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1928～），福建永春人，生於臺灣。著有散文集《逍遙遊》、《聽聽那冷雨》，詩集《五陵少年》、《白玉苦瓜》等。

自從十三年前遷居香港以來，和梁實秋先生就很少見面了。屈指可數的幾次，都是在頒獎的場合，最近的一次，卻是從梁先生溫厚的掌中接受時報文學的推薦獎。這一幕頗有象征的意義，因為我這一生的努力，無論是在文壇或學府，要是當初沒有這只手的提掖，只怕難有今天。

所謂“當初”，已經是三十六年以前了。那時我剛從廈門大學轉學來臺，在臺大讀外文系三年級，同班同學蔡紹班把我的一疊詩稿拿去給梁先生評閱。不久他竟轉來梁先生的一封信，對我的習作鼓勵有加，卻指出師承囿於浪漫主義，不妨拓寬視野，多讀一點現代詩，例如哈代、浩斯曼、葉慈等人的作品。梁先生的摯友徐誌摩雖然是浪漫詩人，他自己的文學思想卻深受哈佛老師白璧德之教，主張古典的清明理性。他在信中所說的“現代”自然還未及現代主義，卻也指點了我用功的方向，否則我在雪萊的西風裏還會飄泊得更久。

直到今日我還記得，梁先生的這封信是用鋼筆寫在八行紙上，字大而圓，遇到英文人名，則橫而書之，滿滿地寫足兩張。文藝青年捧在手裏，驚喜自不待言。過了幾天，在紹班的安排之下，我隨他去德惠街一號梁先生的寓所登門拜訪。德惠街在城北，與中山北路三段橫交，至則巷靜人稀，梁寓雅潔清幽，正是當時常見的日式獨棟平房。梁師母引我們在小客廳坐定後，心儀已久的梁實秋很快就出現了。

那時梁先生正是知命之年，前半生的大風大雨，在大陸上已見過了，避秦也好，乘桴浮海也好，早已進入也無風雨也無晴的境界。他的談吐，風趣中不失仁藹，諧謔中自有分寸，十足中國文人的儒雅加上西方作家的機智，近於他散文的風格。他就坐在那裏，悠閑而從容地和我們談笑。我一面應對，一面仔細地打量主人。眼前這位文章巨公，用英文來說，體型“在胖的那一邊”，予人厚重之感。由於發岸線（hairline）有早退之像，他的前額顯得十分寬坦，整個面相不愧天庭飽滿，地閣方圓，加以長牙隆準，看來很是雍容。這一切，加上他白晰無斑的膚色，給我的印象頗為特殊。後來我在反省之余，才斷定那是祥瑞之相，令人想起一頭白象。

當時我才二十三歲，十足一個躁進的文藝青年，並不很懂觀相，卻頗熱中獵獅（Lion-hunting）。這位文苑之獅，學府之師，被我糾纏不過，答應為我的第一本詩集寫序。序言寫好，原來是一首三段的格律詩，屬於新月風格。不知天高地厚的躁進青年，竟然把詩拿回去，對梁先生抱怨說：“您的詩，似乎沒有特別針對我的集子而寫。”

假設當日的寫序人是今日的我，大概獅子一聲怒吼，便把狂妄的青年逐出師門去了。但是梁先生眉頭一擡，只淡淡地一笑，徐徐說道：“那就別用得了……書出之名，再給你寫評吧。”

量大而重諾的梁先生，在《舟子的悲歌》出版後不久，果然為我寫了一篇書評，文長一千多字，刊於1952年4月16日的《自由中國》。那本詩集分為兩輯，上輯的主題不一，下輯則盡為情詩；書評認為上輯優於下輯，跟評者反浪漫的主張也許有關。梁先生尤其欣賞《老牛》與《暴風雨》等幾首，他甚至這麼說：“最出色的要算是《暴風雨》一首，用文字把暴風雨的那種排山倒海的氣勢都描寫出來了，真可說是筆挾風雷。”在書評結論裏有這樣的句子：

作者是一位年青人，他的藝術並不年青，短短的《後記》透露出一點點寫作的經過。他有舊詩的根柢，然後得到英詩的啟發。這是很值得我們思考的一條發展路線。我們寫新詩，用的是中國文字，舊詩的技巧是一份必不可少的文學遺產，同時新詩是一個突然生出的東西，無依無靠，沒有軌跡可循，外國詩正是一個最好的借鏡。

在那麼古早的歲月，我的青澀詩藝，根柢之淺，啟發之微，可想而知。梁先生溢美之詞固然是出於鼓勵，但他所提示的上承傳統旁汲西洋，卻是我日後遵循的綜合路線。

朝拜繆思的長征，起步不久，就能得到前輩如此的獎掖，使我的信心大為堅定。同時，在梁府的座上，不期而遇，也結識了不少像陳之藩、何欣這樣同輩的朋友，聲應氣求，更鼓動了創作的豪情壯誌。詩人夏菁也就這麼邂逅於梁府，而成了莫逆。不久我們就慣於一同去訪梁公，有時也約王敬羲同行，不知為何，記憶裏好像夏天的晚上去得最頻。梁先生怕熱，想是體胖的關系；有時他索性只穿短袖的汗衫接見我們，一面笑談，一面還要不時揮扇。我總覺得，梁先生雖然出身外文，氣質卻在儒道之間，進可為儒，退可為道。可以想見，好不容易把我們這些恭謹的晚輩打發走了之後，東窗也好，東床也罷，他是如何地坦腹自放。我說坦腹，因為他那時有點發福，腰圍可觀，縱然不到福爾斯塔夫的規模，也總有約翰遜或紀曉嵐的分量，足證果然腹笥深廣。據說，因此梁先生買腰帶總嫌尺碼不足，有一次，他索性走進中華路一家皮箱店，買下一只大號皮箱，抽出皮帶，留下箱子，揚長而去。這倒有點世說新語的味道了，是否謠言，卻未向梁先生當面求證。

梁先生好客兼好吃，去梁府串門子，總有點心招待，想必是師母的手藝吧。他不但好吃，而且懂吃，兩者孰因孰果，不得而知。只知他下筆論起珍饈名菜來，頭頭是道。就連既不好吃也不懂吃的我，也不禁食指欲動，饞腸若蠕。在糖尿病發之前，梁先生的口福委實也飫足了。有時乘興，他也會請我們淺酌一杯。我若推說不解飲酒，他就會作態佯怒，說什麼“不煙不酒，所為何來？”引得我和夏菁發笑。有一次，他斟了白蘭地饗客，夏菁勉強相陪。我那時真是不行，梁先生說“有了”，便向櫥頂取來一瓶法國紅葡萄酒，強調那是1842年產，朋友所贈。我總算喝了半蠱，飄飄然回到家裏，寫下《飲1842年葡萄酒》一首。梁先生讀而樂之，拿去刊在《自由中國》上，一時引人矚目。其實這首詩學濟慈而不類，空余浪漫的遐想；換了我中年來寫，自然會聯想到鴉片戰爭。

梁先生在臺北搬過好幾次家。我印象最深的兩處梁宅，一在雲和街，一在安樂街。我初入師大（那時還是省立師範學院）教大一英文，一年將滿，又偕夏菁去雲和街看梁先生。談笑及半，他忽然問我：“送你去美國讀一趟書，你去嗎？”那年我已三十，一半書呆，一半詩迷，幾乎尚未閱世，更不論乘飛機出國。對此一問，我真是驚多喜少。回家和我妻討論，她是驚少而喜多，馬上說：“當然去！”這一來，裏應外合勢成。加上社會壓力日增，父親在晚餐桌上總是有意無意地報導：“某伯伯家的老三也出國了！”我知道偏安之日已經不久。果然三個月後，我便文化充軍，去了秋色滿地的愛奧華城。

從美國回來，我便專任師大講師。不久，梁先生從英語系主任變成了我們的文學院長，但是我和夏菁去看他，仍然稱他梁先生。這時他又遷至安東街，住進自己蓋的新屋。稍後夏菁的新居在安東街落成，他便做了令我羨慕的梁府近鄰，也從此，我去安東街，便成了福有雙至，一舉兩得。安東街的梁宅，屋舍儼整，客廳尤其寬敞舒適，屋前有一片頗大的院子，花木修護得可稱多姿，常見兩老在花畦樹徑之間流連。比起德惠街與雲和街的舊屋，這新居自然優越了許多，更不提廣州的平山堂和北碚的雅舍了。可以感受得到，這新居的主人在“家外之家”，懷鄉之余，該是何等的快慰。

六十五歲那年，梁先生在師大提前退休，歡送的場面十分盛大。翌年，他的終身大事——莎士比亞戲劇全集之中譯完成，朝野大設酒會慶祝盛舉，並有一女中的學生列隊頌歌；想莎翁生前也沒有這般殊榮。師大英語系的晚輩同事也設席祝賀，並贈他一座銀盾，上面刻著我擬的兩句贊詞：“文豪述詩豪，梁翁傳莎翁。”沙翁退休之年是四十七歲，逝世之年也才五十二歲，其實還不能算翁。同時沙翁生前只出版了十八個劇本，梁翁卻能把三十七本莎劇全部中譯成書。對比之下，梁翁是有福多了。聽了我這意見，梁翁不禁莞爾。

這已經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後來夏菁擔任聯合國農業專家，遠去了牙買加。梁先生一度旅寄西雅圖。我自己先則旅美二年，繼而去了香港，十一年後才回臺灣。高雄與臺北之間雖然只是四小時的車程，畢竟不比廈門街到安東街那麼方便了。青年時代夜訪梁府的一幕一幕，皆已成為溫馨的回憶，只能在深心重溫，不能在眼前重演。其實不僅梁先生，就連晚他一輩的許多臺北故人，也都已相見日稀。四小時的車塵就可以回到臺北，卻無法回到我的臺北時代。臺北，已變成我的回聲谷。那許多巷弄，每轉一個彎，都會看見自己的背影。不能，我不能住在背影巷與回聲谷裏。每次回去臺北，都有一番近鄉情怯，怕卷入回聲谷裏那千重魔幻的漩渦。

……

梁實秋的文學思想強調古典的紀律，反對浪漫的放縱。他認為革命文學也好，普羅文學也好，都只是把文學當作工具，眼中並無文學；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也不贊成為藝術而藝術，因為那樣勢必把藝術抽離人生。簡而言之，他認為文學既非宣傳，亦非遊戲。他始終標舉安諾德所說的，作家應該“沈靜地觀察人生，並觀察其全貌。”因此他認為文學描寫的充分對象是人生，而不僅是階級性。

黎明版《梁實秋自選集》的小傳，說作者“生平無所好，惟好交友、好讀書、好議論。”季季在訪問梁先生的記錄《古典頭腦，浪漫心腸》之中，把他的文學活動分成翻譯、散文、編字典、編教科書四種。這當然是梁先生的臺灣時代給人的印象。其實梁先生在大陸時代的筆耕，以量而言，最多產的是批評和翻譯，至於《雅舍小品》，已經是四十歲以後所作，而在臺灣出版的了。《梁實秋自選集》分為文學理論與散文二輯，前輯占198頁，後輯占162頁，分量約為5比4，也可見梁先生對自己批評文章的強調。他在答季季問就說：“我好議論，但是自從抗戰軍興，無意再作任何譏評。”足證批評是梁先生早歲的經營，難怪臺灣的讀者印象已淡。

一提起梁實秋的貢獻，無人不知莎翁全集的浩大譯績，這方面的聲名幾乎掩蓋了他別的譯書。其實翻譯家梁實秋的成就，除了莎翁全集，尚有《織工馬南傳》、《咆哮山莊》、《百獸圖》、《西塞羅文錄》等十三種。就算他一本莎劇也未譯過，翻譯家之名他仍當之無愧。

讀者最多的當然是他的散文。《雅舍小品》初版於1949年，到1975年為止，二十六年間已經銷了32版；到現在想必近50版了。我認為梁氏散文所以動人，大致是因為具備下列這幾種特色：

首先是機智閃爍，諧趣疊生，時或滑稽突梯，卻能適可而止，不墮俗趣。他的筆鋒有如貓爪戲人而不傷人，即使譏諷，針對的也是眾生的共相，而非私人，所以自有一種溫柔的美感距離。其次是篇幅濃縮，不務鋪張，而轉折靈動，情思之起伏往往點到為止。此種筆法有點像畫上的留白，讓讀者自己去補足空間。梁先生深信“簡短乃機智之靈魂”，並且主張“文章要深，要遠，就是不要長。”再次是文中常有引證，而中外逢源，古今無阻。這引經據典並不容易，不但要避免出處太過俗濫，顯得腹笥寒酸，而且引文要來得自然，安得妥貼，與本文相得益彰，正是學者散文的所長。

最後的特色在文字。梁先生最恨西化的生硬和冗贅，他出身外文，卻寫得一手道地的中文。一般作家下筆，往往在白話、文言、西化之間徘徊歧路而莫知取舍，或因簡而就陋，一白到底，一西不回；或弄巧而成拙，至於不文不白，不中不西。梁氏筆法一開始就逐走了西化，留下了文言。他認為文言並未死去，反之，要寫好白話文，一定得讀通文言文。他的散文裏使用文言的成分頗高，但不是任其並列，而是加以調和。他自稱文白夾雜，其實應該是文白融會。梁先生的散文在中歲的《雅舍小品》裏已經形成了簡潔而圓融的風格，這風格在臺灣時代仍大致不變。證之近作，他的水準始終在那裏，像他的前額一樣高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