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璞（1928～），女，原名馮鐘璞，原籍河南省唐河縣，生於北京。著有長篇小說《南渡記》、《東藏記》，散文集《宗璞散文集》等作品。

轉眼間父親離開我們已經快一年了。

去年這時，也是玉簪花開得滿院雪白，我還計劃在向陽的草地上鋪出一小塊磚地，以便把輪椅推上去，讓父親在濃重的樹蔭中得一小片陽光。因為父親身體漸弱，忙於延醫取藥，竟沒有來得及建設。9月底，父親進了醫院，我在整天奔忙之余，還不時望一望那片草地，總不能想像老人再不能回來，回來享受我為他安排的一切。

哲學界人士和親友們都認為父親的一生總算圓滿，學術成就和他從事的教育事業使他中年便享盛名，晚年又見到了時代的變化，生活上有女兒侍奉，諸事不用操心，能在哲學的清純世界中自得其樂。而且，他的重要著作《中國哲學史新編》，八十歲才開始寫，許多人擔心他寫不完，他居然寫完了。他是拼著性命支撐著，他一定要寫完這部書。

在父親的最後幾年裏，經常住醫院，八九年下半年起更為頻繁。一次是11月11日午夜，父親突然發作心絞痛，外子蔡仲德和兩個年輕人一起，好不容易將他擡上救護車。他躺在擔架上，我坐在旁邊，數著脈搏。夜很靜，車子一路尖叫著駛向醫院。好在他的醫療待遇很好，每次住院都很順利。一切安排妥當後，他的精神好了許多，我俯身為他掖好被角，正要離開時，他疲倦地用力說：“小女，你太累了！”“小女”這乳名幾十年不曾有人叫了。“我不累”，我說，勉強忍住了眼淚。說不累是假的，然而比起擔心和不安，勞累又算得了什麽呢。

過了幾天，父親又一次不負我們的勞累和擔心，平安回家了。我們笑說：“又是一次驚險鏡頭。”12月初，他在家中度過九十四壽辰。也是他最後的壽辰。這一天，民盟中央的幾位負責人丁石孫等先生前來看望，老人很高興，談起一些文藝雜感，還說，若能匯集成書，可題名為“余生劄記”。

這余生太短促了。中國文化書院為他籌辦了慶祝九五壽辰的“馮友蘭哲學思想國際研討會”，他沒有來得及參加，但他知道了大家的關心。

九○年初，父親因眼前有幻象，又住醫院。他常常喜歡自己背誦詩詞，每住醫院，總要反復吟哦《古詩十九首》。有記不清的字，便要我們查對。“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他在詩詞的意境中似乎覺得十分安寧。一次醫生來檢查後，他忽然對我說：“莊子說過，生為附贅懸疣，死為決疣潰癰。孔子說過，朝聞道，夕死可矣。張橫渠又說，生吾順事，沒吾寧也。我現在是事情沒有做完，所以還要治病。等書寫完了，再生病就不必治了。”我只能說：“那不行，哪有生病不治的呢！”父親微笑不語。我走出病房，便落下淚來。坐在車上，更是淚如泉湧。一種沒有人能分擔的孤單沈重地壓迫著我。我知道，分別是不可避免的。

我們希望他快點寫完《新編》，可又怕他寫完。在住醫院的間隙中，他終於完成了這部書。親友們都提醒他還有本《余生劄記》呢。其實老人那時不只有文藝雜感，又還有新的思想，他的生命是和思想和哲學連在一起的。只是來不及了。他沒有力氣再支撐了。

人們常問父親有什麽遺言，他在最後幾天有時念及遠在異國的兒子鐘遼和惟一的孫兒馮岱。他用力氣說出的最後的關於哲學的話是：“中國哲學將來要大放光彩！”他是這樣愛中國、這樣愛哲學。當時有李澤厚和陳來在側，我覺得這句話應該用大字寫出來。

然後，終於到了11月26日那淒冷的夜晚，父親那永遠在思索的頭腦進入了永恒的休息。

作為父親的女兒，而且是數十年都在他身邊的女兒，在他晚年又身兼幾大職務，秘書、管家兼門房，醫生、護士帶跑堂，照說對他應該有深入的了解，但是我無哲學頭腦，只能從生活中窺其精神於萬一。根據父親的說法，哲學是對人類精神的反思，他自己就總是在思索，在考慮問題。因為過於專註，難免有些呆氣。他晚年耳目失其聰明，自己形容自己是“呆若木雞”。其實這些呆氣早已有之。抗戰初期，幾位清華教授從長沙往昆明，途徑鎮南關，父親手臂觸城墻而骨折。金嶽霖先生一次對我幽默地提起此事，他說：“當時司機通知大家，不要把手放在窗外，要過城門了。別人都很快照辦，只有你父親聽了這話，便考慮為什麽不能放在窗外，放在窗外和不放在窗外的區別是什麽，其普遍意義和特殊意義是什麽。還沒考慮完，已經骨折了。”這是形容父親愛思索。他那時正是因為在思索，根本就沒有聽見司機的話。

他的生命就是不斷地思索，不論遇到什麽挫折，遭受多少批判，他仍頑強地思考，不放棄思考。不能創造體系，就自我批判，自我批判也是一種思考。而且在思考中總會冒出些新的想法來。他自我改造的願望是真誠的，沒有經歷過二十世紀中葉的變遷和六七十年代的各種政治運動的人，是很難理解這種自我改造的願望的。首先，一聲“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促使了多少有智慧的人邁上走向煉獄的歷程。其次，知識分子前冠以資產階級，位置固定了，任務便是改造，又怎知自是之為是，自非之為非？第三，各種知識分子的處境也不盡相同，有居廟堂而一切看得較為明白，有處林下而只能憑報紙和傳達，也只能信報紙和傳達。其感受是不相同的。

幸虧有了新時期，人們知道還是自己的頭腦最可信。父親明確采取了不依傍他人，“修辭立其誠”的態度。我以為，這個誠字並不能與“偽”相對。需要提出“誠”，需要提倡說真話，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大悲哀。

我想歷史會對每一個人作出公允的不帶任何偏見的評價。歷史不會忘記有些微貢獻的每一個人，而評價每一個人時，也不要忘記歷史。

父親一生對物質生活的要求很低，他的頭腦都讓哲學占據了，沒有空隙再來考慮諸般瑣事。而且他總是為別人著想，盡量減少麻煩。一個人到九十五歲，沒有一點怪癖，實在是奇跡。父親曾說，他一生得力於三個女子，一位是他的母親、我的祖母吳清芝太夫人，一位是我的母親任載坤先生，還有一個便是我。1982年，我隨父親訪美，在機場上父親作了一首打油詩：“早歲讀書賴慈母，中年事業有賢妻。晚來又得女兒孝，扶我雲天萬裏飛。”確實得有人料理俗務，才能有純粹的精神世界。近幾年，每逢我的生日，父親總要為我撰壽聯。九○年夏，他寫最後一聯，聯雲：“魯殿靈光，賴家有守護神，豈獨文采傳三世；文壇秀氣，知手持生花筆，莫讓新編代雙城。”父親對女兒總是看得過高。“雙城”指的是我的長篇小說，第一卷《南渡記》出版後，因為沒有時間，沒有精力，便停頓了。我必須以《新編》為先，這是應該的，也是值得的。當然，我持家的能力很差，料理飲食尤其不能和母親相比，有的朋友都驚訝我家飯食的粗糙。而父親從沒有挑剔，從沒有不悅，總是興致勃勃地進餐，無論做了什麽，好吃不好吃，似乎都滋味無窮。這一方面因為他得天獨厚，一直胃口好，常自嘲“還有當飯桶的資格”；另一方面，我完全能夠體會，他是以為能做出飯來已經很不容易，再挑剔好壞，豈不讓管飯的人為難。

父親自奉儉，但不乏生活情趣。他並不永遠是道貌岸然，也有豪情奔放，瀟灑閑逸的時候，不過機會較少罷了。1926年父親三十一歲時，曾和楊振聲、鄧以蟄兩先生，還有一位翻譯李白詩的日本學者一起豪飲，四個人一晚喝去十二斤花雕。六十年代初，我因病常住家中，每於傍晚隨父母到頤和園包坐大船，一元錢一小時，正好覽盡落日的綺輝。一位當時的大學生若幹年後告訴我說，那時他常常看見我們的船在彩霞中飄動，覺得真如神仙中人。我覺得父親是有些仙氣的，這仙氣在於他一切看得很開。在他的心目中，人是與天地等同的。“人與天地參”，我不止一次聽他講解這句話。《三字經》說得淺顯，“三才者，天地人”。既與天地同，還屑於去鉆營什麽！那些年，一些稍有辦法的人都能把子女調回北京，而他，卻只能讓他最鐘愛的幼子鐘越長期留在醫療落後的黃土高原。1982年，鐘越終於為祖國的航空事業流盡了汗和血，獻出了他的青春和生命。

父親的呆氣裏有儒家的偉大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自強不息到“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地步；父親的仙氣裏又有道家的豁達灑脫。秉此二氣，他穿越了在苦難中奮鬥的中國的二十世紀。他的一生便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的一個篇章。

據河南家鄉的親友說，1945年初祖母去世，父親與叔父一同回老家奔喪，縣長來拜望，告辭時父親不送，而對一些身為老百姓的舊親友，則一直送到大門，鄉裏傳為美談。從這裏我想起和讀者的關系。父親很重視讀者的來信，許多年常常回信。星期日上午的活動常常是寫信。和山西一位農民讀者本恒茂老人就保持了長期的通信，每索書必應之。後來我曾代他回復一些讀者來信，尤其是對年輕人，我認為最該關心，也許幾句話便能幫助發掘了不起的才能。但後來我們實在沒有能力做了，只好聽之任之。把人家的千言信萬言書束之高閣，起初還感覺不安，時間一久，則連不安也沒有了。

時間會撫慰一切，但是去年初冬深夜的景象總是歷歷如在目前。我想它是會伴隨我進入墳墓的了。當晚，我們為父親穿換衣服時，他的身體還那樣柔軟，就像平時那樣配合。他好像隨時會睜開眼睛說一聲“中國哲學將來會大放光彩。”我等了片刻，似乎聽到一聲嘆息。

不得不離開病房了。我們圍跪在床前，忍不住痛哭失聲！仲遼扶著我，可我覺得這樣沈重的孤單！在這茫茫世界中，再無人需我侍奉，再無人叫我的乳名了。這麽多年，每天清晨最先聽到的，是從父親臥房傳來的咳嗽，每晚睡前必到他床前說幾句話。我怎樣能從多年的習慣中走得出來。

然而日子居然過去快一年了。只好對自己說，至少有一件事稍可安慰。父親去時不知道我已抱病。他沒有特別的牽掛，去得安心。

文章將盡，玉簪花也謝盡了。鄰院中還有通紅的串紅和美人蕉，記得我曾說串紅像是鞭炮，似乎馬上會劈劈啪啪響起來。而生活裏又有多少事值得它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