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厘清了哲學的對象之後，傅偉勛進而認為，哲學的使命並不在於闡明文本“所已然說出”的“道理”，而在於揭示背後隱而不顯的“道理”；前者是詮釋對象的“表面結構”(surface structure)，後者則是詮釋對象的“深層結構”（deep structure）。在他看來，“表面結構”與“深層結構”的區分是實現“創造的”詮釋的前提：對“表面結構”盡管可能有不同的解釋，但通過分析、比較，可以從中判定“最客觀而最可取”的解釋，即最符合文本原義的解釋。然而，“深層結構”因其潛藏在“表面結構”之下，故屬於原作者“意料不到”的“道理”；既然“深層結構”是原作者“意料不到”的思想，因此它一旦被發掘出來，詮釋者就可以超越原作者的範閾和層次，從而“開拓”出新的理論意義。（參見同上，第273頁）換言之，對“深層結構”的發掘實質上就是一種“創造的詮釋”，而“創造的詮釋”因此已不純粹是一種“詮釋”，而毋寧說是通過詮釋來“開創新理路”。在這個意義上，真正的哲學家並非“純粹學者型的思想史家”，而是“創造的解釋家”。傅偉勛說：

大體上說，哲學思想（如程朱哲學）就其表層結構言，準許各種不同的解釋可能性,一般研究者就在哲學思想發展史（如儒家思想史）脈絡範圍之內盡量公平地比較諸般解釋,從中判定最客觀而可取的解釋。創造的解釋家（亦即有意通過解釋開創新理路的哲學思想家，而非純粹學者型的思想史家），則要發掘在表面結構底下的深層結構，以便顯現連原來思想家都意料不到的他那原本思想的哲理蘊含（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出來。（同上）

毋庸置疑，在詮釋中去揭示連原作者都“意料不到”的“深層結構”的“哲理蘊含”，這並不是一件易事。在傅偉勛看來，在挖掘文本“深層結構”時，要想開創“新理路”，還須先厘清“誤解”與“誤讀”兩個概念：“誤解”（misunderstand）作為一個重要的詮釋學概念，它是指對文本意義的錯誤的理解，因此是閱讀過程中的一種消極現象。按照施萊爾馬赫的看法，正是因為在閱讀中會產生“誤解”，才需要詮釋學，故他將詮釋學定義為消除對文本“誤解”的藝術。與此不同，“誤讀”(misread）則是閱讀過程中的一個積極概念。雖然在形式上看，“誤讀”與“誤解”有相似之處，都是一種有悖於作者原意的理解，但是，“誤讀”與“誤解”有著本質的不同：“誤解”是主體之無意識的行為，是對於作者原意的“錯誤”理解；“誤讀”則是主體有意識的行為，是詮釋者憑借文本“故意”“引申”新義的行為，因此，“誤讀”的本質是“明知其意而故作它解”（潘德榮，第120頁）。基於此區分，傅偉勛認為，“誤讀”屬於意義創造的“生產性行為”，是實現“創造的詮釋”的前提和環節。

“誤讀”實際上包括兩種具體情況：一是“誤讀者”根本不知道或不接受他人的詮釋，而視自己的理解為“正解”。二是某種詮釋已成共識，“誤讀者”知道並且接受這種“正解”，但故意“曲解”文本而為己用。在傅偉勛看來，無論是上述哪種情況，“誤讀”都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允許對“誤讀”進行“再誤讀”的。質言之，“誤讀”本身亦具有“開放性”。例如，牟宗三（1909-1995年）一反前人之共識，認為朱熹（1130-1200年）違背了《論語》、《孟子》、《中庸》、《易傳》以來的“縱貫系統”，因此朱熹不是儒家“道統”之集大成者，反而是儒家之“別子為宗”。對於牟宗三之“誤讀”，傅偉勛不以為然。於是，他通過“重挖易庸以來的儒家形上學的深層結構”，發現程朱心性論屬於“向外推廣而成的理氣不離不雜論”，故認為“程朱的理氣形上學應可置於致良知教的低層次”。（傅偉勛，1989年，第282頁）這樣，經過從牟宗三的“誤讀”到傅偉勛的“再誤讀”，朱熹從“別子為宗”的地位重新回歸於儒學的“正統”序列；當然，此“正統”依然是“縱貫系統”意義下的“正統”。依著傅偉勛的理論來理解，對於“再誤讀”依然可以進行“再再誤讀”，因為“誤讀”本身是具有開放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