　

“你，將來打算做什麽啊？”我這麽一問，坐在我旁邊座位上的馮君便露出看起來頗帶孩子氣的暴牙，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我，希望能考進醫學院。”

　

“啊？這倒真巧。我將來也想當醫生啊。”

　

“你打算考哪一所大學？”…

——在這裏所謂的盲，也可以不必當眼睛看不見的意思講。他拉著雙眼已盲的妻子的手，為了看一座出租的房子，在一處斜坡上，往上走著。

　

“那是什麽聲音？”

　

“竹林子的風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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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六七歲的時候起一直到十四五歲為止，她在舞臺上，經常都在哭泣。那一段日子裏，觀眾其實也是很愛淌眼淚、哭泣的。只要自己一哭泣，觀眾也會跟著自己哭泣——這樣的想法就是她看這個人生的最初的觀點。人的面貌，在她看起來，莫不都是看了自己演的戲就會哭泣的那一種。她所不能了解的面貌，可以說一個也沒有。照這樣子說起來，這人世間，對她而言，實在是太容易了解的了。在整個戲團裏頭，其實也沒有哪一個演員能像她所扮演的楚楚可憐的小女孩角色那樣子令許許多多的觀眾哭泣。然而，她卻在十六歲的時候就生下了一個孩子。

　

“這孩子沒有哪一點像我。這不是我的孩子。我可不管。”

　

孩子的父親這樣說。…

霧一般的春雨，雖濕不透全身，但灑在皮膚上，還能覺出濕潤來。姑娘跑到門外，看見如約前來的小夥子打著傘，這才喊道：“哎喲！怎麽下雨了？”小夥子將臉藏在傘內，這雨傘與其說是擋雨，倒不如說是他來到姑娘家的鋪面前時，為了遮羞而打開的。小夥子默默地將傘遮在姑娘的頭頂上。姑娘只把一邊的肩膀伸進去，小夥子見姑娘還淋著雨，很想請她靠近自己，可又沒有勇氣開口。當然，姑娘也很想一只手湊上去拿傘，但不知怎麽的，卻偏偏做出了要逃出傘外的樣子。兩人羞赧地走進一家照相館。小夥子那當官的父親要攜眷赴外地上任，他們是來拍分別照的。

　

“請您二位坐到這邊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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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衡（1946～），山西霍州人，作家。著有散文集《夏感與秋思》、《只求新去處》、《問路》、《梁衡散文選》，章回體知識性小說《數理化通俗演義》等。

常州城裏那座不大的瞿秋白的紀念館我已經去過三次。從第一次看到那個黑舊的房舍，我就想寫篇文章。但是六個年頭過去了，還是沒有寫出。瞿秋白實在是一個謎，他太博大深邃，讓你看不清摸不透，無從寫起但又放不下筆。去年我第三次訪秋白故居時正值他犧牲60周年，地方上和北京都在籌備關於他的討論會。他就義時才36歲，可人們已經紀念了他60年，而且還會永遠紀念下去。是因為他當過黨的領袖？是因為他的文學成就？是因為他的才氣？是，又不全是。他短短的一生就像一幅永遠讀不完的名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