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偉勛說：“道理所能具有的哲理強制性與普遍接受性（但絕不是客觀真確性），本質上是建立在相互主體性脈絡意義的合情合理與共識共認。合情合理指謂道理的強制性；共識共認則指道理的普遍性，意謂相互主體的可體認性與可接受性。”（傅偉勛，1989年，第242頁）基於“相互主體性的詮釋強度”所獲得的真理屬於“相互主體性真理”，而不是“客觀真理”。正因為如此，他還說：

創造的詮釋學雖然重視詮釋的創造性，但絕不作主觀任意的層次跳躍；雖不承認有所謂詮釋的絕對客觀性，卻十分強調相互主體性的詮釋強度或強制性。（傅偉勛，1990年，第45頁）…

不過，傅偉勛認為，這兩種方法的區分不是絕對的，它們只是適用功能的不同而已，因此可以互相轉化。他說：“一般的哲學方法論有時可能轉變成為特殊的哲學方法論，反之亦然。”（同上，第7頁）那麼，如何將“特殊的方法論”提升為“一般的方法論”呢？關鍵在於它是否具有“擴充的可能性（extendability）”與“普遍化的可能性（universalizability）”（同上，第8頁）。在傅偉勛看來，迦達默爾的“哲學詮釋學”即具有這種“轉化而為極具普遍適用性的一般方法論的理論潛能與開放性格”（同上）。因此，他說：

我自己的哲學論著也多次試過這些特殊方法論的一般化，吸納進來之後變成自己的哲學方法論建構嘗試所需要的理論資糧。（同上）…

第四個層次是“當謂”，指“原思想家（本來）應當說出什麼”或“創造的詮釋學者應當為原思想家說出什麼”（同上，第10頁）。傅偉勛認為，通過上面三個層次，不僅了解了文本語句的脈絡意義與層面義涵，而且也了解了已有的詮釋進路，進而了解了文本的深層義理。在此基礎之上，“當謂”層次是進而追問：如果原作者面對今天的世界，他會如何思考？是堅持、修正還是放棄原來的觀點？具體來講，在“當謂”層次，詮釋者要對種種已有詮釋進路和深層義理進行“批判的比較”，依據思想史的探討與詮釋學的方法論鑽研，從而提出具有獨創性的詮釋學洞見與判斷。即，“批判地考察在‘蘊謂’層次所找到的種種可能義蘊（meanings）或蘊涵…

在傅偉勛，其詮釋學研究的重點不在於由“誤讀”到“再誤讀”所體現出的“開放性，而在於以“必謂”為核心的“五謂”所體現出“創造性”。傅偉勛的“五謂”依次如下：

第一個層次為“實謂”，即“原思想家（或原典）實際上說了什麼”（傅偉勛，1990年，第10頁）。傅偉勛認為，這個層次的主要任務是考證、訓詁、版本辨析，目的在於了解文本的字面意義，亦即作者實際所說的內容。他說：“正因‘實謂’屬於純粹客觀而不可推翻的原初資料，在原典研究（textual…

在厘清了哲學的對象之後，傅偉勛進而認為，哲學的使命並不在於闡明文本“所已然說出”的“道理”，而在於揭示背後隱而不顯的“道理”；前者是詮釋對象的“表面結構”(surface structure)，後者則是詮釋對象的“深層結構”（deep structure）。在他看來，“表面結構”與“深層結構”的區分是實現“創造的”詮釋的前提：對“表面結構”盡管可能有不同的解釋，但通過分析、比較，可以從中判定“最客觀而最可取”的解釋，即最符合文本原義的解釋。然而，“深層結構”因其潛藏在“表面結構”之下，故屬於原作者“意料不到”的“道理”；既然“深層結構”是原作者“意料不到”的思想，因此它一旦被發掘出來，詮釋者就可以超越原作者的範閾和層次，從而“開拓”出新的理論意義。…

此即是說，每當意識到“傳統”在解釋中發揮作用時，每個後續的對於“傳統”的使用都是不同的。因此，在理解過程中就會出現前後兩種“視域”的張力：一種是開始閱讀時的受歷史影響的“視域”，另一種則是進入閱讀後的受歷史影響的“視域”；隨著閱讀的進行，“新”“舊”兩種“視域”之間也一仍存在張力。然而，在迦達默爾，存在張力的“視域”之間表現為一個不斷的融合過程，否則理解和解釋便不可能產生。他認為，無論人們承認與否，在解釋過程中“視域的融合”是一個事實，而且這種融合會伴隨著整個閱讀過程的始終，因此，“理解其實是一種自在的視域的不斷融合過程”（ibid.,p.305）。迦達默爾說：

在一個傳統中，這種融合的過程不斷地進行著，因為無論是老的還是新的，總是融進現存的價值物中，而不是一種明顯地比另一種更好。（ibid.）…

他說：“所有的書寫都是一種異化的談話，這些符號需要轉換回談話和意義，因為意義在書寫的過程中經歷了自我異化。”（ibid.,p.394-395）這裏，“異化”一詞強調了“文本”的“他者”地位。迦達默爾舉例說：當人在書架上看到一本書時，在閱讀之前的認識只是其外在印象，對文本的意義不會有任何認識。同樣，對於墻上的一幅畫，直到人見到它並賦予它意義前，它也僅僅是一幅畫而已，沒有任何實質性的意義。迦達默爾的意思是：“文本”作為一種“異化”的存在與它的起源、表達的情感因素甚至和作者都是分離的，是人的理解活動才使得“文本”由“他者”變為“為我的存在”。在此意義上，如果沒有解釋，就沒有文本。或者說，沒有解釋者，就沒有文本。他說：…

摘要：施萊爾馬赫和狄爾泰的傳統詮釋學強調謀求“絕對客觀”的真理，而迦達默爾對此卻不以為然。他認為，解釋並非是一種純客觀的活動，而是解釋者與文本的“對話”。不過，解釋並非主觀隨意的，因為“傳統”的“權威”避免了詮釋的主觀任意性。由於“視域的融合”的無限性，故不存在單一的、最終的、“最好的”解釋，即文本解釋具有“開放性”。傅偉勛繼承了迦達默爾的“開放性”的思想，但認為迦達默爾仍具有“保守性”。為了實現“創造的詮釋”，傅偉勛基於“表層結構”與“深層結構”的區分，以“五謂”為核心，建構起“創造的詮釋學”。對照地看，傅偉勛的“創造的詮釋學”所體現的是基於“開放性”的“創造性”。

詮釋學作為一門關於理解和解釋的學問，最初是由施萊爾馬赫（Friedrich Daniel Ern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