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墾研創] 艾斯利·豪頓演唱會：西馬「獵巫」部落的新Job？

[愛墾研創] 政治吞噬下的精神荒蕪：從艾斯利·豪頓演唱會爭議，談音樂的「再領土化」救贖

前言
當無休止的政治吞噬了一切，我們的精神版圖便被徹底「去領土化」（deterritorialized）——失去了細微的感知，變得孤立無援，並被割裂成僵化的意識形態陣營。究竟還能靠什麼來喚醒這片荒蕪的領土？

是時候讓文化元素重新「再領土化」（reterritorialize）我們那因過度政治化而久已僵化的心智了。通過找回我們共同的藝術、歷史與傳統，我們能夠軟化這些冷酷的邊界，為共同的空間重新注入生機，並重塑一個更豐盈、更具人性的意識世界。

一、政治獵巫的「去領土化」：被符號閹割的精神世界

美國福音歌手艾斯利·豪頓（Israel Houghton）計劃於沙巴亞庇舉辦的演唱會，不幸成為了當代政治過度擴張的最新犧牲品。自2022年杪以來越發肆無忌憚的這項擴張計劃，因為這場福音演唱會爭議，讓我們見證了政治邏輯如何以一種粗暴的方式，對人類的精神領域進行「去領土化」的清洗。

反對者的理由是荒謬且令人警惕的：僅僅因為歌手的出生本名叫 "Israel"（以色列），以及他在社群媒體上曾對遠在萬里之外的中東衝突發表過個人看法，這一場純粹的福音音樂崇拜，便在瞬間被化約為一場政治挑釁。當名字變成了罪狀，當過往的言論變成了思想審查的度量衡，我們所熟知的那個具備包容性、能夠感知美與神聖性的精神版圖，便被徹底剝奪了。

這種「去領土化」的後果是嚴重的——它抹殺了文化的細微感知。在反對者的眼中，沒有了音樂的激盪、沒有了福音的撫慰、沒有了藝術家的才華，只剩下乾癟的政治標籤與謀略。人們不再互信，而是依據意識形態劃分陣營，讓原本多元交融的公共空間，退化成相互敵視、孤立無援的荒原。

二、音樂作為生命史：CCM在東馬社會的文化歷史定位

要理解這場演唱會為何不容被政治獵巫所吞噬，就必須理解當代基督教音樂（CCM）在東馬基督徒社會中，那不可磨滅的文化與歷史定位。對於沙巴與砂拉越的廣大原住民（如卡達山-杜順、巴瑤、姆魯等族群）而言，CCM 都不只是西方輸入的流行商品，更是深植於地方生命史的現代傳統。

自20世紀中葉以來，基督教信仰與東馬原住民的現代化、文字書寫以及社會轉型緊密相連。當代基督教音樂的引入，更成功地將原住民豐富的傳統音樂感性（如鑼樂與傳統和聲）與現代曲風進行了跨文化的編織。在無數個主日崇拜、豐收節慶典以及社區集會中，CCM 是東馬人民宣洩情感、凝聚社群認同、尋求心靈和解的核心載體。

音樂在這裡，本身就是一種「再領土化」的強大力量。它將原住民在面對現代化衝擊時的集體焦慮與希望，安放在神聖的旋律之中。艾斯利·豪頓與 Israel & New Breed 的作品，長年以來正是東馬各大教會與獨立樂團競相翻唱、汲取靈感的泉源。拒絕這場演唱會，本質上就是拒絕了東馬基督徒社會長達半個世紀的文化實踐，將豐富的在地信仰生命史，貶低為西方政治的附庸。

三、捍衛立國契約：宗教自由不是恩賜，而是婆羅洲的底線

更為關鍵的是，這場文化爭議直接觸碰了馬來西亞聯邦的法理根基。歷史不容遺忘：宗教信仰自由，是沙巴與砂拉越當年同意共組馬來西亞時，無可談判的立國契約的一部分。

在《1963年馬來西亞協定》（MA63）簽署前的《二十點條款》（20-Point Agreement）中，第一條便赫然列明「沙巴不設官方宗教，確保宗教自由」。這份歷史契約，是東馬社會多元共存的保護傘。沙巴民興黨主席拿督斯里沙菲益阿達與前首席部長拿督斯里沙利賽益等地方政要之所以強烈力挺這場演唱會，正是因為他們敏銳地意識到，若任由西馬日益保守的宗教政治風氣滲透並主導東馬，這份立國的世俗承諾將蕩然無存。

宗教自由不應只是憲法上的冰冷條文，它必須體現於具體的文化實踐中——包括信徒有權利自由邀請世界級的音樂家前來歌頌、祈禱與崇拜。允許艾斯利·豪頓如期開唱，就是沙巴對立國契約最有力、最自信的踐行。當局與警方的職責應是「管理風險、保護信徒」，而非在保守輿論的恐嚇下築起禁止的屏障，進而閹割了東馬人民依約享有的精神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