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許多政治、文學和宗教夢想中，詞的距離似乎都應該被廢除，字母消失在精神中，精神變成了肉體，轉化了的感官現實能夠廢除詞與物之間的距離。朗西埃則反對這一觀念，盡管詞語能夠通達感官，也可以再造現實，但詞語就是詞語，詞與物之間的距離絕不會消失。這個距離的存在既不是哀悼理由也不是神聖處所，而是詞語與現實的轉換之境。

對美學之倫理轉向的批判性反思並非意味著淡化倫理，而要護衛一種更切近的倫理，從而將一種無法溝通的絕對倫理律令導入共同體的公共空間。這種切近的倫理絕非要切斷美學與救贖的關聯，只是明白救贖不能抵押給一種彌賽亞式的焦慮等待，更不會存在於戈多式的荒誕等待中。朗西埃拒絕過於倉促地在美學與救贖之間建立關聯，救贖必須以一種全新方式來理解，政治與藝術需要“與某種神學時間分離，與思想的源初創傷與亟待拯救的未來分離”(Aesthetics and its Discontents 132)。在美學的神學意蘊中，朗西埃總能揪出某種幻想或慰藉之物，他反對將這種慰藉之物秘密地偶像化，哪怕以否定的方式。他要釋放這種幻覺的力量，並將其重新籌劃為生存的感性力量，以此突破既有的感性分配，這正是美學的解放潛力。

與哲學家對啟蒙思潮及其相關的理性主體的激烈質疑不同，朗西埃對解放話語的鐘愛使其成為啟蒙美學精神的繼承者。以倫理之名，朗西埃企圖修復美學與啟蒙現代性的衰敗關係。在分析了當代美學之倫理轉向及其帶來的抑郁氣氛之後，朗西埃不無遺憾地寫道：“康德式的道德法則的自律變成了倫理主體對他者律法的遵從。人權變成了復仇者的特權”(Aesthetics and its Discontents 131)。道德法則自律曾是康德實踐哲學的基石，也是自由意義所在。將“道德法則之自律”替換掉，則使得主體性步履維艱。自律來自他律，自由來自限制——這些悖論形式在康德的二律背反中都有某種程度的解決，但在後現代美學中，悖論被重新感受和思考為悖論，悖論成為障礙而非轉化器，對絕對之物的設立與仰賴重又陷入泥淖：本體意義(物自體)上的不可知變成了認識的不可能，這也使得與行動相關的知識陷入了被責難的癱瘓之境。因而，朗西埃以歧見重申理性立法自治所開啟的中立化公共空間，這一空間正是美學革命的意義所在，可以重新激發人們的政治想像和行動熱情。

在一次訪談中，朗西埃曾如此坦言，“目前，我關注的問題是，周圍很多人都在說，我們這個世界缺少了最寶貴的東西，這個世界太可怕了，它是治不好的。我認為，這樣說，是有問題的，這不是說我認為這個世界有多麽的好，或者說我一定要讓這個世界變得有多麽的好。我認為，我想要幫助人們走出這種情緒[……]我要讓大家能夠相信，做自己認為不得不做的事情時，才是對的。我希望在這個事情上面，給人們創造出樂觀，創造出希望”(陸興華79)。美學中的“倫理轉向”是朗西埃試圖克服的“情緒”，在診治這種情緒的諸種藥方中，終究還有“不得不做的事情”。這呼應著《理想國》中的城邦正義的落腳所在：“正義就是有自己的東西幹自己的事情”(柏拉圖155)。在挽歌與號角之間，朗西埃奏響了勞動的號角：沒有任何一勞永逸的賭注能夠賦予生存意義，存在之意義只能靠行動去創造。以解放代替救贖，將倫理之批判視角反轉為行動的實踐美學，這就是朗西埃反“倫理轉向”的倫理主張。

①“凡人由於本性或由於偶然原因而不歸屬於城邦的，他如果不是一個鄙夫，那就是一位超人，這種‘出族、法外、失去壇火(無家無邦)的人’，荷馬曾視為自然的棄物。這種本性上孤獨的人物往往成為好戰的人；他那離群的情況就恰恰像棋局中的一個閑子。”中譯可參見亞里士多德：《政治篇》，吳壽彭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7-8。

②“非人”表達了對人類中心主義和理性主體的批判意識，按照朗西埃的說法，“非人”是我們自己無法控制的東西，具有許多名字和形象，可能是幼年期依賴，無意識法令，或是對絕對他者的遵從關係等，也是人類對一種不能被掌控的絕對他者的依賴性。參見Jacques Rancière: Aesthetics and its Discontents. Translated by Steven Corcoran (Cambridge: Polity press,2009)119.

③Aistheton：希臘詞，指被感覺所知覺的東西，即可感(sensible)，與可知(intelligible)相對。利奧塔認為，les aistheta是屬於靈魂的，是一個意外事件；靈魂只有在其激發下才會存在；當它消失時，靈魂就會在毫無生氣的虛空中消散。參見利奧塔：《後現代道德》，莫偉民 伭曉笛譯(上海：學林出版社，2000年)152-62。

④Dissensus是貫通朗西埃美學與政治思考的重要術語，中文譯法不一，有“異見”、“異議”、“歧義”、“異現”、“紛爭”等。在政治討論中，dissensus不是關乎個人利益或意見的爭議，而是一種政治過程，通過“不被承認者”的主體化行動來挑戰既存的感知、思想和行動模式，從而在可感性秩序中制造裂縫。在美學討論中，dissensus重在強調感知與感知的衝突，使“不可見者”得以綻現。因而，有論者提出在討論美學和藝術時，可譯為“岐感”或“不諧”；在談論政治時，可譯為“異見”、“歧見”等。本文取“歧見”譯名，以“異議”來譯“disagreement”。參見蔣洪生：《雅克.朗西埃的藝術體制和當代政治藝術觀》，《文藝理論與研究》2(201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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