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個層次是“當謂”，指“原思想家（本來）應當說出什麼”或“創造的詮釋學者應當為原思想家說出什麼”（同上，第10頁）。傅偉勛認為，通過上面三個層次，不僅了解了文本語句的脈絡意義與層面義涵，而且也了解了已有的詮釋進路，進而了解了文本的深層義理。在此基礎之上，“當謂”層次是進而追問：如果原作者面對今天的世界，他會如何思考？是堅持、修正還是放棄原來的觀點？具體來講，在“當謂”層次，詮釋者要對種種已有詮釋進路和深層義理進行“批判的比較”，依據思想史的探討與詮釋學的方法論鑽研，從而提出具有獨創性的詮釋學洞見與判斷。即，“批判地考察在‘蘊謂’層次所找到的種種可能義蘊（meanings）或蘊涵（implications），從中發現最有詮釋理據或強度的深層義蘊或根本義理”（同上，第11頁）。換言之，在此層次，詮釋者需要超越諸般詮釋進路，判定原思想家的理論根基及義理本質，並依此重新安排脈絡意義、層面義蘊等，從而說出原思想家“應當表達而沒有表達”出來的深層涵義。很明顯，按照傅偉勛的理解，在上述四個層次當中，前三個層次是“表面結構”，惟有“當謂”才開始屬於“深層結構”。然而，盡管“當謂”是“創造的詮釋學工作的一大重點”，但它並非是“創造的詮釋”的終點。（同上，第39-40頁）

第五個層次是“必謂”或“創謂”，指“原思想家現在必須說出什麼”或“為了解決原思想家未能完成的思想課題，創造的詮釋學者現在必須踐行什麼”（同上，第10頁）。傅偉勛認為，“當謂”只是解決了“原作者應該說什麼”的問題，它實際上並未超越原作者的思想；如需要超越原作者的思想，則須再上一步進入到“必謂”層次。在他看來，“必謂”層次是“創造的詮釋”的最終目標，它是指從原作者已說“導出”詮釋者之“應說”；只有做到了這一點，才算是真正實現了“創造的詮釋”。因此，詮釋者必須要由“批判的繼承者（a critical inheritor）轉變成為創造的發展者（a creative developer）”（同上，第40頁）。傅偉勛說：在“必謂”層次，“創造的詮釋學家不但為了講話（別字，應為“活”——引者）原思想家的教義，還要批判地超克原思想家的教義局限性或內在難題，為後者解決後者所留下而未能完成的思想課題。創造的詮釋學之所以與普通意義的詮釋學訓練不同，而有其獨特的性格，亦即哲理創造性（philosophical creativity），即在於此”（同上，第11頁）。質言之，所謂“必謂”，即指必須以時代的語言“說出”原作者乃至歷史上的詮釋學家所未能說出的話。在此意義上，“必謂”所包含的“哲理創造性”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深層結構”。正因為此，傅偉勛將他的詮釋學理論稱為“創造的詮釋學”，而“創造的詮釋學”的宗旨在“必謂”層次。他說：

就廣義言，創造的詮釋學包括五個層次，就狹義言，特指“必謂”層次。（同上，第45頁）

三

在傅偉勛看來，哲學方法論大致可分為兩種：一種為“特殊的方法論”，一種為“一般的方法論”。所謂“特殊的方法論”，是某一哲學家進行哲學研究時所采取的僅適用於其哲學體系的方法。因此，“特殊的哲學方法論與獨創性哲學家的思想內容息息相關而無從分離，方法論與思想創造乃構成了一體的兩面”（同上，第6頁）。例如，黑格爾的辯證法就既是其絕對觀念論體系的方法論，又是其絕對觀念論體系本身的實質架構。所謂“一般的方法論”，是指不含有具體實質性思想內容的普適性方法論，“它的旨趣是在對於有意傳承並發展前哲思想，抑或有意新創哲學思想的學者，提供具有普遍應用可能性的思維方法或哲理詮釋進路”（同上）。例如，邏輯學、語義學、元哲學等都屬於“一般的方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