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衡（1946～），山西霍州人，作家。著有散文集《夏感與秋思》、《只求新去處》、《問路》、《梁衡散文選》，章回體知識性小說《數理化通俗演義》等。

常州城裏那座不大的瞿秋白的紀念館我已經去過三次。從第一次看到那個黑舊的房舍，我就想寫篇文章。但是六個年頭過去了，還是沒有寫出。瞿秋白實在是一個謎，他太博大深邃，讓你看不清摸不透，無從寫起但又放不下筆。去年我第三次訪秋白故居時正值他犧牲60周年，地方上和北京都在籌備關於他的討論會。他就義時才36歲，可人們已經紀念了他60年，而且還會永遠紀念下去。是因為他當過黨的領袖？是因為他的文學成就？是因為他的才氣？是，又不全是。他短短的一生就像一幅永遠讀不完的名畫。

我第一次到紀念館是1990年。紀念館本是一間瞿家的舊祠堂，祠堂前原有一條河，叫覓渡河。一聽這名字我就心中一驚，覓渡，覓渡，渡在何處？瞿秋白是以職業革命家自許的，但從這個渡口出發並沒有讓他走出一條路。“八七會議”他受命於白色恐怖之中，以一副柔弱的書生之肩，挑起了統師全黨的重擔，發出武裝鬥爭的吼聲。但是他隨即被王明，被自己的人一巴掌打倒，永不重用。後來在長征時又借口他有病，不帶他北上。而比他年紀大身體弱的徐特立、謝覺哉等都安然到達陜北，活到了建國。他其實不是被國民黨殺的，是為“左”傾路線所殺。是自己的人按住了他的脖子，好讓敵人的屠刀來砍。而他先是仔細地獨白，然後就去從容就義。

如果秋白是一個如李逵式的人物，大喊一聲：“你朝爺爺砍吧，20年後又是一條好漢。”也許人們早已把他忘掉。他是一個書生啊，一個典型的中國知識分子，你看他的照片，一副多麼秀氣但又有幾分蒼白的面容。他一開始就不是舞槍弄刀的人。他在黃埔軍校講課，在上海大學講課，他的才華熠熠閃光，聽課的人擠滿禮堂，爬上窗臺，甚至連學校的老師也擠進來聽。後來成為大作家的丁玲，這時也在臺下瞪著一雙稚氣的大眼睛。瞿秋白的文才曾是怎樣折服了一代人。後來成為文化史專家、新中國文化部副部長的鄭振鐸，當時準備結婚，想求秋白刻一對印，秋白開的潤格是50元。鄭付不起轉而求茅盾。婚禮那天，秋白手提一手絹小包，說來送金50，鄭不勝惶恐，打開一看卻是兩方石印。可想他當時的治印水平。秋白被排擠離開黨的領導崗位之後，轉而為文，短短幾年他的著譯竟有500萬字。魯迅與他之間的敬重和友誼，就像馬克思與恩格斯一樣的完美。秋白夫婦到上海住魯迅家中，魯迅和許廣平睡地板，而將床鋪讓給他們。秋白被捕後魯迅立即組織營救，他就義後魯迅又親自為他編文集，裝幀和用料在當時都是第一流的。秋白與魯迅、茅盾、鄭振鐸這些近代文化史上的高峰，也是齊肩至頂的啊，他應該知道自己身軀內所含的文化價值，應該到書齋裏去實現這個價值。但是他沒有，他目睹人民沈浮於水火，目睹黨瀕於滅頂，他振臂一呼，躍向黑暗。只要能為社會的前進照亮一步之路，他就毅然舉全身而自然。他的俄文水平在當時的中國是數一數二了，他曾發宏願，要將俄國文學名著介紹到中國來，他犧牲後魯迅感嘆說，本來《死魂靈》由秋白來譯是最合適的。這使我想起另一件事。和秋白同時代的有一個人叫梁實秋，在抗日高潮中仍大寫悠閑文字，被左翼作家批評為“抗戰無關論”。他自我辯解說，人在情急時固然可以操起菜刀殺人，但殺人畢竟不是菜刀的使命。他還是一直弄他的純文學，後來確實也成就很高，一人獨立譯完了《莎士比亞全集》。現在，當我們很大度地承認梁實秋的貢獻時，更不該忘記秋白這樣的，情急用菜刀去救國救民，甚至連自己的珠玉之身也撲上去的人。如果他不這樣做，留把菜刀作後用，留得青山來養柴，在文壇上他也會成為一個、甚至十個梁實秋。但是他沒有。

如果秋白的骨頭像他的身體一樣的柔弱，他一被捕就招供認罪，那麼歷史也早就忘了他。革命史上有多少英雄就有多少叛徒。曾是共產黨總書記的向忠發、政治局委員的顧順章，都有一個工人階級的好出身，但是一被逮捕，就立即招供。至於陳公博、周佛海、張國燾等高幹，還可以舉出不少，而秋白偏偏以柔弱之軀演出了一場泰山崩於前而不動的英雄戲。他剛被捕時敵人並不明他的身份，他自稱是一名醫生，在獄中讀書寫字，連監獄長也求他開方看病。其實，他實實在在是一個書生、畫家、醫生，除了名字是假的，這些身份對他來說一個都不假。這時上海的魯迅等正在設法營救他。但是一個聽過他講課的叛徒終於認出了他。特務乘其不備突然大喊一聲：“瞿秋白！”他卻木然無應。敵人無法只好把叛徒拉出當面對質。這時他卻淡淡一笑說：“既然你們已認出了我，我就是瞿秋白。過去我寫的那份供詞就權當小說去讀吧。”蔣介石聽說抓到了瞿秋白，急電宋希濂去處理此事，宋在黃埔時聽過他的課，執學生禮，想以師生之情勸其降，並派軍醫為之治病。他死意已決，說：“減輕一點痛苦是可以的，要治好病就大可不必了。”當一個人從道理上明白了生死大義之後，他就獲得了最大的堅強和最大的從容。這是靠肉體的耐力和感情的傾註所無法達到的，理性的力量就像軌道的延伸一樣堅定。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向來是以理行事，所謂士可殺而不可辱。文天祥被捕，跳水、撞墻，惟求一死。魯迅受到恐嚇，出門都不帶鑰匙，以示不歸之誌。毛澤東贊揚朱自清寧餓死也不吃美國的救濟粉。秋白正是這樣一個典型的已達到自由階段的知識分子。蔣介石威脅利誘實在不能使之屈服，遂下令槍決。刑前，秋白唱《國際歌》，唱紅軍歌曲，泰然自行至刑場，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盤腿席地而坐，令敵開槍。從被捕到就義，這裏沒有一點死的畏懼。

如果秋白就這樣高呼口號為革命獻身，人們也許還不會這樣長久地懷念他研究他。他偏偏在臨死前又搶著寫了一篇《多余的話》，這在一般人看來真是多余。我們看他短短的一生鬥爭何等堅決，他在國共合作中對國民黨右派的批駁、在黨內對陳獨秀右傾路線的批判何等犀利，他主持“八七會議”，決定武裝鬥爭，永遠功彪史冊，他在監獄中從容鬥敵，最後英勇就義，泣天地慟鬼神。這是一個多麼完整的句號。但是他不肯，他覺得自己實在渺小，實在愧對黨的領袖這個稱號，於是用解剖刀，將自己的靈魂仔仔細細地剖析了一遍。別人看到的他是一個光明的結論，他在這裏卻非要說一說這光明之前的暗淡，或者光明後面的陰影。這又是一種驚人的平靜。就像敵人要給他治病時，他說：不必了。他將生命看得很淡。現在，為了做人，他又將虛名看得很淡。他認為自己是從紳士家庭，從舊文人走向革命的，他在新與舊的鬥爭中受著煎熬，在文學愛好與政治責任的抉擇中受著煎熬。他說以後舊文人將再不會有了，他要將這個典型，這個痛苦的改造過程如實地錄下，獻給後人。他說過：“光明和火焰從地心裏鉆出來的時候，難免要經過好幾次的嘗試，試探自己的道路，鍛煉自己的力量。”他不但解剖了自己的靈魂，在這《多余的話》裏還囑咐死後請解剖他的屍體，因為他是一個得了多年肺病的人。這又是他的偉大，他的無私。我們可以對比一下，世上有多少人都在塗脂抹粉，挖空心思地打扮自己的歷史，極力隱惡揚善。特別是一些地位越高的人越愛這樣做，別人也幫他這樣做，所謂為尊者諱。而他卻不肯。作為領袖，人們希望他內外都是徹底的鮮紅，而他卻固執地說；不，我是一個多重色彩的人。在一般人是把人生投入革命，在他是把革命投入人生，革命是他人生實驗的一部分。當我們只看他的事業，看他從容赴死時，他是一座平原上的高山，令人崇敬；當我們再看他對自己的解剖時，他更是一座下臨深谷的高峰，風鳴林吼，奇絕險峻，給人更多的思考。他是一個內心既縱橫交錯，又坦蕩如一張白紙的人。

我在這間舊祠堂裏，一年年地來去，一次次地徘徊，我想像著當年門前的小河，河上來往覓渡的小舟。秋白就是從這裏出發，到上海辦學，去會魯迅；到廣州參與國共合作，去會孫中山；到蘇俄去當記者，去參加共產國際會議；到漢口去主持“八七會議”，發起武裝鬥爭；到江西蘇區去，主持教育工作。他生命短促，行色匆匆。他出門登舟時一定想到“野渡無人舟自橫”，想到“輕解羅裙，獨上蘭舟”。那是一種多麼悠閑的生活，多麼美的詩句，是一個多麼寧靜的港灣。他的《多余的話》裏一再表達他對文學的熱愛。他多麼想靠上那個碼頭。但他沒有，直到臨死的前一刻他還在探究生命的歸宿。他一生都在覓渡，可是到最後也沒有傍到一個好的碼頭，這實在是一個悲劇。但正是這悲劇的遺憾，人們才這樣以其生命的一倍、兩倍、十倍的歲月去紀念他。如果他一開始就不鬧什麼革命，只要隨便撥下身上的一根汗毛，悉心培植，他也會成為著名的作家、翻譯家、金石家、書法家或者名醫。梁實秋、徐誌摩現在不是尚享後人之饗嗎？如果他革命之後，又撥轉船頭，退而治學呢，仍然可以成為一個文壇泰鬥。與他同時代的陳望道，本來是和陳獨秀一起籌建共產黨的，後來退而研究修辭，著《修辭學發凡》，成了中國修辭第一人，人們也記住了他。可是秋白沒有這樣做。就像一個美女偏不肯去演戲，像一個高個兒男子偏不肯去打球。他另有所求，但又求而無獲，甚至被人誤會。一個人無才也就擺了，或者有一分才幹成了一件事也擺了。最可惜的是他有十分才只幹成了一件事，甚而一件也沒有幹成，這才叫後人惋惜。你看嶽飛的詩詞寫得多好，他是有文才的，但世人只記住了他的武功。辛棄疾是有武才的，他年輕時率一萬義軍反金投宋，但南宋政府不用他，他只能“醉裏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後人也只知他的詩才。瞿秋白以文人為政，又因政事之敗而返觀人生。如果他只是慷慨就義再不說什麼，也許他早已沒入歷史的年輪。但是他又說了一些看似多余的話，他覺得探索比到達更可貴。當年項羽兵敗，雖前有渡船，卻拒不渡河。項羽如果為劉邦所殺，或者他失敗後再渡烏江，都不如臨江自刎這樣留給歷史永遠的回味。項羽面對生的希望卻舉起了一把自刎的劍，秋白在將要英名流芳時卻舉起了一把解剖刀，他們都把行將定格的生命的價值又推上了一層。哲人者，寧肯舍其事而成其心。

秋白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