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當地時間12月7日，2020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露易絲·格麗克，在美國馬薩諸塞州劍橋家門外的花園裏接過了諾貝爾獎章，發表了獲獎感言，全文如下：

當我還是個小孩子的時候，大概是五六歲吧，我的腦子裏上演著一場競賽，一場能夠選出世界上最偉大詩作的比賽。有兩首詩進入了決選名單：威廉·布萊克的《小黑孩》和斯蒂芬·福斯特的《斯旺尼河》。我祖母的房子坐落於紐約長島南岸的西達赫斯特村，當時我就在那座房子的次臥裏來回踱步，像我習慣的那樣，在腦中默默地而非出聲地背誦布萊克那令人難忘的詩，同樣，也在腦中默默地哼唱福斯特的那首沈痛、淒涼的歌。我為什麼會讀到布萊克還是個謎。我想在我父母家，除了更加常見的有關政治、歷史的書和大量的小說，還有少量詩集。但我總是把布萊克和祖母家聯系起來。我的祖母不是個好讀書的女人，但她那兒有布萊克《天真與經驗之歌》，還有一本小書，匯編了從莎士比亞戲劇中選出的歌詞——有不少我都能背誦。我格外喜歡《辛白林》中的歌，或許當時一個字也不懂，卻能清楚地聽到那語調、格律、鏗鏘的祈使句，這令一個膽怯恐懼的孩童格外興奮。“墓草長新，永留記憶。”我也希望如此。

這類為了榮耀和至高獎賞而開展的比賽，對我來說是十分自然的事；我啟蒙時期最早讀過的神話裏充滿了這類比賽。即使在我很小的時候，在我看來，世上最偉大的詩就是高級榮譽中最高級的那種。這也是父母培育我和我妹妹的方式，我們要去拯救法國（聖女貞德），要去發現鐳元素（瑪麗·居里）。後來，我開始認識到這種等級制思維中的危險和局限性，但對於幼年的我來說，發獎這件事卻非常重要。會有一個人站在山巔，從很遠處就能看見，那是山上唯一引人注意的東西。站在下面一點點的人就看不見了。

或者，我說的人在這裏也可以換成詩。那時我非常確信，不知為何，布萊克一定知道我腦子裏的這場比賽，而且對結果十分關心。我知道他已經死了，但我覺得他還活著，我能聽到他對我說話的聲音，被偽裝起來了，但依然就是他的聲音。我感到他只在對我說話，或是專門對我說話。我感到自己被選中，非常幸運；我也感到，我格外渴望和布萊克說話，而和莎士比亞一道，他已經成為我交談的對象。

布萊克獲勝了。但後來我意識到那兩首詩多麼相似；那時和現在一樣，我都被那出於哀傷或渴望的孤獨的人類聲音所吸引。隨著我長大，我不斷重讀一些詩人，而在他們的詩中，我自己曾作為被選中的聆聽者，扮演了重要角色。親密的，誘惑的，往往是幽暗的、秘密的。不是那些站在露天競技場上的詩人。不是那些自說自話的人。

我喜歡這種協定，我喜歡這種感覺：一首詩說出的東西不僅必要，而且私密，它們是神父或心理醫生會聆聽的話語。

我祖母家的次臥裏進行的授獎儀式，因其秘密性，仿佛就是一首詩所創造的那種強大關聯感的延伸：一種延伸，而不是違背。

布萊克通過那個黑人小男孩對我說話；他是那個聲音的隱秘源頭。他隱而不見，正如那個黑人小男孩在那個漠然、輕蔑的白人男孩那裏也是看不見的，或者看不真切的。但我知道他說的是真的，在他那暫時性的、必死的身軀之中包含著他閃閃發光的純潔靈魂；我知道這一點，因為那個黑人小孩所說的，他對體驗和經驗的描述，不帶任何指責，也沒有想要為自己復仇，只是傳遞著這樣的信念：在那個他死後將要去的完美世界，人們會按照他真正的本質認識他，而他會帶著莫大的喜悅保護那個更脆弱的白人小孩，防止他被過多的陽光曬傷。這個信念不是一種現實的期望，它忽略了現實，讓這首詩令人心碎，同時也為它賦予了深刻的政治性。黑人小男孩不允許自己體驗的傷害和正當的憤怒，他的母親希望為他遮擋的傷害和憤怒，卻被讀者或聽者體驗到了。即使那個讀者也還只是個孩子。

但公共的榮譽是另一回事。

那些我畢生都狂熱迷戀的詩是我之前描述的那種詩，是包含了私人的選擇、密謀的詩，那些詩包含了讀者或聽者的重要貢獻，他們傾聽著詩中的一個秘密或一聲怒吼，而且有時也參與了共謀。“我是無名之輩，”艾米麗·狄金森說，“你也是無名之輩嗎？/那我們就是一對了——別聲張……”或者艾略特：“那麼我們走吧，你我兩個人，/正當朝天空慢慢鋪展著黃昏，/好似病人麻醉在手術桌上……”艾略特不是在召集童子軍隊列。他在向讀者發言。與之相反的是莎士比亞的“我能否將你比作夏日”：莎士比亞並不是把我比作夏日。我在這首詩中，有幸偷聽了炫目的精妙樂音，但這首詩並不要求我在場。(露易絲·格麗克/文 I 李琬/譯 I 柳向陽、陳歡歡/審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