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許多政治、文學和宗教夢想中，詞的距離似乎都應該被廢除，字母消失在精神中，精神變成了肉體，轉化了的感官現實能夠廢除詞與物之間的距離。朗西埃則反對這一觀念，盡管詞語能夠通達感官，也可以再造現實，但詞語就是詞語，詞與物之間的距離絕不會消失。這個距離的存在既不是哀悼理由也不是神聖處所，而是詞語與現實的轉換之境。

對美學之倫理轉向的批判性反思並非意味著淡化倫理，而要護衛一種更切近的倫理，從而將一種無法溝通的絕對倫理律令導入共同體的公共空間。這種切近的倫理絕非要切斷美學與救贖的關聯，只是明白救贖不能抵押給一種彌賽亞式的焦慮等待，更不會存在於戈多式的荒誕等待中。朗西埃拒絕過於倉促地在美學與救贖之間建立關聯，救贖必須以一種全新方式來理解，政治與藝術需要“與某種神學時間分離，與思想的源初創傷與亟待拯救的未來分離”(Aesthetics and its Discontents…

從不可再現物到歧見，這取決於我們將精神(理性、思維)視為蛛網還是總譜。精神難道不是提供了一種和諧樂譜，從而使噪音化為樂聲？不，在普遍懷疑占主導地位的時代，精神不再有這樣的權力，精神濫用了總體化的權限並對真實之物構成了傷害和遺忘，精神已蛻化為操控萬物的蛛網。萬物不可能編制在一張網上，不可再現物的差異倫理對再現系統和表象美學構成了尖銳批判，所謂精神之網早已被人類理性所僭越和籌謀，無論如何背離了存在的源初樣貌。歧見的增補邏輯則致力於釋放審美烏托邦內含的解放潛力，被利奧塔不斷地追溯的被壓抑的感性異質性是能夠以歧見為出口得以釋放的，歧見的力量之源也正是被後現代美學不斷非難的解放話語。

四、美學：救贖vs.解放…

具體到先鋒派繪畫的藝術理念上，就是推崇抽象(abstract)而反對具象化(figurative)的表達方式，這意味著與美的藝術(形式與質料和諧一致的舊美學形式)施行決裂。然而，無論抽象或具象，還是以可見的形象關聯塑造了新的可見性，與其說先鋒派繪畫揭示了“可見中的不可見”，不如說是“不可見中的可見”。利奧塔始終強調與不可見相對應的非規範的思想、話語和圖像，“有一種藝術思想，它不是無交流的思想，而是無概念交流的思想”(利奧塔121)。對不可見的忠實才是真正的倫理，倫理是差異的深淵，使責任免於被任何自我、世界或規範所同化。對一種不可還原的差異(different)的強調，對規範性思想的拒斥，正是利奧塔哲學的一個核心，有論者很敏銳地將其稱為非規範性的倫理(nonnormative ethics)，最終形成了一種正義專制(Dunn 192-220)。而可見性已然受制於某種規範和視覺模式，是制作表象現實的內在機制，這一機制總是遮蔽、壓抑著差異的本然表達。…

不可再現物的邏輯完成了對理性化體系的揭露，這一體系實際就是純粹理性(知性)構造認識對象的表象體系。但朗西埃並不認同這一邏輯，不可再現物要求在知性形式上增補倫理要求，其自身卻又拒絕任何知性的辨認，這種表里不一使其陷入一種不可能的思辨誇張之中。從技術角度而言，朗西埃指出利奧塔的崇高美學混淆了康德的道德崇高與伯克的詩學崇高，對再現媒介的差異視而不見(朗西埃172)。這種混淆在《拉奧孔》中已有說明：拉奧孔在史詩中崇高的痛苦哀嚎轉化成了雕像中的靜穆之美。不同的藝術領域遵循不同的表現法則，這也是文字和圖像、時間和空間再現的差異所在。…

二、後現代崇高與不可再現物

“不可再現物”是利奧塔崇高美學的邏輯起點，來自於他對康德崇高美學的解讀。對康德而言，崇高顯示出感性和知性之間穩定關係的瓦解，在崇高情感中，想像力無力抵達理性整體。



不過，想像力的這種不可抵達性，卻將人們從審美帶向了道德領域，從而喚起了實踐理性的立法自治。可見，康德崇高理念的核心並不是一種藝術理念，而是主體在理念和感知力之間的失衡，這使崇高從美學遊戲領域，遷移到了理性理念和實踐自由的領域，也是從審美對象到審美主體的遷移。



當然，利奧塔也注意到了這種轉化，“崇高只不過是美學領域中倫理的犧牲前兆”…

內容提要：通過解析後現代崇高美學對“不可再現物”的執念，朗西埃（又譯：洪希耶）對美學之倫理轉向進行了批判性反思，並以“歧見”打開了倫理無區分的隔絕空間。這一思考路徑弱化了美學的救贖訴求，重申了美學的解放承諾，並將倫理的批判視角反轉成了行動的實踐美學。

“倫理轉向”(ethical turn)是朗西埃在《政治與美學的倫理轉向》(The Ethical Turn of Aesthetics and Politics)一文中提出來的。在他看來，在當代政治與美學領域，“倫理”一詞所表達的含義與通常意義上的道德關切並不相關，其內涵是“事實與規範、所是與應是之間區分的瓦解，也是規範溶解於事實的過程”…

(夸西莫多諾貝爾文學獎獲獎演說，題目由本平臺編者所取）



今天，我們有可能就其本質的涵義，來談論這個世界上的新人道主義；如果說詩人置身於世界這個物質構造的中心，而且是它的主人，並用理性和心靈來完善它，那麽，詩人難道還應當被視為危險人物麽？疑問不是雄辯的象征，而是真理的省略表現。今日的世界似乎在同詩歌對立的彼岸建立秩序，因而，對於它來說，詩人的存在是必須鏟除的障礙，是務必打倒的敵人。盡管如此，詩人的力量卻水銀瀉地般地向社會的各個方面滲透、擴展。如果說文學遊戲是對任何人類情感的逃避，那麽，洋溢著人道主義精神的詩歌卻斷然不會發生這等的情形。 …

(夸西莫多諾貝爾文學獎獲獎演說，題目由本平臺編者所取）

在我的心目中，瑞典始終是每一位諾貝爾獎獲得者的第二祖國，接受這項獎金意味著接受現代文明獨一無二的、光輝的榮譽。瑞典，誠然是僅僅擁有數百萬人口的國家，但事實上，沒有一個別的國家能夠成功地倡立和推行，這樣一項堪稱具有廣泛意義的典範和蘊含著如此巨大的精神的、實際的力量的獎金。

諾貝爾獎是很難獲得的，它激發著各個國家的各種政治力量的熱情，作家、詩人和哲學家從它身上發現自己的存在和力量的象征。野蠻用殺人兇器和混亂的思想武裝自己，然而，文化仍然有能力粉碎它的每一次進攻。…

在吸引我的那類藝術中，由集體發出的聲音或裁決是危險的。親密言詞的不確定性增強了這種言詞的力量和讀者的力量，而正是讀者的存在，鼓勵著這種聲音表達急迫懇求或傾訴秘密。

當一個集體開始對這類詩人鼓掌、頒獎，而不是在放逐和無視他/她，這樣的詩人會遭遇什麼呢？要我說，這個詩人會覺得受到威脅和操控。

這是狄金森的主題。並非全是，但常常是。

在我十幾歲時，我讀艾米麗·狄金森最有熱情。通常是在深夜，在上床時間之後，在客廳沙發上。

我是無名之輩！你是誰？…

【編者按】當地時間12月7日，2020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露易絲·格麗克，在美國馬薩諸塞州劍橋家門外的花園裏接過了諾貝爾獎章，發表了獲獎感言，全文如下：…

關於“眼光向外”、“眼光向內”之說，實際上已成為學界的共識。這裏僅就筆者見聞所及，略述一些動態。以“眼光向內”而論，新中國七十年來持續開展的民間文學采錄工作，已成為人類文化史上的壯舉，而以民間文學三套集成為代表的書面寫定文本，及音像資料的出版整理和數字化，後期工作還遠遠沒有完成，亟待付出巨大努力將這項根基性的文化工程做好。



筆者近期讀了山西省張餘、范金榮所著《山西民間故事情節類型索引》，他倆花費10多年功夫，將105個山西民間故事資料本中的所有故事做了13500餘張情節卡片，歸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