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後現代崇高與不可再現物

“不可再現物”是利奧塔崇高美學的邏輯起點，來自於他對康德崇高美學的解讀。對康德而言，崇高顯示出感性和知性之間穩定關係的瓦解，在崇高情感中，想像力無力抵達理性整體。

不過，想像力的這種不可抵達性，卻將人們從審美帶向了道德領域，從而喚起了實踐理性的立法自治。可見，康德崇高理念的核心並不是一種藝術理念，而是主體在理念和感知力之間的失衡，這使崇高從美學遊戲領域，遷移到了理性理念和實踐自由的領域，也是從審美對象到審美主體的遷移。

當然，利奧塔也注意到了這種轉化，“崇高只不過是美學領域中倫理的犧牲前兆”(利奧塔151)。但就利奧塔為先鋒派藝術賦予的任務(見證不可再現物)而言，崇高領域中想像力的失敗，被轉化成藝術表現領域內形式和質料的緊張關係了：形式不能統禦質料，相對於形式，質料有絕對的優先權。

如他所言：“崇高之後的藝術悖論是，藝術轉向了一種不轉向精神的物，無論精神喜歡物還是討厭物，都對精神絕無所求。在崇高之後，人們處於意願之後。我對材料這個名詞的理解是物。物不等待人們給它定命，它什麽也不等待，它不求助於精神。[……]它是一種不能呈現於精神的呈現，它總在擺脫精神的控制，它不向對話和辯證法開放”(利奧塔156)。

不可再現物與感性質料具備天生的親緣性，質料的他性使其歸屬於物質性本身，從而也生成了純粹的差異，利奧塔卻出人意表地用非物(immaterial)來指稱呼這種不可化約的差異。非物質的物質性(immaterial materiality)，這是從象征主義到未來主義藝術觀念中一直延續的重大議題，其核心是非物質的能量，一種無中生有的給予性(Aesthetics and its Discontents 91)。當利奧塔采納這個術語時，他主要針對康德的“形式”範疇，他以“非物”挑戰了康德美學中形式轉化和統攝質料的功能，並將物質事件的轉化遞交給物本身的能量發生。這使得非物之物成為一種源初的發生事件，但這種事件並不經常發生，因為它必須以精神和思維權力的中斷為代價。利奧塔頗具感染力地描繪：“會有一種受到再現折磨的精神狀態，一種沒有知性的精神狀態，具有這種精神狀態為的不是使材料成為可見的，可構想的，可給予的，可掌握的，而是為了有某物。因為這種沒有積極精神在場的呈現永遠只是某種感覺狀況、某種感覺中樞、某種感受力中的音色、音調和色調……”(利奧塔155)。這不僅標明了物的獨一性，更重要的是強調了物的力量：抵抗精神以及再現的暴力。在利奧塔的修辭中，這種不可再現物還是精神恐怖的見證，原初災難的起源，倫理犧牲，不能被同化的差異，永不止歇的抵抗等，而施行再現暴力的則是理性、精神、思維等主體能力。

利奧塔在“aistheton”③(可感)這個詞語中獲得了不可再現物的最佳代言，這種氣若遊絲的可感物，無力且被動，卻是美學體驗的決定性因素，“主體，被可感力量所繳械，那是影響赤裸靈魂的感覺力量，最終遭遇到他者的力量，其終極相位是無人得見的上帝之臉”(The Aesthetic Unconscious 49)。由於對“可感”的絕對忠實，利奧塔描繪的美學體驗總是一種壓抑的精神，被壓抑在感知和他者律法之下，只能以“震驚”(shock)方式被感知。這顯示了思維和精神對感性震驚的依賴和屈從，是精神對他者的無限債務。“精神力求擺脫作為材料的詞語，最終擺脫簡單的材料。所幸的是，這種擺脫沒有任何成功的運氣。人們不能擺脫物，它總是被忘記，但它是不可忘記的”(利奧塔157)。對物及其不可再現性的強調是利奧塔崇高美學的一個重要特征，物拒絕任何形式化，形式化是對物之純粹性的打破，物與精神處於博弈的兩極。在古典的和諧理性中，精神是賦予物次序的一種光芒，但在理性主體遭遇解構的時代，精神則成了背棄物之物性的暴君與忘恩之徒。（饒靜《不可再現物的再現——洪希耶論美學之倫理轉向》2016/02/26中國社會科學網 / 作者簡介：饒靜，講師，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文藝學專業。主要從事文藝理論與西方美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