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不可再現物到歧見，這取決於我們將精神(理性、思維)視為蛛網還是總譜。精神難道不是提供了一種和諧樂譜，從而使噪音化為樂聲？不，在普遍懷疑占主導地位的時代，精神不再有這樣的權力，精神濫用了總體化的權限並對真實之物構成了傷害和遺忘，精神已蛻化為操控萬物的蛛網。萬物不可能編制在一張網上，不可再現物的差異倫理對再現系統和表象美學構成了尖銳批判，所謂精神之網早已被人類理性所僭越和籌謀，無論如何背離了存在的源初樣貌。歧見的增補邏輯則致力於釋放審美烏托邦內含的解放潛力，被利奧塔不斷地追溯的被壓抑的感性異質性是能夠以歧見為出口得以釋放的，歧見的力量之源也正是被後現代美學不斷非難的解放話語。

四、美學：救贖vs.解放

從康德到席勒，再到利奧塔，朗西埃始終關注其美學建構中的核心體驗，“在康德那兒是自由的符號，在席勒那兒是解放承諾，到利奧塔那里則成了完全相反的東西，僅僅變成了一個依賴性符號，除了去遵循異化的原初法則之外就沒有別的可以做了”(Aesthetics and its Discontents 104-05)。異化的原初法則就是不可再現者的邏輯，據此，藝術先鋒派要劃出區分藝術活動與商業和娛樂之間的分割線：無論在表達方式還是在觀眾的經驗方式上，藝術客體與消費客體都有本質區別。這條線意味著只有當藝術是藝術時，藝術才是政治的。但是，在利奧塔的描述下，美學體驗本身總是一種震驚體驗，這種震驚銘刻著無法被超越的異化。此刻，即便是藝術自治也不具備消除異化的能力了。於是，被他者壓制的精神之原初苦難和商品消費的承諾之間就形成了尖銳對立，這一對立顯示了這個無法被緩和的異化：任何一種解放意誌都成了統治意誌的幻覺，這並非使我們從消費生活的沈迷中驚醒，而讓我們陷入災難性的集權主義烏托邦中。可見，利奧塔的崇高美學實則背棄了美學誕生之初的解放承諾，美學意義上的解放意味著主體於歧見之中的感性生成：主體的感性生成轉化成了被動的見證，唯有仰賴他者救助。

克羅齊曾認為，經濟學和美學是兩門卓越的世俗學科，這兩門學科排除了超驗的東西並顯示了絕對的內在性，要求的即是“心靈的實證和創造性形式的尊嚴，是企圖理論地表明或確定那個在中世紀被稱為感覺的東西”(克羅齊338)。美學之“世俗”是相較於神學而言的，“世俗”即表現在對人類感性認識與生存的關注與辯護上，並且認為人類有能力以感性籌劃生存。不過，在上帝已死的年代，美學之倫理轉向也對應著美學的救贖訴求，美學試圖在神學許諾的超感性世界之外，開辟一條拯救之路。在對他者之律法的遵守中，在崇高的道德越渡中，在主體性的放棄中，都可以感受到這種神學餘韻。如阿多諾所言：“面對絕望，唯一可以負責任地實踐的美學，必須從救贖的立場來沈思萬物，以萬物呈現它們自身的方式來沈思。除非知識通過救贖來照亮世界，否則它就黯淡無光，它就是重構，就只是技術。必須塑造這樣的視角，可以置換和疏離這個世界，揭示它所要成為的樣態，揭示它的裂縫和破敗，它的貧乏和扭曲，正如它有朝一日在彌賽亞之光照耀下所顯示的樣子”(Adorno 247)。

正是這種救贖，在朗西埃看來是有疑問的，此種倫理只是對神學空間的置換，“就是為依賴於宗教根基的意象賦予聲音”(Aesthetics against Incarnation 186)。具體到美學觀念上，朗西埃特意考察了基督教“道成肉身”(incarnation)式的神學觀念與文學表達的交織。朗西埃是從詞與物的連接方式來理解道成肉身的，詞與物的完全割裂只是一種字面主義式的假設，詞語畢竟具備再造現實的物質性。詞完全化身為物則是神學觀念浸越文學的表現，“在文學和詩歌中有這樣的誘惑和承諾：如今詞不再是詞。詩歌和文學總是超出了詞語的日常運用，這種超出的終極目標是使詞化為自然現實”(Aesthetics against Incarnation 176)。

饒靜《不可再現物的再現——洪希耶論美學之倫理轉向》2016/02/26中國社會科學網 / 作者簡介：饒靜，講師，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文藝學專業。主要從事文藝理論與西方美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