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說：“所有的書寫都是一種異化的談話，這些符號需要轉換回談話和意義，因為意義在書寫的過程中經歷了自我異化。”（ibid.,p.394-395）這裏，“異化”一詞強調了“文本”的“他者”地位。迦達默爾舉例說：當人在書架上看到一本書時，在閱讀之前的認識只是其外在印象，對文本的意義不會有任何認識。同樣，對於墻上的一幅畫，直到人見到它並賦予它意義前，它也僅僅是一幅畫而已，沒有任何實質性的意義。迦達默爾的意思是：“文本”作為一種“異化”的存在與它的起源、表達的情感因素甚至和作者都是分離的，是人的理解活動才使得“文本”由“他者”變為“為我的存在”。在此意義上，如果沒有解釋，就沒有文本。或者說，沒有解釋者，就沒有文本。他說：

像真正的對話一樣，共同的主題把對話雙方——文本和解釋者——互相聯結了起來。在對話當中，只有當他參與到談論的主題當中，互相理解才是可能的；同樣，在與文本的對話中，解釋者必然參與了意義的形成。（ibid.,p.389）

事實上，在解釋者與文本的關係當中，迦達默爾更為強調的是解釋者，而不是文本。既然如此，傳統詮釋學所謂謀求“絕對客觀”的文本意義就是不可能的。進而，迦達默爾對人的“理解”進行了檢討。在他看來，“理解”是意義形成即“解釋”形成的基礎。他說：“理解必須被視為意義事件的一部分，在理解中，一切陳述的意義——包括藝術和其他傳統的意義——才得以實現。”（ibid.,p.157）既然“理解”如此重要，那麼“理解”是如何展開的呢？他認為，通常來講，在沒有充分閱讀前是不可能完整地了解文本的，然而事先對於文本的了解是解釋成為可能的條件，否則解釋便不可能展開。顯而易見，這當中存在一種關於理解的“循環”。迦達默爾主張，面對這樣“循環”，我們所能夠做的不是去克服它，而只能去適應它。即，只能事先“設計”可能的解釋，而不可能對文本有完整的了解，因為那是充分閱讀之後的事情。在此，所謂事先的“可能”的解釋，即解釋者在接觸文本時從整體上為文本所“設計”的意義。依照迦達黙爾的理論，這種“設計”屬於意義產生前的“前觀念”；“前觀念”雖只是“可能”的設計，但它為解釋“提供”了最初的方向性，從而也限定了理解的“視域”。

面對迦達默爾關於“前觀念”的思想，此時的問題是：解釋是否會成為解釋者的任意理解呢？換言之，解釋是否會成為完全主觀的個人行為？對此，他的回答是否定的。迦達默爾認為，任何一個社會都有它的傳統，而傳統其實就是一種“權威”。當然，這種“權威”不是指有地位的人物的權力，而是指未經言說的、不成文的、已經“是”而且仍將“是”的“解釋方式”。在迦達默爾看來，傳統之所有具有“權威”，在於人是一種“受歷史影響的意識”，因此人總是不可避免地“攜帶”著歷史即“攜帶”著“傳統”進行解釋的。他說：“受歷史影響的意識是理解行為自身的一個因素”（ibid.,p.301），“我們發現自身就處於我們試圖理解的傳統當中”（ibid.），因為人類本質上是一種“受歷史影響的意識”（ibid.）。也就是說，“傳統”是人們不能逃脫也不應逃脫的，它是理解之展開所必然“經由”的；這種“經由”的最初結果便是“前觀念”的形成。在迦達黙爾看來，“傳統”其實是一種“過濾器”，經由它，理解才成為可能，解釋也才成為可能。顯而易見，既然人不能逃脫“傳統”的影響，而“傳統”又是一種“過濾器”，故解釋就不可能是任意的、主觀的，它必須遵循“傳統”的限制。迦達默爾說：

理解不能被認為是一種主體性的行為，而是一種參與到傳統中的行為。（ibid.,p.291）

迦達默爾指出，他的理論不是在提出一種“方法”，而是“在描述真實的情形”。（ibid., p.295）他說：“我們所探討的不僅是科學及其經驗方式的問題，而是人的實際經驗和生活實踐的問題。用康德的語言表述的話，就是：理解如何可能？”（ibid.,p.xxvii）那麼，什麼是“真實的情形”呢？要對此進行回答，需要對“視域”一詞進行探討。迦達黙爾認為，“視域是指從一個特定的有利位置看到的所有事物的異相範圍”（ibid.,p.301）。這裏需要注意的是，“視域”一詞在凸顯主體重要性的同時，也揭示了人類理解的局限性。正因為如此，人們每次對“傳統”的使用都是歷時性的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