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施萊爾馬赫和狄爾泰的傳統詮釋學強調謀求“絕對客觀”的真理，而迦達默爾對此卻不以為然。他認為，解釋並非是一種純客觀的活動，而是解釋者與文本的“對話”。不過，解釋並非主觀隨意的，因為“傳統”的“權威”避免了詮釋的主觀任意性。由於“視域的融合”的無限性，故不存在單一的、最終的、“最好的”解釋，即文本解釋具有“開放性”。傅偉勛繼承了迦達默爾的“開放性”的思想，但認為迦達默爾仍具有“保守性”。為了實現“創造的詮釋”，傅偉勛基於“表層結構”與“深層結構”的區分，以“五謂”為核心，建構起“創造的詮釋學”。對照地看，傅偉勛的“創造的詮釋學”所體現的是基於“開放性”的“創造性”。

詮釋學作為一門關於理解和解釋的學問，最初是由施萊爾馬赫（Friedrich Daniel Ernst Schleiermacher,1768-1834年)和狄爾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年）完成的。二人的貢獻在於：施萊爾馬赫提出了關於正確理解和避免“誤解”的理論，狄爾泰則將這一理論推廣於所有精神科學，使之成為一種普遍的方法論。施萊爾馬赫認為，文本在歷史流傳過程中內容會發生變化，這種變化如同“從火中搶救出來的東西所帶有的燒灼痕跡”（Hans Georg Gadamer, p.159）。因此，要正確理解文本，就需要消除其“燒灼痕跡”，即“誤解”。在此意義上，“詮釋學是一門關於避免誤解的藝術”（ibid.,p.185）。那麼，如何避免“誤解”呢？施萊爾馬赫提出“重構說”，即“在理解中重建一部作品的原有內容”（ibid.,p.158）。他主張，理解者要盡量擺脫自己的歷史情境，“重構”作者原來的具體歷史情境，“設身處地”地去體悟作者的原意。在此基礎上，狄爾泰進一步提出“體驗說”。他認為，人的歷史性是一種偶然性，但人類可以通過同質性的本性體驗超越偶然性。因此，理解的任務就是超越個人的歷史偶然性而獲得文本的客觀意義。質言之，施萊爾馬赫和狄爾泰所代表的傳統詮釋學有兩個方面的基本主張：其一，詮釋的目標是謀求“絕對客觀”的文本意義；其二，為了謀求“絕對客觀”的文本意義，應超越或克服自己的歷史情境進行詮釋。

迦達默爾（Hans Georg Gadamer,1900-2002年）對於傳統詮釋學的觀點卻不贊同。在他看來，意義並不是完全客觀、靜態地凝固於文本之中的東西，即，意義並不是文本本身“客觀地”、“固有地”“等待”著人們去發現，它是在解釋者的理解過程中“產生”的。換言之，所謂“理解”並不是文本的“獨白”，而是文本與讀者二者的“對話”；只有當文本與人的理解相結合時，意義才可能產生；離開人的理解，任何文本都不會“產生”意義。迦達默爾說：“如前所述，理解開始於文本與我們的對話。這是詮釋學的首要條件。”（ibid., p.298）因此，迦達默爾認為，相對於意義的最終形成，文本其實只是一個“半成品”，或者說只是解釋過程中的一個環節。這裏，迦達默爾所強調的是，意義之產生不是僅僅依賴於文本，而是依賴於理解者與文本所建立起來的關系。他說：“真正的歷史對象根本就不是對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統一體，即構成歷史事實和歷史理解的事實的一種關系。”（ibid.,p.299）這樣看來，如果說傳統詮釋學凸顯了文本的重要性，而迦達默爾則凸顯了文本與解釋者關系的重要性。於是，他關於詮釋學的定義與施萊爾馬赫有很大不同。迦達默爾說：

關於文本的理解藝術的古典學科就是詮釋學。（ibid.,p.157）

需要注意的是，在迦達默爾，所謂“文本”不能作一般意義的理解，而必須作詮釋學意義的理解。即，它並非僅僅指傳統的印刷品，而是指包括理論作品、藝術作品甚至社會組織在內的所有解釋對象。質言之，“文本”是指“被視為”“文本”的解釋對象。對於這樣的“文本”，迦達默爾認為它最初是“自在”的，是與解釋者完全分離的，故其意義不可能“獨白”式的“主動”地呈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