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傅偉勛，其詮釋學研究的重點不在於由“誤讀”到“再誤讀”所體現出的“開放性，而在於以“必謂”為核心的“五謂”所體現出“創造性”。傅偉勛的“五謂”依次如下：

第一個層次為“實謂”，即“原思想家（或原典）實際上說了什麼”（傅偉勛，1990年，第10頁）。傅偉勛認為，這個層次的主要任務是考證、訓詁、版本辨析，目的在於了解文本的字面意義，亦即作者實際所說的內容。他說：“正因‘實謂’屬於純粹客觀而不可推翻的原初資料，在原典研究（textual studies）上如何找出原原本本或至少幾近真實的版本，乃成為考據之學的首要課題。”（同上，第13頁）在他看來，經典文本往往“披著”重重神秘的“面紗”，許多文本不僅作者不明，出書年代無法斷定，而且是否“祖本”、“真本”亦很難確定。因此，“實謂”層次主要是考據學的任務。然而，在傅偉勛看來，純客觀的文本的確定只是詮釋的第一步，而這一步離詮釋的目標還有相當的“詮釋學差距”（a hermeneutic gap or distance）（同上，第19頁）。他說：“‘實謂’只是‘習常地說出了口’，雖然帶有某種意義與指謂，仍須待人予以理解及詮釋；也就是說，它仍停留在純客觀性的語辭呈現狀態，只呈現為‘樸素的原始資料’而已。”（同上，第13頁）在傅偉勛，“詮釋學差距”意味著：“我們無法停留在‘實謂’層次，卻必須上進‘意謂’層次，探索原思想家想要表達什麼，他所表達的意思究竟是什麼。”（同上，第19頁）

第二個層次是“意謂”，指“原思想家想要表達什麼”或“他說的意思到底是什麼”（同上，第10頁）。此層次的任務是通過背景材料、語言解析、理論貫穿的研究，以了解作者的原意。即，不是從考據角度而是從義理角度去考察或校勘原典，從而“盡量‘客觀忠實地’了解並詮釋原典或原思想家的意思（meanings）或意向（intentions）”（同上）。具體來講，這一層次包括兩方面的任務：一是主體性層面的“隨後體驗”；二是對原典的“語義分析”。所謂“隨後體驗”，是指基於詮釋者的主體性“同情地”了解作者的原意。為此，詮釋者需要關注作者的生平、時代背景以及思想歷程，以幫助挖掘其思想的本質或特征。所謂對原典的“語義分析”，是指“如實”、“客觀”地了解文本章句的涵義。“語義分析”包括三種模式：其一是“脈絡分析”（contextual analysis），指基於不同的語境脈絡分析“語句”的意義；其二是“邏輯分析”（logical analysis），指通過前後文的對照清除表面上思想或語句的矛盾性；其三是“層面（或次元）分析”(dimensional analysis)，即分析文本所包含全部思想的多層義涵。在傅偉勛看來，盡管“意謂”層次的任務複雜多樣，但它卻只是一種“非歷史的平面分析”，而不能“了解原典思想表達可能具有的種種豐富的詮釋學義理及蘊涵”，故“非再上一層而到‘蘊謂’層次不可”。（同上，第27頁）

第三個層次是“蘊謂”，即“原思想家可能要說什麼”或“原思想家所說的可能蘊涵是什麼”（同上，第10頁）。這一層次的主要任務是通過對已有詮釋的梳理來發掘原典思想的深層義理。傅偉勛說：“‘蘊謂’層次的首要工作，即在通過思想史上已經有過的許多原典詮釋進路探討，歸納幾個較有詮釋學份量（hermeneutic weight）的進路或觀點出來，俾能發現原典思想所表達的深層義理，以及依此義理可能重新安排高低出來的多層詮釋蘊涵。”（同上，第27頁）具體來講，“蘊謂”層次的任務包括原典在思想史上的理論線索、作者與詮釋者之間的思維連貫性以及已有的重要詮釋等。或者說，在這一層次，要從思想史的縱向角度對原典進行分析與梳理，以超克“意謂”層次之“非歷史的平面分析”及個人的主觀臆斷。在此，之所以“蘊謂”層次能夠“超克”“意謂”層次，在於從“縱向角度”對原典的分析與梳理體現出迦達默爾所謂的“傳統”的“權威”，即，是歷史積澱下來的“傳統”保證了詮釋的深度。傅偉勛說：“我們在‘蘊謂’層次所能學到的是，原典或原思想家的語言表達歷經思想史上種種創造的詮釋發展而積澱下來的歷史的深度。”（同上，第33頁）不過，盡管“蘊謂”層次“確能擴大我們的詮釋學視野，了解到相互主體性意義的詮釋強度（而不是所謂‘詮釋客觀性’）才是最起碼的詮釋學審定規準”，但要“探討最有強度或說服力的原典詮釋”，“講活或救活原思想家所表達的哲學（或宗教）思想”，還須再上一層。（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