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90年代的上半期華社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教育獲得平穩發展時，但於1997年卻受到金融風暴所沖擊。1997年中，泰國首先發出金融風暴來臨的信號[54]。接著，風暴席卷東南亞和東亞地區。受害最深的包括泰國，印尼和南韓。在金融風暴襲擊下，馬來西亞也大受打擊。馬來西亞零吉價值大大下滑，股市暴跌，公司倒閉，人民生活困難。當時華社的經濟也遭受沈重打擊。但這金融風暴並沒有引起種族衝突。在馬哈迪的嚴峻金融政策下，控制外資流動，同時把零吉和美元定值。並以政府的力量協助那些被風暴影響深重的企業，包括華人的金融機構和企業。馬哈迪的策略被證明有效，協助國家和華社渡過難關[55]。

 …

在面對日益增強的外在力量時，華社發揮團結力量，推行一連串的文化復興運動。1980年代，在華人社團和報刊的大力支持下，廣泛推出各式各樣的文化活動，包括尋根系列展覽會，春聯，傳統中國畫，書法展覽，象棋，民族舞蹈，武術，燈迷，地方戲，華樂，民歌和詩歌朗誦等。同時也大規模地慶祝華人傳統佳節如農歷新年，端午節和中秋節等[47]。除此之外，在全國的主要15個社團的領導下，自1984年起開始在各州推動主辦“全國華人文化節”，邀請學者名人對馬來西亞華人文化問題作專題演講，以喚起華人對文化沿襲的注意[48]。為了更有效保存和發揚馬來西亞華人文化，1985年由15華團委托雪蘭莪中華大會堂設立華社資料研究中心。雖然該中心在成立初期遇到種種的困難，但後來經改革，並聘請專業學術人才負責，展開收集和保存有關華社的資料…

在分析1969年大規模的種族衝突時，激進派的馬來精英領袖們認為種族衝突的根源乃源於馬來民族的貧困，以及經濟利益分配的不均；而種族經濟利益分配的不均只有通過直接的政治干預來解決。他們要重組馬來西亞的經濟結構，使馬來人和其他土著在20年內達到30%的經濟擁有權。新頒布的新經濟政策有兩大目標:第一，通過提高國民收入水平及制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以削減貧窮，最終使所有馬來西亞人民脫離貧窮的深淵。第二，加速重整馬來西亞社會的步伐，以糾正經濟的不平衡，最終減低種族與經濟的隔閡…

5．獨立後初期的馬華社會(1957-1968) 

1957年8月31日馬來亞宣告獨立。大部分的馬來亞華人，像其他民族人士一樣，都期待這一天的到來。他們都希望獨立後的生活能過得更好，華人的經濟，政治，教育和文化的權益能夠得到保障。剛獨立後，作為照顧三大民族利益的聯盟政府，發奮圖強，在經濟制度方面作出改革，並采取自由開放的經濟政策。在開明的馬來領袖東姑鴨都拉曼的領導下，華人的經濟利益受到照顧。在聯盟政府內閣中，重要的經濟閣位如財政部長和工商部長都由華人擔任。在這個時期，華人的工商業發展也受到政府的支持和鼓勵。但這個時期內，馬華社會卻受到語文教育問題的激烈沖擊。獨立前為了表示馬來亞各民族都團結一致支持獨立，華社對爭取華文為官方語文問題暫時讓步，讓聯盟政府更有效地爭取馬來亞獨立…

在新的政體中，華人擁有公民權的權力受到限制，這對馬來亞華社長遠的利益有很大的損害。第二，以華人為主的馬來亞抗日軍與英殖民地政府原在日軍佔領時期衷誠合作，但戰後政治勢力安排的談判破裂，抗日軍於1948年重返森林與政府作戰。英政府宣布該組織非法，並宣布馬來亞進入緊急狀態[26]。為獲得對抗勝利，殖民地政府把大部分鄉村地區的華人驅散，並把他們聚集在新設立的新村加以控制，以切斷他們對抗日軍的接濟[27]。由於抗日軍的反叛，英殖民地政府對華人的忠誠不加信任。第三，1946年中國內戰爆發，它間接引發華社內部親國民黨人士及其親共左派人士的對抗。這大大影響華社的團結，同時也蒙蔽華社的政治視線。 …

4．日治時期至獨立前的馬華社會(1942-1957)

這段時期馬華社會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最初，華社遭到日軍的蹂躪，3年8個月過著暗無天日的日子。戰後到獨立前夕，東亞及東南亞政治激變給馬華社會帶來巨大的沖擊，從而促使華社隨著時代而變革。自1942年初新加坡的淪陷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3年零8個月，馬華社會遭到空前的浩劫。日軍在占領馬來亞的過程中，殘殺許多抗日份子；那些被懷疑曾經參與籌款救亡中國的華社領袖大批被揀殺[18]。少部分領袖逃亡海外，如著名的抗日救亡領袖陳嘉庚逃亡荷屬東印度，方得幸免…

3．戰前馬華社會的演變

從1904年到1942年初日軍占領英屬馬來亞的38年間，馬華社會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它已經從一個保守和散漫的社會蛻變為較團結和進步的社會，具有現代社會的雛形。這蛻變是由幾個因數造成。首先，馬華社會象其他海外華人社會一樣，深受中國政治的影響。19世紀末興起的改良和革命運動，已從中國搬到海外華人社會[5]；而英屬馬來亞的華人社會，由於人數比其他海外華社較多，所以成為康有為和孫中山尋求支持的對象。1904年到1912年之間，改良派和革命黨人在新馬地區建立許多基地，並創辦許多華文報刊，鼓吹他們的主義，給華社帶來極大的沖擊…

1．變革的動力與方向

這一百年來，馬來西亞華社經歷巨大的變革：從緩變到突變，從小變到巨變。這一百年來跨越兩個重大世紀，即從20世紀初到21世紀初。馬華社會從一個殖民地的移民社會蛻變為一個獨立國家的重要組成部分；從一個保守和內向的移民社會蛻變為一個現代化速變的地球村。這種變革是進步和驚人的。我們可以從歷史角度來考察這變革的動力和方向。馬來西亞華社變革的主要動力來自兩方面：內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內在因素包括馬華社會的分化與整合，方言群內部的衝突與競爭；華語與英語群的分化與競爭；政治團體的衝突與組合，以及經濟和社會力量的衝突。外在因素顯得更為復雜，這包括種族的利益衝突，馬來西亞及東南亞政治變動的沖擊，中國政治的沖擊，經濟環球化的沖擊，以及高科技發展和資訊革命的沖擊。…

處於衝突中的人通常明白他們在動物學上的相似點，而且對敵人的智能表示敬重，但與此同時，他們卻深信本身同敵人有基本上的差異。有關人類本性的理論可不少，其中最有道理的是一種經常出現的理論，強調思想感情的重要性【46】。世界各地的人類都表現出同樣的思想感情。無論他們具有何種文化傳統，他們的思想感情似乎都是一樣的，由此看來，人類不僅是理性的生靈，同時也被思想感情維系在一起。相似的思想感情的檢測，對於縮小群體距離是大有幫助的。

砂勞越正好處在類似的環境中。其所面對的最緊迫挑戰，莫過於在多元文化的社會里如何檢測相似的思想感情。整個砂勞越州及其人民的前途，即系於對相似的思想感情的確認和肯定。

顧萊(Cooley) 的《人類本性與社會秩序》(Human Nature and the…

總結

砂勞越的人口是異質性的。他們是依照階層、宗教和種族來劃分彼此。在本文中，我們所關心的是，華族社群的命運以及他們在砂勞越被接納的程度。首先華人與英國人的關係己演變成共存性質。當兩種民族在砂勞越一起生活和工作時，彼此之間總有某種變化的歷程出現。筆者打算在這里簡要地敘述個人認為是砂勞越歷史上所出現的一些重要變化歷程。對於這些歷程，我們可以在本文前幾節中看出一斑。…

當膠樹被引進砂勞越時，拉惹對稻米種植的情況極表關注。他發出警告說，如果墾殖民多種膠樹，少種稻米，將會使當地人口越來越依賴入口的白米。這一來，砂勞越的前景恐怕會變得很暗淡。

到了1915年，政府對華人的猜疑宣告緩和下來。雖然過去的不幸事件仍遺留在白人的記憶里，但是，華人對砂勞越發展的貢獻，卻是有目共睹的事。在1915年1月2日出版的《砂勞越憲報》上，我們注意到以下這一段文字。

“華人的數目一直在增加：政府必須小心確保華人不致於過分侵犯達雅克人的權益，以免招致後者的妒忌。其實，兩族之間互相妒忌的機會多的是”。…

黃乃裳馬上啟程前往古晉，然後由古晉的華人甲必丹王長水介紹他給白人拉惹認識。接著黃乃裳與拉惹查爾斯‧布魯克締結了一份包括三十一項條款的協約，把福州人送到砂勞越第三省的詩巫(Sibu) 周圍地區去墾殖。拉惹也貸給黃乃裳兩萬元(一說三萬元) 的款項，作為運載福州人到砂勞越的費用。這筆貸款規定在五年內償還。他同意從墾殖民每年生產的農作物中，抽取三分之二的數量，以償還貸款，一直到償清為止。

接著，拉惹在詩巫地區進行勘察，最後決定以新珠山(Sungei Merah) 作為第一個墾殖區的地點。詩巫縣長旋為墾殖民搭建了六座茅屋。有關這批新移民和他們的生活情況，請參閱林文聰所撰《砂勞越新福州墾殖區十年記》(The First Decade of New Foochow Colony in Sarawak) 一文，刊於《砂勞越教師》(Sarawak Teacher) 卷二，第一輯，1966年。…

1876年1月3日──

“凡是真心誠意要到砂勞越種植甘蜜與胡椒的頭家和他們手下的苦力，政府將免費提供從新加坡到古晉的船票。”

“政府且委任各條港的港主，為治理各港華人之甲必丹，著令彼等負責維持轄區華人的良好秩序，並賦予彼等處理小案件的充分權力。至於嚴重案件則由古晉法庭或現場的政府代理人裁決，並決定何種案件應由港主全權處理。政府亦準備給予各港港主，承包鴉片、烈酒、賭館、當店的專利權”。

在《砂勞越憲報》上，有一位名叫埃弗雷特(A. H. Everett) 的先生發出下列警告。

1877年12月8日──…

我們可以從以上所引述的《砂勞越憲報》片段，以及隨後所列舉的實例，清楚看出這一點。一方面是，白人拉惹的政府以特殊的觀點，看待現實生活；另一方面是，達雅克人、馬來人和華人，也各以本身的獨特見解，看待生活。我們不能說這三種民族對生活具有共同的看法。不幸在早年時期，歐洲人的觀點，居然牢固地成為政府的正式看法。隨著越來越多達雅克人和馬來人加入政府部門 服務，他們受到白人的影響，對華人也以“約翰中國佬”看待。總之，他們對華人的猜疑、不信任和輕視，一代一代地傳下去。假使有誰認為華人的恐懼毫無根據，是愚不可及的事。可悲的是，種族之間的爭執，就像雪球滾下山一樣，越滾越大。同時，某些事件一旦發生，即如米燒成飯，無法挽回。

這時期，“約翰中國佬”在砂勞越已成為一種社會類型(Social…

1871年5月31日──

“華人終於表達了他們的心聲。他們不喜歡傳教士出現在他們當中。他們一向否定基督教教義的主張和基督教追求進步的文明。現在，他們再三要求把傳教調走”。

1871年12月1日──

“據來自福州的一項報告說，距離該地五十英里的四座小教堂，被華族暴民毀壞。中國官員下令汕頭的屠夫，勿把肉類供應外國人”。

令人感到詫異的是，在這些歲月里，雖然華人備受猜疑，但政府仍然繼續鼓勵華人到砂勞越定居。在1874年4月1日出版的《砂勞越憲報》中，我們發現拉惹查爾斯‧布魯克(Charles Brooke，第二任白人拉惹) 作下列宣布：“余，…

石隆門的公司以為改變局面的時機已經成熟了。他們不相信英國當局會給拉惹假以援手。公司對拉惹的政府也深感不滿。由於鴉片的入口繼續下降，政府的一名稽查員奉命到石隆門巡察。他發覺該地的華人人口大量增加，乃通知收稅官。後來，政府即根據所獲得的證據，認定該公司走私鴉片，宣布罰款一百五十英鎊，而且恫言如果公司繼續私運鴉片，政府將采取更嚴厲的措施對付。1857 年1月，該公司繳了罰款，但卻毫不隱瞞內心的憤怒。不到一個月，公司便造反了。造反行動旋被敉平。結果是，布魯克政府對華人社區猜疑更深。上述事件似乎證明馬來人和達雅克人，有理由對華人懷著厭惡的心理。但另一方面，當局仍然了解到華人可成為砂勞越社會有用的成員。事實盡管如此，華人仍須經過不少歲月，才覺得本身在砂勞越受歡迎。

為了對華人移居砂勞越的歷史有所了解起見，筆者想在此略述詔安人、潮洲人和福建人群體當年來到砂勞越的情形。…

大批華人在慘無人道的荷蘭軍隊追擊下紛紛逃亡，最後逃到砂勞越。我們千萬不要忘記這些華人難民，於1850年前後抵石隆們的背景。他們帶來了蘭芳和其他公司的經驗。他們不習慣於作個卑躬屈膝的人，只有殖民地人民才非如此不可。因此，一開始他們的觀點便和白人拉惹的立場發生衝突。稅款的征收，對華人來說，並非難以容忍的事。但是當有關方面告訴他們必須向拉惹購買某個數量的鴉片時，他們便作出反應。問題是：“他們的反應是否猶如中國對其人民蒙受英國經濟迫害時的反應一般？”顯然易見，白人拉惹在砂勞越售賣鴉片，並未在道德上感到內疚。其實，當拉惹不把華人當人看待時，他是很容易對這種加諸華人身上的惡行和萬惡的毒品，尋找堂皇的理由的。當筆者閱讀有關記錄時，尤其感到詫異的是，華人的反應怎麽不會更加激烈。…

他對土著的性格並不存任何幻想。他認為馬來人很奸詐，印度人很懶惰，華人也沒有吸引人的地方。【39】在他看來，華人的長相很醜陋，外表就像僵屍一樣。但是在他的撰述中，他對華人的勤勞苦幹精神和對教育的渴求和尊崇，卻深表敬佩。朗西曼聲稱詹姆士‧布魯克隨時準備矯正他的偏見。【40】布 魯克同美國傳教士艾比爾(Abeel) 一次深談後，認定在基督教戒律引導下的教會組織，對砂勞越不可能造成任何損害。如果他否定教會可能帶來的良好效果，簡直等於一個異教徒。究竟這種態度上的改變，是否表示他願意改變其偏見，倒是一件很值得爭論的事。由於他的偏見很深，筆者委實懷疑他會輕易改變態度。…

C．公司統治的結束

蘭芳大總制從1775年起延續到1884年，一共有十位總長。前五位總長是比較能幹的統治者，因此最初的四十五年是蘭芳公司的黃金時代。打從1821年起，荷蘭人便陸續佔據了婆羅洲東南部地區，作為荷屬東印度的部分殖民地，並嘗試將其殖民地疆界向西推移，結果他們一步一步地伸入蘭芳政府的領土。第五位總長劉臺二受到巴達維亞(今雅加達) 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利誘，簽署了一項互不侵犯條約。雖然這條約確保雙方暫時相安無事，實質上卻使蘭芳大總制處於荷蘭的宗主權底下。打從這個時候起，土著不時作亂，蘭芳政府卻因本身力量太過薄弱，無法對付他們。在危急時刻，首府的總廳一片漆黑，空無人影。終於到了1884…

在我們把注意力轉向砂勞越及其發展之前，有一兩點關於西婆羅洲的局勢，有必要談一談。首先，公司的消滅，並未能治療婆羅洲的政治利經濟弊病。哥羅特說，對付公司的戰爭結束後，有關區域化為貧瘠的農耕地帶，所有礦場幾乎被廢棄。巴素和哥羅特抱著同樣的看法。認為公司的消滅以及公司消滅後華族人口的減少，對婆羅洲的發展打擊不小，致使婆羅洲從此一籌莫展，也許永遠無法恢復舊觀。【34】哥羅特不禁問道：何以荷蘭政府讓爪哇人保有本身的社區制度，唯獨華人不許保有？他又問道：為什麽荷蘭政府抱著這種“恐華心理”，究竟荷蘭政府有什麽理由害怕華人？

巴素批評道：公司組織消失之後，華人酷似失去神經節、腦子或“蟻後”的一窩白螞蟻。然而，華人具有莫大的復原力量，不久他們便對這種挑戰作回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