濱雪鄉鎮(雪州黃金海岸)

馬來西亞瓜拉雪蘭莪州舊首府瓜拉雪蘭莪皇家山上的古樹根部,讓我們知道何謂老樹盤根的厲害。我們對自身文化的理解,能那麼壯觀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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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May 21, 2022 at 10:30pm

1898年12月,美國打敗西班牙,奪取了菲律賓。菲律賓革命戰爭從第一階段的反西班牙殖民統治進入了抗擊美軍侵略的第二階段。在這一階段,劉亨賻主要是在比科爾地區的前線參加戰鬥的。1900年初,美軍加緊了侵略行動,在比科爾發動了全面的攻勢。劉亨賻負責防守的黎牙實比港也遭到了敵人的猛攻。有一位菲律賓的歷史學家說,劉亨賻“寸土必爭,敵人每進展一碼都要付出重大的傷亡。他的戰鬥人員,特別是大刀手們,在勇氣和視死如歸方面勝過侵略者,但是他們令人遺憾地在武器方面處於劣勢”。戰鬥打了整整一上午,部隊疲憊不堪,劉亨賻只好主動撤出。事後,美軍指揮官在戰鬥報告中提到這場戰鬥時說:“抵抗是如此頑強……致使許多人在肉搏戰中傷亡,而沒有顯示任何投降的跡象。”從黎牙實比撤下來後,他重組了自己的部隊,對敵人開展了遊擊戰。雖然曾多次受挫,但劉亨賻毫不氣餒,他指揮士兵不僅用槍炮大刀而且用火箭和燃燒的火把作戰,實行焦土政策,焚燒他所襲擊的市鎮,使敵人雖占領這些城鎮而一無所獲。

在菲律賓革命的整個過程中,劉亨賻表現了他對菲律賓的熱愛和忠誠,他曾告訴自己的妻兒:“我要活到我們親愛的國家獲得獨立的那一天,並且目睹菲律賓國旗在我們天空中單獨而驕傲地飄揚。”戰爭結束後,他回到比科爾家里,從事農業和商業,過著一位退休將軍平靜和幸福的生活。1906年,他曾回到福建家鄉,為母親祝壽。

劉亨賻的業績,贏得了菲律賓人民的敬重,阿奎納多後來曾這樣評價他:他的“公正無私和英雄風度,已獲得全體菲律賓人民的感佩——他正是為他們的自由和幸福而獻身的。他熱愛菲律賓一如其祖國,菲律賓自當視之為她的英勇的子孫了”。有的歷史學家認為,在菲律賓歷史上最值得尊敬的亞洲人中,劉亨賻是最出類拔萃的。

1926年,劉亨賻死於癌癥。菲律賓為這位華僑將軍舉行了國葬,國會議員全部前去送殯,非常隆重。1989年6月12日,慶祝菲律賓獨立91周年時,在菲律賓建立了兩座紀念碑,為劉亨賻塑立了雕像,以表達對這位曾經為菲律賓立下汗馬功勞、戰績彪炳的中國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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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①菲律賓秘密革命團體,全名是“最崇高、最受尊敬的菲律賓兒女協會”,成立於1892年。

②比索是菲律賓貨幣單位。

第十六章投資祖國的華僑企業家

19世紀60年代,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在重重阻力中產生了。在新興的民族資本主義企業中,有一些是由愛國愛鄉的南洋華僑企業家創辦的。

第一節繼昌隆繅絲廠

華僑在祖國創辦的第一家企業是1872年在廣東南海縣創辦的繼昌隆繅絲廠,它也是中國第一家民族資本的近代工業企業。創辦人陳啟沅(公元1825—1905年),是廣東南海人。他幼年時家庭雖貧困,但有誌於學,因此讀了不少書。後來他在家鄉以農桑為業,並兼任教書先生。1854年赴越南謀生,漸漸成為富商,但他始終不忘農桑本業。1872年回到家鄉辦繼昌隆繅絲廠,采用機器繅絲。在辦廠過程中,陳啟沅遇到了很多的困難,遭到多方的刁難、阻撓,工廠還曾一度被迫停辦。但由於陳啟沅對興辦近代工業信心十足,認為用機器繅絲代替手工繅絲對蠶桑業大有好處,應該堅持辦下去。他改造了機器設備,以適應生產發展。這樣,不僅繼昌隆本身辦下去了,而且它還帶動了珠江三角洲的機器繅絲業的發展,增加了絲的出口量。南洋華僑陳啟沅創辦的繼昌隆繅絲廠,在中國近代工業的發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第二節張振勛“實業興邦”

張裕釀酒公司的創辦,要晚於繼昌隆繅絲廠20年,它是華僑資本家張振勛在祖國的多項投資中較為重要的一個項目。

張振勛(公元1841—1916年),字弼士,廣東大埔人。他出身貧寒家庭,只在村塾里受過三年的啟蒙教育就輟學了。不滿20歲,張振勛只身南渡到巴達維亞(今雅加達)。在那里他當過礦工和雜工,早年的生活相當艱苦。後來,漸有積蓄,又從嶽父那里繼承了一筆可觀的遺產以後,就開始自立門戶開創自己的經濟事業,他不僅在印尼,而且在馬來亞開辟墾殖場,種植糧食和熱帶作物,此外還兼營錫礦,創辦航運公司。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經過30年的經營,張振勛大約擁有七八千萬兩白銀的巨額資金,成為19世紀末首屈一指的南洋華僑巨富。

張振勛成了巨富,但念念不忘災難中的祖國。他的一生,大部分時間是在海外度過的。在海外,他深深體會到,祖國不富強,華僑只能是被歧視的“海外孤兒”。張振勛有過這樣的一次經歷:1898年,他與兩位高級職員和一位德國籍的家庭醫師從雅加達去新加坡,但德國輪船只賣給他們一張頭等艙票和三張統艙票,原來該公司規定,華僑不能乘頭等艙,只有德國人才能享此特權,因此那張頭等艙票是賣給他的家庭醫師的。此事深深地刺傷了張振勛的民族自尊心。在盛怒之下,他撕碎了船票,並自創輪船公司,懸掛清朝龍旗,和外國輪船一爭高下。他熱愛祖國,提出了“實業興邦”的主張,積極在祖國興辦實業,發展生產,以振興中華。他從海外調回大量資金,在“主權自掌,利不外溢”的原則下,引進西方的先進設備和技術,先後在廣東等地辦了機織、礦業、航運、墾牧、玻璃制造等企業,其中最有名的是設在山東的張裕釀酒公司。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May 20, 2022 at 11:37pm

選擇山東煙臺辦酒廠,有這麽一個緣起。1890年,他和法國駐雅加達的領事共進晚餐時,品嘗了法國名酒。法國領事告訴他,如果能用煙臺產的葡萄釀酒,可以釀出酒色不遜於法國名牌的好酒。法國領事言之無心,但聽講的張振勛卻有意,他在問清原委之後,就暗下決心,將來一定要在煙臺辦廠釀酒。1892年,他延聘一批專家進行實地考察,作了充分論證後,決定創辦張裕釀酒公司。他投資300餘萬銀元,買了兩座適宜葡萄種植的荒山,經三年的小片試種獲成功後,就從國外購入大批葡萄良種,實行大面積種植。同時,積極建設廠房,安裝機器設備,招募工人,聘請外籍酒師,開始精心地釀造葡萄酒。張裕釀酒公司的產品,最初只有白蘭地與葡萄酒兩種。1915年,白蘭地在“巴拿馬國際商品賽會”上獲得金質獎狀和最優質獎狀。此後,張裕酒廠的白蘭地就以“金獎白蘭地”的美名傳揚四方,至今不衰。據說,當時正率領中國實業考察團在美國考察的張振勛得知產品獲獎時,激動地說:“唐人是了不起的,只要發憤圖強,後來居上,祖國的產品都要成為世界名牌!”

張振勛還擔任過許多官職。從1892年被委任為駐馬來亞檳榔嶼的首任領事開始,他歷任粵漢鐵路總辦、中國通商銀行總董、商部考察外埠商務大臣兼檳榔嶼管學大臣,他是一個亦商亦官的人物,但他對孫中山的革命活動也暗中資助,而且十分熱心社會福利和華僑教育事業。

第三節潮汕鐵路和漳廈鐵路

籌集資本在國內進行鐵路建設,華僑也是十分踴躍的。清朝末年的鐵路有三條是民辦的,這三條民辦鐵路全是華僑投資的。南洋投資建設的有兩條。

一是潮汕鐵路。這條鐵路從汕頭市到潮安縣,再加支線,共長42公里。它從1903年籌備興建,1906年全線完工通車。創辦人是張榕軒兄弟。

張榕軒(公元1851—1911年),又名煜南,張耀軒(公元1861—1921年),又名鴻南。廣東梅縣人。早年到印度尼西亞,曾在張振勛企業中當職工,後漸漸發跡致富。在張振勛的勸說和鼓動下,張氏兄弟回國參與潮汕鐵路的興建。這條不算長的鐵路共投資300萬兩,張氏兄弟占2/3的股份。潮汕鐵路是國內最早修成的僑資鐵路,它運行了30多年,直到1938年,因被日軍嚴重破壞而停止運行。潮汕鐵路的建成對潮汕地區的社會經濟的發展曾起過有益的作用。

二是漳廈鐵路。漳廈鐵路公司於1905年成立,資金約300多萬元,投資人以印尼華僑為多。1910年開始通車,全長只有28公里,實際只建成一部分,和其他交通線也不銜接,但對僑鄉的客、貨運輸有一定的作用。

第四節攜巨資回國投資的黃奕住

在舊中國,華僑回國投資,規模最大的應該是印尼華僑黃奕住(公元1868—1945年)了。

黃奕住經歷過十分艱苦的生活磨難。他生在福建南安的一個農家中。因家貧而輟學,幫父親種地度日,並曾學理發。16歲時下南洋,經新加坡轉到印尼爪哇三寶壟。開始時,人地兩生,語言不通,他只好白天在路旁設攤剃頭(理發),後來改當肩挑小販,晚上住在媽祖廟中,漸漸地,從攤商而經營土產和日用品,買賣越做越大,由零售而批發,由一店而發展到在各地廣設分店。他開設的商號“日興行”,專營糖業,在經營上很注意市場信息,在紐約、倫敦,特別在產糖國古巴都設有通訊點,及時掌握市場動態。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他已成為一名富有的企業家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他遇到一個難題。當時統治印尼的荷蘭殖民政府規定,一切工商企業要補繳大戰期間的各種稅款,只有荷蘭籍公民才享有減免權。按此規定,黃奕住大約得補交1500萬盾左右的巨額稅金。當時,荷蘭官員曾勸他入荷蘭籍,日本領事也以幫他減稅為誘餌,請他入日本籍。但是,黃奕住有著他生活的那個時代的華僑的心理:自己是堂堂中華國民,不能忍辱“托人宇下,隸人國籍”,於是決定結束在國外的業務,攜帶了幾千萬元巨資回到祖國。

回國後,他選擇上海、廈門兩地作為主要投資地。最重要的企業是1921年在上海創辦的中南銀行,該行預定總股金是2000萬元,黃奕住占股75%。中南銀行是當時最大的僑資金融企業,擁有鈔票發行權,兼營國外匯兌,還在一些大城市設立分行、辦事處。中南銀行積極投資於紡織、化學、水泥、礦石等業,還致力於發展社會經濟事業。對於福建家鄉的建設,黃奕住更是不遺餘力。在閩南地區,他投資交通事業,參與籌辦漳廈鐵路,開發龍巖的煤礦。他獨資經營“商辦廈門電話股份有限公司”,還集資辦了“廈門自來水公司”。他創辦的房地產公司“黃聚德堂”,在廈門和鼓浪嶼建築房屋。所有這些,對二三十年代的廈門市政建設無疑是有很大作用的。黃奕住年幼失學,深知無文化之苦,因此他十分關心教育事業,在家鄉辦小學、辦師範班,並且資助南開大學、暨南大學、廈門大學和新加坡的愛國學校、華僑中學等學校。

黃奕住是一位對中國的民族經濟的發展及社會公益事業都有很大貢獻的愛國華僑企業家。

陳啟沅、張振勛、黃奕住等的名字代表著中國近現代史上一批在祖國投資的企業家。他們幾乎都是因為家貧而在青少年時期漂泊南洋的。在異鄉,他們飽嘗艱辛,歷盡磨難,才漸漸在經濟事業上站住了腳跟。雖然舊中國的苦難歲月把他們拋離到海外,但故鄉故土時刻縈懷胸中,在海外的事業稍有成就後,就想到如何通過投資實業,以振興祖國。華僑愛國愛鄉的傳統,在他們身上得到明顯的體現。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May 20, 2022 at 10:02pm

第十七章·華僑是革命之母——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曾經得到海外華僑的大力支持。孫中山先生說過許多肯定華僑的革命貢獻的話,其中流傳最廣的是“華僑是革命之母”,它生動形象地說明,如果沒有華僑從革命一開始就給予支持,革命是難成功的。參加過辛亥革命的董必武在辛亥革命50周年紀念大會上說:“海外華僑是辛亥革命的強有力的支持者”,這話反映了歷史的真實。

華僑的分佈,以南洋地區為多,因此給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動以強有力支持的首先是南洋華僑。孫中山先生也是華僑,在他13歲時就投奔旅居檀香山的哥哥孫眉(孫德彰)。他在檀香山受過教會教育,也在哥哥店里工作過。1891年,在檀香山組織了革命團體——興中會,開始了在海外的革命生涯。在1905年革命政黨——同盟會成立之前,孫中山先生在歐美、日本活動較多,同盟會成立之後,南洋就成為他革命的主要基地了。

南洋華僑熱烈響應孫中山先生的號召,紛紛在各地建立同盟會分會。1905年10月,他到越南,首先在堤岸建立同盟會分會。第二年年初到達新加坡,受到愛國華僑陳楚楠、張永福的熱烈歡迎,在這里他領導建立同盟會新加坡分會,先後加盟的有400餘人,其中有著名愛國華僑陳嘉庚。在這之後,南洋各地都有同盟會組織。到1908年,僅南洋的英荷殖民地(包括印尼、新馬等地)就有同盟會的分會組織100多個。南洋華僑革命的中心在新加坡,後來遷移到檳榔嶼。從1900—1911年期間,孫中山先生曾八次抵達新加坡,其中有三次住在一所名為“晚晴園”的兩層樓房里。這是愛國華僑張永福供養老母的寓所,張永福主動借給孫中山先生作為革命活動的總部。年輕的新加坡共和國是十分重視歷史傳統的,現在的“晚晴園”已成為文物資料館,得到很好的保護,甚至地鐵施工可能危及它時,也不惜改變線路,以保護這座有功於革命的建築物。

南洋華僑對革命的另一個巨大的貢獻是參加武裝起義,用鮮血和生命譜寫了可歌可泣的篇章。

從1895—1911年武昌起義的16年中,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黨人前後發動了10多次武裝起義,華僑都是起義的骨幹力量。特別是1905年同盟會成立後,在廣東、廣西、雲南發動的幾次起義,都有不少南洋華僑參加。其中1907年5月潮州黃岡起義的指揮者是新加坡華僑許雪秋,同年6月惠州七女湖起義是新加坡華僑鄧子瑜指揮的,這兩次起義的骨幹力量都是華僑。1908年3月欽、廉起義,主力是由華僑組成的200餘人的短槍隊。

最壯烈的一幕是1911年的黃花崗之役。

這次起義是孫中山先生、黃興等人1910年10月在檳榔嶼開會策劃的,華僑從各方面給予支持。本來計劃挑選800個人組成敢死隊,通過一次大規模的起義,一舉達到推翻清朝統治的目的。但由於聯絡工作不力,敢死隊也只到了一部分。4月27日黃興指揮著這樣一支人數不齊、倉促成軍的隊伍,在廣州發動起義,進攻總督府。這些敢死隊和革命誌士,在起義的戰鬥中不畏犧牲,英勇作戰,但終因力量懸殊,寡不敵眾,起義失敗。事後,收殮了72具烈士的遺骸,合葬在黃花崗,被稱為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後來又陸續查明14名烈士,計共86人,其中華僑占1/3,而且全是從南洋各地回國參加起義的。這些烈士是中國人民的優秀兒女,是華僑的光榮。

華僑對辛亥革命的貢獻更重要是從經濟上的大力支持。起義的裝備,士兵的糧餉,活動的經費,革命領袖的各種開銷等,幾乎全部是華僑捐獻的。孫中山先生在回憶他所領導的多次武裝起義時說:“其慷慨助餉,多為華僑。”1907—1908年孫中山先生領導幾次起義,共得華僑捐助約20萬元,大部分是南洋華僑所獻。黃花崗起義的軍費共籌得港幣18.7萬元,其中南洋華僑捐了八萬元。武昌起義,民國政府成立後,南洋華僑的捐款就更多了。陳嘉庚個人捐了五萬元給孫中山先生,許多祝賀革命勝利的電報都加上“款明日電付”、“款繼發”等內容。有人統計,1911年南洋華僑所捐的款多達五六百萬元。慷慨解囊的華僑,各階層的人都有,既有陳嘉庚這樣的愛國資本家,也有很多是貧苦百姓,有些事跡是十分感人的。賣豆芽菜的越南華僑小販黃景南,加入同盟會後,將自己一生辛勞積蓄的幾千元,全部獻出作起義軍費。並且還將以後每日賣豆芽的收入貯入“撲滿”①,以作革命之需。越南挑水工人關唐,每挑一擔水只得一文錢,但他將半生用血汗換來的3000元全部捐作起義軍餉。這些捐款絕大部分都是義捐,孫中山先生說這些華僑“不圖絲粟之利,不慕尺寸之位”,“一團熱誠,只為救國”。華僑在辛亥革命中的功績是永垂史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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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①儲蓄錢幣用的瓦器。

第十八章晚清時期中國駐新加坡的領事

隨著中國人移居國外人數的日益增多,對華僑應怎樣認識,應采取怎樣的政策,也漸漸成為歷代中國政府要面對的問題。從總的來看,由唐朝至晚清,歷代王朝不僅不允許人民移居國外,並且也不準人民在國內流動移居。將農民固定在世代居住的土地上從事耕作,既便於政治上加強控制,也有利於榨取賦稅和勞役,這是建立在自然經濟基礎上的中國封建政府的基本國策。因此禁止人民出國也是很自然的。雖然歷代政府都有種種的禁令,但由於和周邊國家與地區,特別和東南亞有著頻繁的貿易關係,就會有中國人因貿易關係而“流寓”海外,成為長期“住蕃”的華僑。這些已定居國外的華僑,被歷代王朝看成是“流落”在外的“無賴之徒”、“棄民”,因此絕不會考慮如何去保護他們。當華僑遭受迫害時,如1740年“紅溪慘案”發生後,清政府的各級官員雖然反應不一,但有一點是共通的:即那些慘遭荷蘭殖民主義者殘酷殺害的華僑是“自棄王化”、“彼地土生,與番民無異”,因此他們的被殘殺是“孽由自作”。華僑是地地道道的“海外孤兒”。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May 20, 2022 at 11:50am

第一節晚清的“護僑”政策

到了19世紀末的晚清時期,歷代王朝執行的禁止中國人出國定居的態度有了轉變,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第一,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以清朝的失敗而結束,《北京條約》規定允許英法殖民主義者可以自由在中國招募華工。雖然早在上一個世紀就有中國東南沿海人民被西方殖民主義者用武裝擄掠為奴工的歷史,這些在清政府看來是非法的,但上述條約的規定,標誌著華工出國是完全合法的。從此,華僑出國就沒有什麽禁令阻攔了。於是大批中國貧苦百姓賣“豬仔”當華工,背井離鄉,走出國門。華工出國使華僑人數從19世紀初的100萬左右增加到20世紀初年的近千萬,大部分還是僑居在東南亞。華僑人數增加,他們在海外受到歧視和壓迫的事例也不斷增多,因此他們迫切要求清政府給予保護,如菲律賓華僑在1880年以後曾經四次具稟要求在該國設立領事館就是例子。第二,19世紀末華僑經濟力量有了相當的增長。華僑在國外,為謀求生存,可以說三百六十行,行行都幹。由於大多數西方殖民主義政府都明令禁止華僑擁有土地,因此他們只好小本經營,從事小買賣。憑著他們的勤敏、刻苦、進取精神,買賣越做越大,有的人積斂了相當的資本,成了原居民和西方殖民主義者之間的中介商。他們以此為基點,逐漸進入制造業、種植業、金融業等領域。到了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在華僑聚居的東南亞地區逐漸出現了一批擁有幾千萬元資本的巨富。這些人熟悉僑居地語言,了解那里的情況,和當地政府也有良好關係,而且由富而貴,憑借財勢,他們成為當地的僑領。出於內政的需要,清政府開始重視華僑的“錢袋子”,自然也十分重視富甲一方的僑領們。其三,清王朝的“天朝”地位在西方殖民主義面前被徹底粉碎了,特別是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失敗後,朝廷文武大員中越來越多的人看到了“亡國”的危險,在內政方面他們提出了發展工商業以求富國強兵的主張。發展工商業需要資金,而東南亞華僑口袋里的錢正是他們所需求的。而要利用華僑的經濟力量,首先要保護他們,要贏得人心。這樣,在清朝同治年間(公元1856—1875),清朝逐漸改變了對華僑的看法,開始采取保護僑民的措施。

要想保護僑民,就得在華僑的僑居地開設使領館,與各國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

鴉片戰爭以前,清王朝以“天朝上國”自居,對外部世界毫無認識,在處理對外關係時剛愎自用,極端無知。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清王朝在西方列強槍炮下不得不屈服,開始和洋鬼子們打交道。此時,設立了總理衙門這一主持外交的專門機構,允許英法公使駐京,並派遣專使出國辦理具體外交事務。光緒初年(公元1876—1877年)第一批常駐使臣郭嵩燾、何如璋、陳蘭彬等人分別派往日本、英國、法國、德國和美國等。這些使節送回了大量各國的政治、經濟情況的材料,或多或少開闊了清帝國朝野上下的視野,同時也對海外華僑的情況有了更多的了解。他們提出了在華僑聚居的商埠設立領事館的建議。設領事館的動機,首先是從經濟利益出發,保護商民,此外也可通過領事館達到控制華僑社會的目的。

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清朝就中國在菲律賓、印尼、馬來亞設立領事館問題,分別和西班牙、荷蘭、英國等殖民主義國家進行了曠日持久的談判。其中,與荷蘭的談判是最費時間的,前後拖了30多年,直到1911年9月才往爪哇島派出領事,不久辛亥革命就爆發了。中國在海外設立的第一個領事館是1877年的駐新加坡領事館。與東南亞其他地方設領事館的談判相比,新加坡的談判是順利些,但也頗費周折,而且第一任領事還不是由中國政府派出的外交人員擔任的。

第二節左秉隆和黃遵憲

新加坡是南洋華僑商務活動的中心,同時也是英國在東南亞的最重要基地。1877年初,駐英國公使郭嵩燾上任不久,即與英國外交部進行在新加坡設領事館的外交談判。英政府對此事持消極態度,但此前它已在中國派駐了多處領事,因此要完全回絕清朝的要求也是不可能的。他們采取拖延、推托、限制的對策,只同意清政府在新加坡一地設領事館,而且對領事館的職能作了很多限制,把領事館設置當成是臨時安排,領事只能作商業代辦,不能過問華僑事務。尤為令人氣憤的是要求第一任領事不由中國委派,而從當地華僑中遴選。為達到設領事館的目的,郭嵩燾答應了英外交部的要求。

1877年10月,中國駐新加坡領事館開館,第一任領事是僑領胡璇澤(本名胡亞基)。胡璇澤死於1880年,在任不滿三年。他作為一位華僑領袖是頗有些作為的,但作為一名外交官,政績就乏善可陳了。

胡璇澤的繼任人左秉隆、黃遵憲等的政績倒是相當突出的。

左秉隆,字子興,於1881—1891年任駐新加坡領事,1907—1910年任駐新加坡總領事,前後駐節新加坡10餘年。左秉隆是清朝同文館的高材生,同文館是培養外語和外交人材的學府,因此左的英文很好,曾隨清使臣曾紀澤出使英國,任翻譯官。左秉隆是清政府中比較通曉外交事務的官員,他任職期間做了一些好事,如:關心華僑疾苦,阻止新加坡販運“豬仔”華工的活動;發動華僑募捐賑濟祖國自然災害;最為突出的是積極傳播中華文化。他辦“會賢社”,每月出題課士,宣傳儒家思想,成立“英語雄辯會”,每周辯論一次政治、社會、文化等問題。他還大力提倡中文教育,支持創辦義塾,加強華僑與祖國的聯系。左秉隆的所作所為頗得上司好評,華僑社會對他任內的政績也有相當贊譽。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May 19, 2022 at 7:50pm

(續上)黃遵憲,字公度,1891—1894年間出任駐新加坡總領事。黃是一位舉人,能詩善文,文學造詣很高,曾擔任過駐日本使館參贊,外交經驗豐富。和左秉隆相比,黃遵憲顯得更為大刀闊斧、更為果斷一些,更符合時代潮流。左秉隆辦“會賢社”,課士時出的題通常是傳統國學舊論,而黃遵憲上任,將“會賢社”改組為“南社”,題目也改為結合當時列強和中國的現實問題。他還注重調查研究,實地了解僑情,對華僑不願回國的現象,經詳察後指出,是由於回國後要面臨“官員之查究,胥吏之侵擾,宗黨領里之訛索,種種貽累,不可勝言”,華僑“孤行孑立,一遭誣陷,控訴無門”,因此有家想回而不敢回。他上書朝廷,請廢除舊法,另立新章,豁除海禁,招徠華僑回國。黃遵憲在任內努力維護華僑利益,和英殖民政府公開抗爭,因此英殖民官員對他十分不滿,認為“如果他再留職五年,此地華僑對我們的忠誠將極大地削弱,華僑對我們的好感也會大受損害”,這倒是對黃遵憲政績的很好肯定。

晚清駐東南亞的外交官中,左秉隆和黃遵憲是最突出的。但不論他們個人怎麽努力,想盡其“護僑”之責,由於中國國力衰弱,正像左秉隆在一首詩里寫的“世無公理有強權……外侮頻來緣國弱”那樣,一介領事在如此惡劣的政治環境中,是難有作為的。

弱國無外交,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第十九章僑團、僑校、僑報

隨著中國人的不斷移居,特別是十六七世紀明末清初時大批華僑出國,華僑人口增加,在東南亞一些沿海地區,逐漸形成了華僑社區,早期的華僑社會開始出現。華僑社會的三大組成部分(常被俗稱為“僑社三寶”)即華僑社團(僑團)、華僑學校(僑校)、華僑報刊(僑報),也隨之出現和發展。

第一節僑團林立

僑團林立,是東南亞華僑社會的一大特色。早期華僑絕大多數來自中國東南沿海的農村,他們長期依附於土地,自給自足,聚族而居,鄉村中的祠堂,往往成為族人的活動中心,祭祀祖先成為族人的主要活動。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起來的人們,異鄉飄泊,面臨的種種困難往往要比在家鄉經歷的嚴重得多,生存的本能迫使他們更要依靠在家鄉時的各種社會組織,彼此守望相助,同舟共濟,共渡難關。於是,各種類型的社團就有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逐漸形成了“僑團林立”這樣一個東南亞的社會景觀。

僑團的雛形是寺廟和義山。

當人們活著的時候,為著祈求神靈祖宗保佑,就為觀音菩薩、土地神“大伯公”、航海神媽祖等早在家鄉就崇仰的神修寺建廟。這些寺廟既是人們精神支柱之所在,也是人們聚集的地方。有些華僑死後,因貧病、因鰥寡,後事沒人料理。出於同胞宗親情誼,就會有一些人領頭出面購置山地為公共墳場,即義山、義塚,以安葬死者。同宗同鄉能同眠一處墳墓,在冥間不致成為孤魂,對於生者也是一種心靈的慰藉。1650年,巴達維亞(今雅加達)華僑修建了“觀音亭”,它可能是東南亞最早的一座華僑寺廟。1775年,觀音亭改名為“金德院”,是印尼現存最古的一座華僑寺廟。1673年,馬六甲華僑修建了“青雲亭”,也是奉祀觀音的廟宇。至於公共墳場,巴達維亞的“唐人義塚”是1650年出現的,是東南亞最早的華僑義山之一。這些寺、廟、亭、宮、義山、義塚是後來許多按血緣、地緣建立起來的華僑社團的最初形式。

18世紀末,特別是進入19世紀以後,以血緣、地緣為基礎的僑團出現。

宗親會館,是血緣性組織,是一個姓氏或多個姓氏宗親成員組成的社團,一般稱為館、堂、總會、公所等。1819年新加坡成立的“曹家館”是最早成立的宗親會館,爾後成立了如“南洋唐氏總會”、“瓊僑邢氏總會”等一大批按僑居地(南洋)或按祖籍省城(瓊,即海南島)的同姓氏組成的僑團。也有幾個姓氏合組一個社團的,如雷、方、鄺合組“溯源堂”;三國時期,劉備、關羽、張飛“桃園三結義”,後來趙雲在古城入盟,四姓聯宗,在東南亞華僑中就有劉、關、張、趙四姓的“古城會館”。

同鄉會館,是基於共同地緣而建立的社團。這類社團相當復雜。雖然地緣相同,即同鄉,但這個“鄉”大小不一,同鄉同鎮自是同鄉無疑,但有的是同縣、同州、同府、同省,充其量只能算作“大同鄉”了。還有跨省、跨縣或一省一州一縣內的因同方言、同宗、同鄉的關係而分別組成社團的。廣東會館、福建會館、中山會館等社團從會名即可知它的地緣情況,可謂一目了然。岡州會館是廣東新會縣僑胞的社團,新加坡“義安公司”是廣東潮州籍華僑最早建立的同鄉社團,它們用的是古地名。新會古稱岡州,潮州古為義安郡,因而得名。同鄉社團往往和方言群結合,而且更注重方言的共同性。如1888年新加坡成立“豐永大公司”,它是由廣東豐順、大埔和福建永定三縣的華僑組成的,上述三縣在地理上並不同州府,但由於都是講客家方言的地區,屬同一個方言群,因此也結成了同鄉社團。

在東南亞,特別是在新加坡,存在著以宗親、同鄉或方言群體為中心的所謂“幫”。大幫是:廣東省的廣府幫、潮州幫、客家幫,海南省的海南幫,福建省的閩南幫、興化幫、福州幫以及三江幫。三江幫是以上海為中心的江蘇、浙江、江西三省籍人士組成。以幫劃線,形成不同的群體,及至後來成立綜合性的大社團時,理事名額也按幫分配。

同業公會,是業緣性組織。華僑,尤其是早期華僑的謀生手段包羅萬象,行業眾多,為了維護自身從事的各行業的利益,行業相同的人們組織了各種經濟性的同業公會。1868年新加坡的“北城行”是較早出現的一個同業公會,供奉北城侯魯班先師,是廣東籍的建築工人的行業組織。其他如米商公會、樹膠公會等等都是。

除上述血緣、地緣、業緣性的社團外,還有一些其他性質的社團,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慈善社團,如泰國曼谷的華僑報德善堂(1887年)、天華醫院(1905年)即是。它們施醫贈藥、濟貧恤孤、創辦學校,促進宗教和文化活動的開展,為僑居國的社會福利事業服務,信譽很好。(下續)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May 19, 2022 at 4:41pm

進入20世紀以後,東南亞僑團的發展也進入一個新的時期。僑團不僅數量增多、會員人數增加、社會影響和貢獻增大,並且逐漸超越了幫派的鴻溝,出現了超地域、超幫派、超行業的社團組織:總商會、總會等。

它們的出現表明華僑社會日益成熟、華僑的團結日益增強,僑團也已從分散、各自為政、為局部利益服務的小團體逐漸過渡到維護華僑社會的整體利益。

最早的中華總商會是1904年在馬來亞吉隆坡、雪蘭莪和菲律賓馬尼拉成立的,原名叫華人(或中華)商務局。在20世紀初各地紛紛成立的商會、總會中,最有影響的是1906年成立的新加坡中華總商會,該會是在清政府商務部勸導下成立的。

它維護華商的經濟權益,反對英國殖民政府的歧視政策,並且起著聯系華僑社會、清政府和英國殖民政府之間的橋梁作用。1921年,新加坡中華總商會與馬來亞各地的中華總商會一道成立了“馬華商聯會”就是一例。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中華總商會出面召集了有118個僑團參加的“僑民大會”,宣佈成立支援祖國抗戰的“籌賑會”。在新加坡籌賑會的影響和帶動下,東南亞各地紛紛成立類似的抗日救亡團體,並在此基礎上,於19381010日成立了以陳嘉庚為主席的“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南僑總會”)作為南洋華僑抗日救亡的最高領導機關,它為推動抗日救亡運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東南亞的綜合性僑團還有“巴城中華會館”(1900年,印尼)、“雪蘭莪中華大會堂”(1923年,馬來亞)等。

形式不同、性質各異的僑團,是隨著華僑社會的形成和發展而來的,它是華僑社會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一個普通的中國人,兩手空空,離鄉背井,移居到一個陌生的地方,碰到困難時,憑著同鄉關係,憑著共同的方言,“親不親,家鄉人”,家鄉組織雪里送炭,使他跨過了異鄉生活的第一道難關;當這個人融入僑居地社會後,他仍然可以從各類僑團得到這樣或那樣的支持和幫助。當然,這個人也會把給予自己支助的社團看成是“家”,會給予回報,並且通過這些社團聯系自己多災多難的祖國,履行一個僑民對祖國的義務。

僑團和自己所代表的群眾有著血肉依存的關係,因此充滿著活力。


第二節·僑校遍佈

尊師重教,是中國人的優良傳統。但早期的中國移民,經濟條件極差,文盲占大多數,加上單身漢多,因此教育下一代的問題就無從談起。隨著人口的增多,社會與經濟的發展,辦學校的問題就提到日程上來,於是興起了華僑教育事業。

大約在18世紀末,私塾在華僑社會里出現了。1775年在巴達維亞(今雅加達)辦的“明誠書院”和“南江書院”,是東南亞最早的私塾和義學,有人認為它們是東南亞華僑學校的開山鼻祖。到了19世紀初,最有名的私塾是1854年在新加坡開辦的“萃英書院”。實際上,這類“書院”規模均很小,聘一兩位老學究教幾個孩子念念《四書》、《五經》而已,算不上是嚴格意義上的學校。

到了19世紀末,新式華僑學校才開始出現,20世紀上半期達到興盛。

開東南亞新式僑校先河的是菲律賓,1899年,“小呂宋華僑中西學校”成立。但東南亞華僑教育事業發展最好的不在菲律賓,而是在新馬和印尼。1901年,在印尼,新成立不久的巴城中華會館創建“巴城中華會館學校”,這是一間正規的僑校,以普通話教學。緊隨其後,印尼的其他地方也紛紛建立中華學校,到1911年已達130所。1911年印尼成立了華僑教育的統一領導機構——荷印華僑學務總會。到1940年,全印尼的華僑學校約有650所,遍佈城鄉,不僅有小學,也成立了如巴城中華中學這樣的著名中學,在校中小學生多達七萬多人。在新馬,1904年檳榔嶼中華學校成立,它標誌著馬來亞新式教育的開始。辛亥革命前後,由幼兒園、中小學、女校、師範組成的相對獨立的完整的基礎教育體系,在新馬地區基本形成。1919年,在陳嘉庚的首創下,新加坡南洋華僑中學建立,這是東南亞華僑創辦的第一所完全中學。隨後尊孔中學(吉隆坡)、鐘靈中學(檳榔嶼)、中正中學(新加坡)等中學紛紛成立,這些學校規模較大,設備較為完善。到1941年,新馬地區共有僑校1300餘所,學生約10萬人,是東南亞華僑教育最發達的地區。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東南亞各地相繼淪為日本殖民地,華僑教育受到嚴重摧殘。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華僑學校在戰爭的廢墟上恢復和發展。

在新馬,1946年成立了馬來亞華僑復校委員會,設立新加坡、吉隆坡、檳榔嶼三個分會,統籌全馬來亞的華僑學校事務。老校紛紛復辦,新校相繼建立。英國殖民政府對戰後蓬勃發展的華僑教育事業采取控制、扼殺的政策,甚至出動武裝軍警迫害華校師生。在惡劣的政治環境中,新馬的華僑教育還是有了可喜的發展,1949年華僑學校有1680所,比1938年增加了900餘所。1956年,新加坡還成立了一所正規中文綜合大學——南洋大學。在印尼,以雅加達為例,僑校也在迅速恢復和發展。老校如中華中學修建了規模很大的新校舍,新校也開辦了一些,最著名的是1945年成立的巴城中學,它後來發展成為東南亞最有影響的華僑學校之一。1948年印尼華校總數是621所,學生有14萬餘人,比1941年的學校總數增長24%,學生人數增加一倍以上。在菲律賓,由於舊校復辦和新校開辦,戰後僑校曾達150所之多。1948年泰國注冊立案的僑校有426所,學生六萬餘人,是泰國華僑教育史上,學校數量最多的年份。到1954年,海外華僑學校總數為4376所(包括港澳地區),絕大部分集中在東南亞。從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出現的新式華僑教育經過半個世紀的發展,已經達到了相當的規模。僑校向華僑青少年灌輸中華民族意識,傳播中華傳統文化,普及文化科學知識,加強華僑與祖國和華僑自身的團結,其作用是積極的。(下續)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May 15, 2022 at 5:52pm

第三節僑報僑刊

在中國本土以外,由華僑創辦的中文報刊是19世紀80年代出現的。在此以前,東南亞出版過幾份由外國傳教士辦的報刊,1807年在馬六甲出版的《察世俗每月統記傳》,是最早出版的一份。這份月刊前後出版了六年,雖然也登載一些新聞及天文、地理等知識性的文章,但主要是有關宗教方面的內容,因為傳教士辦報的宗旨是傳播基督教教義。類似的報刊有《特選撮要每日記傳》(1923年巴達維亞創刊)。東南亞第一份由華僑創辦的中文報刊是《叻報》。

1881年《叻報》在新加坡出版。創辦人是薛有禮,他是第五代的華僑;主筆是聘自香港的葉季允,這位多才多藝、詩文俱佳的撰稿人,任職《叻報》前後達41年之久。19世紀末在東南亞還陸續出版了《星報》、《天南日報》、《日新報》(新加坡)、《華洋新報》、《嶼報》(檳榔嶼)、《華報》(菲律賓)等七家報紙。由於人力、財力等原因,這些報紙大多曇花一現,只能維持短暫的幾年甚至幾個月。只有《叻報》是個例外,它堅持出版了51年,直到1931年受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才停刊。《叻報》是當時東南亞最有影響的中文報刊。

20世紀初辛亥革命前後,東南亞出版了很多報刊,它們的政治傾向鮮明,圍繞孫中山先生為首的革命派和康有為為首的保皇派之間的矛盾,形成不同的派別。


1904年由陳楚楠、張永福集資創辦的《圖南日報》是一份公開宣傳革命的報紙。它在清王朝和各種保守勢力的激烈攻擊下,辦得很有特色,從創刊時的每日30多份逐漸銷到2000多份,影響日益擴大。但由於財政上的困難,只堅持了兩年時間就停刊。新加坡在1905年出版的《南洋總匯報》和1907年出版的《中興日報》,前者守舊保皇,後者宣傳革命,針鋒相對。1910年檳榔嶼出版了《光華日報》,它後來逐漸取代了《中興日報》,成為新馬地區革命派最主要的宣傳陣地。這一時期在印尼出版了《泗檳日報》、《華鐸報》、菲律賓有《警鐸新報》、緬甸有《光華日報》、泰國有《漢京日報》。

辛亥革命以後的30年,隨著清王朝被推翻,東南亞各國經濟社會的發展以及華僑自身經濟力量的增強,教育文化水平的提高,中文報業蓬勃發展。

在新加坡,除原有的《叻報》外,這時期創辦了七份報,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南洋商報》和《星洲日報》。《南洋商報》1923年由陳嘉庚創辦經營,從國內聘請文化水平較高的知識分子編報,內容豐富多采,是當時東南亞最有影響的報紙之一。《星洲日報》創刊於1929年,是繼《南洋商報》之後的另一家影響較大的報紙,這家報紙的創辦人胡文虎還辦了《星中日報》、《星檳日報》等一系列“星”系報紙。這一時期在馬來亞,先後出現了30份報紙,其中只有《馬華日報》、《光華日報》、《現代日報》等六家堅持到1942年初日軍占領前夕。


在印尼,最有影響的是《天聲日報》和《新報》。前者是印尼中國國民黨支部的機關報,1921年創刊;後者由華僑創辦,先出印尼文版,中文版到1921年才正式印行。《新報》在傑出的新聞工作者洪淵源的領導下,從中國聘請知識分子來主持筆政和管理,辦得有聲有色,是印尼所有中文報紙中銷路最廣、影響最大的報紙。菲律賓的《公理報》、《華僑商報》、《新閩日報》和泰國的《國民日報》、《華僑日報》、《華暹日報》、緬甸的《覺民日報》等算是各自地區影響較大的報紙。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東南亞為日本侵略者占領,僑報絕大部分停刊。戰後,東南亞報業一度呈現相當繁榮的局面。在新馬地區,《南洋商報》、《星洲日報》、《光華日報》等老報復刊,還出版了一些新報刊。在新問世的報刊中影響最大的是1946年11月創辦的《南僑日報》。陳嘉庚是該報創辦人,胡愈之、夏衍、洪絲絲等擔任過社長、主筆、社務委員會主任等職。在這個強大陣容的主持下,《南僑日報》堅持民主、反對獨裁,而且新聞性強,社論、時評、專稿水平均很高。它的姐妹刊《風下》(胡愈之主編)和《新婦女》(沈茲九主編)也辦得很出色。在雅加達,1945年由王紀元等人創辦的《生活報》,是新辦的報刊中辦得最好的,它和《新報》是印尼最有影響的兩家堅持民主、反對獨裁、擁護新中國的報紙。1946年12月創辦的《人民報》(開始為旬刊),是仰光的第一大中文報。 

從1881年《叻報》出版起,東南亞華僑報業在困難的環境中,歷盡艱辛才得以存在和發展起來。作為華僑社會的三大支柱之一,它對華僑社會的團結、進步,對提高華僑的文化素養,對激發華僑的愛國之情和國際主義思想,都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別是從輿論上支持辛亥革命、抗日戰爭和人民解放戰爭,其貢獻是不可磨滅的。


第二十章南洋華僑在反法西斯戰爭中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戰火蔓延到中國關內,中國人民開始了神聖的抗日戰爭。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打響,日本侵略者的魔掌伸向亞洲太平洋地區,僑居在南洋地區的華僑和當地人民,都遭受到日本侵略者鐵蹄的蹂躪。

南洋華僑在反法西斯侵略戰爭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勛。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May 4, 2022 at 4:33pm

第一節“南僑總會”

抗戰爆發,南洋各地華僑紛紛建立抗日救亡團體,籌款賑濟祖國傷兵難民。“新加坡、馬來亞籌賑會”、“緬甸華僑救災總會”、“菲律賓華僑援助抗敵委員會”、“印尼華僑救濟祖國災民慈善委員會”、“暹羅(泰國)華僑各界抗日救國聯合會”等救亡團體相繼成立。為了將南洋各地的人力物力集中統一起來支持祖國的抗戰,1938年夏,印尼華僑領袖莊西言和菲律賓華僑領袖李清泉,聯名寫信給陳嘉庚,建議成立南洋華僑抗日救亡的最高組織。陳嘉庚完全贊同莊、李二人的主張,並積極主動地領導了籌組工作。

19381010日,來自南洋各地的40多個愛國團體的代表共160多人,齊集新加坡華僑中學,宣佈成立“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簡稱“南僑總會”),陳嘉庚被選為主席。由於當地政府的限制,不允許華僑公開用“抗戰”的名義捐款,只好以“籌賑”為名,募集錢物支援祖國抗戰。南僑總會號召南洋華僑:“各盡所能,各竭所有,自策自鞭,自勵自勉,踴躍慷慨,貢獻於國家!”南僑總會的誕生,是南洋華僑歷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標誌著在抗日旗幟下的愛國華僑大團結局面已經形成。在南僑總會的領導下,南洋抗日救亡團體如雨後春筍般地發展,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這類團體已增至700多個。他們開展了多種多樣的抗日救亡活動,而以募捐的成績最為突出。僅1938年和1939年兩年,南僑總會的各地分會共募得一億四千多萬元,占同期海外華僑捐款總數的70%,匯回祖國及時支援了抗戰的需要。
 

當時的口號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陳嘉庚從“新加坡籌賑會”成立之日起,即帶頭每月認捐2000元,直到抗戰勝利為止,同時,帶頭購買救國公債10萬元。李清泉購買救國公債40萬元,他病重彌留之際,囑咐家屬將遺產的一部分共10萬美元贈給中國政府,作為撫養難童之用。出錢出力的不僅有富裕的華僑領袖,而且遍及各個階層,包括店員、工人、教師,他們節衣縮食捐獻,湧現了一些十分動人的事例。印尼坤甸市華僑馬細旦是一個殘疾人,以手代步,靠行乞度日。抗戰爆發後,基於民族感和愛國心,他在市中心區,“乞錢為祖國難民請命”,在兩天的時間里,籌得荷幣40盾,如數捐助祖國抗戰。馬來亞山打根華僑鄭潮炯,以小販為業,曾七次沿門義賣瓜子籌款。1940年初,得知自己的父親在家鄉被日機炸死,他悲憤交加,把親生的小兒子賣了80元作為捐款交出。他接著放棄小販生涯,奔走各地,共募集了2800多元抗日捐款。印尼巴達維亞(今雅加達)華僑劉長英的兒子在空戰中為國獻身。祖國政府向他頒發撫恤金一萬元。劉長英將它全部捐贈祖國,作抗戰軍費。 

南洋華僑不僅捐款,也積極捐贈抗戰所需衣物。南僑總會捐獻各種汽車200輛,菲律賓華僑在世界各地獻機救國運動中,集資捐贈飛機15架,命名為“菲律賓華僑飛機隊”。

陳嘉庚領導下的南僑總會在支援祖國抗戰中的功績,人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第二節回國參戰

南洋華僑不僅從財物上支持祖國抗戰,而且還有許多熱血華僑青年,拋棄了海外較為優裕的生活條件,回到戰火中的祖國,在抗日戰場上英勇抗擊日本侵略者。

1938年,“菲律賓華僑抗日義勇隊”組成回國。義勇隊的成員是通過公開征集,審查合格後才吸收進來的,人數共六七十人,負責人是年僅24歲的沈爾七。經過短期培訓,義勇隊首批共28人於19381月由馬尼拉啟程回國。這支小小的隊伍,沖破種種阻撓,歷盡艱辛,在福建西部參加了新四軍二支隊,改名為“菲律賓華僑回國隨軍服務團”,服務團在團長沈爾七領導下,配合新四軍,開展抗日的宣傳工作。沈爾七曾兩次奉派回到菲律賓,繼續組織僑胞的人力物力支援祖國抗戰。1941年,沈爾七第三次回國後,不幸在廣東東江地區的抗日遊擊戰爭中犧牲,年僅28歲。(下續)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February 8, 2022 at 12:25pm

印度尼西亞華僑為抗戰前線派出了醫療隊。組織人是著名醫生柯全壽。醫療隊的醫生、護士和司機都是自願報名,並經嚴格挑選和訓練後才登程的。醫療隊在前線艱苦的條件下救死扶傷,為抗戰作出了貢獻。還有許多印尼華僑青年沖破重重困難,參加抗日隊伍,英勇戰鬥,甚至獻出了年輕的生命,女英雄李林是其中最傑出的一位。李林(公元1916—1940年)是印尼華僑,14歲時回國,先後在廈門、杭州、上海念書,開始參加抗日救國運動。

1936年到北平民國大學學習。1937年被派到山西、綏遠一帶進行武裝鬥爭。擔任過平魯抗日遊擊隊第八支隊政治部主任、120師獨立第六支隊騎兵營教導員等職務。她經常手持雙槍,率領騎兵奇襲敵軍,戰果赫赫,有“雙槍女英雄”的美譽,日本侵略軍懸賞重金緝捕她。1940426日,李林在戰鬥中壯烈犧牲,年僅24歲。這位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永遠活在人們心中。


南洋華僑回國參戰,突出的事例,還有滇緬公路上的3000多名“南僑機工”


“南僑機工”的全稱是“南洋華僑機工回國服務團”,這是抗日戰爭時期從南洋等地回國支援抗戰的華僑汽車司機和修理技工的統稱。抗戰爆發,東南半壁河山淪陷,沿海的口岸、對外交通要道被占領或封鎖了,國際軍援物資運入困難。1939年年初通車的滇緬公路,成為抗戰時期中國大後方的唯一國際通道。設在昆明的西南運輸總處主任致電南僑總會主席陳嘉庚,希望他出面代為招募一批華僑機工回國,以解決滇緬公路上汽車機工缺乏的問題。

南僑總會立即在193927日發表通告,號召機工回國服務,並定出了條件。廣大南洋華僑熱烈響應號召,報名十分踴躍,出現了許多動人的事例。機械工程師王文松,在新加坡每月有相當於國幣700元的收入,而到滇緬公路當機工,月薪僅國幣30元,但他自甘犧牲,不僅自己去,還招了10多個同伴,帶了全副機修器械回國。李月美,女扮男裝與弟弟一起回國參戰。一次翻車受重傷,在醫院搶救時方發現她是女性,曾被報紙譽為“當代花木蘭”。類似的事例還有不少,它們生動地反映了南洋華僑青年的愛國情操和對民族解放事業的執著追求。

 

1939年短短的半年內,來自新馬、印尼、泰國等地的機工共3200餘人,分別從新加坡和檳榔嶼出發,踏上了回國參加戰鬥的路程。

滇緬公路從雲南昆明到緬甸臘戍,全長1200公里,是抗戰時期中國與東南亞聯系的紐帶。這條新修成的公路,要翻越高黎貢山和大王山兩座高山,渡過怒江、瀾滄江、漾濞〔yangbi樣必〕江三條大河,出沒深山老林,“煙瘴之地”,全程要行駛七八天,十分艱險。


南僑機工回國後,在昆明經過短期集訓,就奔赴滇緬公路沿線,投入緊張的軍事運輸。滇緬公路不僅路情複雜,氣候多變,懸崖陡坡,泥濘塌方,險情屢屢,而且瘧蚊猖獗,許多人死於惡性瘧疾。日軍為封鎖滇緬公路,還派飛機狂轟濫炸,機工的安全時刻處在嚴重的威脅之中。1940年,統治緬甸的英國政府在日本的誘逼下宣佈封閉滇緬公路三個多月(7月至10月)

南僑機工組織了一次突擊“大搶運”,趕在封閉前將大批軍用物資運入中國境內。公路重開後,日軍飛機重點轟炸橋梁,企圖切斷交通線的咽喉。1941123日,地理位置重要的功果橋在九架敵機的輪番濫炸下,有一半橋面墜入瀾滄江中,敵人以為公路中斷了。然而,南僑機工卻用144個汽油桶紮成大浮筏,冒險搶行,及時將物資運達彼岸。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緬甸淪陷,滇緬公路運輸被迫在次年5月中斷。


在三年多(1939—1942年)時間里,3000多名來自南洋的中華兒女,出生入死,日夜奮戰,保證了一條具有戰略意義的交通動脈的暢通,光是軍火就搶運了45萬噸之多,有力地支持了抗戰。

機工為抗戰的勝利作出了巨大的犧牲,有1000多人獻出了寶貴的生命。海內外的炎黃子孫永遠不會忘記他們在歷史上的豐功偉績。在馬來西亞的檳榔嶼和雪蘭莪都樹立了殉難機工的紀念碑。在中國滇緬公路的起點——昆明樹立起一座“南洋華僑機工抗日紀念碑”,碑文肯定了南僑機工的不朽功勛:“他們以自己的生命、鮮血和汗水,在華僑愛國史上譜寫出可歌可泣的壯麗篇章,也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史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史上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 (下續)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February 7, 2022 at 10:35am

第三節“三年零八個月”

1941年底,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太平洋戰爭,在不到半年時間里,亞洲太平洋地區的大片土地淪為日本的占領區。“三年零八個月”(指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至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對生活在南洋地區的1000萬華僑來說是苦難、悲慘的歲月。華僑遭到殘酷的屠殺、掠奪。以新加坡為例。1942215日,新加坡淪陷,日本占領軍當局下令集中全島華僑,進行所謂“大檢證”(大檢舉),前後進行了將近一個月,至少有七萬名華僑被檢舉,約有25000人慘遭殺害。“新加坡大檢證”是和“南京大屠殺”齊名的慘絕人寰的大屠殺。其他如在菲律賓、馬來亞,類似這類“檢證”的慘案也發生過。日本侵略者犯下的滔天罪行,無論如何也是洗刷不盡的。日本侵略者還在經濟上進行掠奪,如強迫新加坡和馬來亞華僑繳納5000萬元巨款作為“奉納金”。東南亞其他國家的華僑也有被勒索大量“獻金”的事件,再加上經濟上實行壟斷政策,華僑經濟幾乎崩潰,生活處於絕境。

“三年零八個月”既是苦難的歲月,又是南洋華僑參加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的光輝歲月。

 

戰鬥的第一幕是壯烈的新加坡保衛戰。1941128日,日軍在新加坡登陸,英軍節節敗退,在英國海峽殖民地總督的要求下,當年年底成立了以陳嘉庚為主席的“星洲華僑抗敵動員總會”,參加者包括華僑各界人士。“總會”下設若干個部,其中民眾武裝部組建了一支近3000人的華僑義勇軍,領導人是林江石。稍經訓練的義勇軍隊員,手持英國殖民當局發下的舊槍,就開赴保衛新加坡的前線。他們英勇作戰,在海岸阻擊登陸的日軍,給來犯之敵很大的打擊。直至1942213日,英國當局決定放棄新加坡,華僑義勇軍才宣佈解散。新加坡保衛戰的時間雖然短暫,但華僑義勇軍在反法西斯戰爭中所表現出來的戰鬥精神是十分感人的。

在日軍占領東南亞時期,各地華僑還建立了抗日組織,如菲律賓的“華僑抗日反奸大同盟”,印尼棉蘭的“華僑抗日協會”,蘇門答臘的“蘇島反法西斯同盟”,爪哇的“抗日民族解放大同盟”,西加里曼丹的“西婆羅洲反日同盟會”,越南的“越南華僑救亡會”,緬甸的“緬甸華僑戰時工作隊”等,這些組織冒著極大的危險,開展地下抗日活動,出版秘密報刊,支持僑居國人民的抗日鬥爭,為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立下了功勛。


建立抗日武裝,堅持對占領軍開展遊擊戰爭,也是華僑反法西斯鬥爭的重要組成部分。有兩支武裝力量是較為突出的,一支是“馬來亞人民抗日軍”,另一支是“菲律賓華僑抗日遊擊支隊”(簡稱“華支”)。

馬來亞人民抗日軍的骨幹力量和基本成員都是華僑,開始時只有160餘人,在三年半的戰鬥中,隊伍越來越壯大,後來發展成為一支有八個獨立隊的7000人的隊伍。這支隊伍在馬來亞運用靈活的遊擊戰術,誘敵深入,曾和日軍作戰340多次,粉碎了敵人10多次的大規模圍剿,擊斃、擊傷敵軍5000多人,也有1000多名戰士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菲律賓華僑抗日遊擊支隊,也叫48支隊,19425月成立。這是一支組織嚴密、紀律嚴明的隊伍。它在戰鬥中不斷壯大起來,從開始時的50餘人發展到700多人,共分為六個大隊,經歷了260多次戰鬥,殲敵2000多人,戰績赫赫,揚威呂宋。菲律賓建了一座“菲律賓華僑抗日烈士紀念碑”,紀念戰士們的不朽功績。


此外,潛入馬來亞敵後活動的東南亞盟軍136部隊中也有不少華僑,他們曾和馬來亞人民抗日軍合作。該部隊馬來亞區華人區長林謀盛,新加坡淪陷前夕曾擔任“星洲華僑抗敵動員總會”的勞工服務部主任。194311月潛回馬來亞,聯絡馬來亞人民抗日軍共同行動,準備配合盟軍反攻,次年4月不幸被捕,在獄中威武不屈,犧牲時年僅35歲。

經過艱苦卓絕的戰鬥,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戰爭贏得了勝利。南洋華僑飽經苦難,和各國人民一道迎來了大地重光。他們和當地人民一道在反法西斯戰爭中並肩戰鬥,在戰爭浩劫的廢墟上重建家園,華僑和當地人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戰爭使他們認識到,自己的安危興衰應該和長期居住的南洋融為一體,應該為它的繁榮、穩定、發展傾注更多的心血,並在整個南洋的發展中去求得自身的存在與發展。(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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