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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史識 庫 on July 24, 2024 at 6:02pm

這樣的中國一旦崛起，產生的效果是: 它會給固有文化的表現形態帶來多樣化，為自認屬於中國文明范圍的成員感到自信與自豪，也因而對外來文明的輸入與采納有更大的寬容度。②「文明」之間的競爭主要是在於器物方面，而不在精神方面，因為各種文明彼此深知，消滅其他文明是不可能的。以保護固有文化之名而行動的政權或人物，不論其潰散還是取得成功，都不能決定文明之間的存亡。簡言之，文明之間的差異與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最大的分野在於，文明成敗的核心不是物質力量。因此，當以文明之名擴張的政權或團體看似取得勝利時，這些勝利只是政權的勝利，不屬於文明的勝利，因而是短暫的。對於采取這種文明視角的當事人而言，在歷史長河中，這樣的勝利似乎改變不了文明之間的不可轉換性。因此，在文明的視野之下，文明彼此的差異如此巨大，中國文明作為一個崛起者，它沒有構成對他人任何有效的威脅，也沒有提供他人深入參與的機會。

① 參閱 Samuel P1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rking， of World Order，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Press， 1996; J. Ramesh， Making Sense of CHINDIA: Reflections on China and India， New Delhi: India Research Press， 2005; [日 ]濱下武志著 ，朱蔭貴、歐陽菲譯:《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9年版。

②  Tan Chung and Ravni Thakur， Across the Himalayan Gap: An Indian Quest for Understanding China，  New Delhi: Indira Gandhi National Centre for the Arts， 1998.

4. 亞洲主義。第四個觀察中國崛起的視野是亞洲主義，這與前述從國際體系的角度看中國迥然不同。在國際體系理論之下的「中國」，除了與其他國家身份同質，同樣重要的是它們彼此之間沒有共同的群體歸屬。在亞洲主義視角之下，「中國」不再被視為是民族國家，而是一個可以重組的漫長、多重社會過程。這個社會過程可以是民族的，因此「中國」被視為是多民族的綜合體，而且因為與各個亞洲民族甚或亞洲以外民族的不斷互動，形成不斷跨越中國傳統疆界的社會過程。「中國」又可在各個經濟地理資源的分布中，被消解或重組成非關主權與國界的區塊。「中國」更是在全球化流通中可以不斷加入或退出的臨時身份。①

與中國共屬於亞洲相對應的是，亞洲其他國家與歐洲 (或西方)存在明白的地緣區隔，這種區隔讓融入亞洲的中國與「非中國」、中國與非亞洲之間形成具有各自群體歸屬的主體。一方面，中國與亞洲之間的差異日益模糊化，亞洲成為它們互動的場域，或進行不斷更新的過程; 另一方面，亞洲與非亞洲之間的差異成為不能跨越的界線，中國與亞洲是相互構成的，亞洲更可以不斷吸納歐洲，其結果是，亞洲與非亞洲之間的差異在於可共存或不可共存，因此具有了本質性。②

至今，采取亞洲主義主張者在地域上都出自亞洲范疇之內。在這一視野下，「中國」與所有其他亞洲民族身份一樣，變成某個因為不斷混雜、重編而失去本質的實踐過程。當以中國之名的主張獲得大量資源挹注而形成崛起之勢時，亞洲便同時得到更多的刺激而加速流通，其中因為多元並存，與以改造亞洲為目的的歐洲或西方之間便形成差異，甚至具有了吸納並超越歐洲或西方的大好機會。
二　思考中國崛起的實踐

(一 )實踐中的變異

在實踐的過程中，當代中國所熟悉的是天下與民族國家兩種視野都分別受群體歸屬與自我中心的兩種群己情感所影響(參見表 2)。一方面，居於天下中心的霸主可能因自我中心而橫征暴斂，以天下共主自居; 居於邊陲的小國也會恃寵而驕，桀驁難馴; 中心與邊陲訴諸暴力皆無顧忌，上下交征，儼然霸權地位的爭奪。相反，居於天下中心所強加的，國家主權充其量只能成為一種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目標。

① 陳光興:《「亞洲」做為方法》，載《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005年第 57期;石之瑜:《近代日本思想與中國》，台北:鼎文書局 2008年版; [日 ]溝口雄三、濱下武志、平石直昭和宮博史編: から考える，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 1994年版。

 ② 參見俞新天:《東亞認同的發展與培育》，載《當代亞太》，2007年第 4期，第 3- 10頁;何雪梅:《認同缺乏與亞洲意識的形成》，載《湘潮》，2008年第 9期，湖南社會學網，http: //www. hnshx. com/Article_Show. asp? Arti2 cleID =3966。

實際上，中國在過去一再受到不平等條約與列強劃分勢力范圍的侵犯。在由外而內所強加的西方國家主義中，接受方無論如何都想讓國際體系接受自己，乃是一種屬於群的情感，因此仍努力臨摹西方主權者的一言一行，於是主權也具有一種角色扮演的性質，而不是歐美主權那樣以國家利益為導向。倘若有朝一日真的取得平等的主權身份，因為不再擔心國家遭到入侵，從而化解了不被承認的焦慮，所以這時主權思想便可能失去吸引力，不能提供國家行為的動機，回歸天下觀便成為可能。但假若以自我中心的情感在主導國際政治實踐，中國便成功轉型成以維護國家利益為內核的民族國家。（下續）

Comment by 史識 庫 on July 23, 2024 at 4:16pm

(二 )四種既存的實踐

1.滿足自我中心的國家權力實踐。從清末以來，中國的領導者在戰敗中認知到了喪權辱國的意義。「九一八事件」曾促使當時的中國政府以主權之名向國際聯盟求援。時至 1945年，中國成為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1949年以後，中國逐漸進入國際政治叱咤風雲的世界舞台，成為權力均衡理論分析的對象。

到了 20世紀 80年代，進入美國政治學界的諸多華人學者從論述上將國家中心主義的思想傳回祖國，爾後形成多極化、一超多強以及和平崛起等敘事，其間推論或彼此相容，或彼此不同，國家新思維則已不限於現實主義者。① 一旦擺脫了帝國主義百年侵略的歷史記憶以及冷戰以降帝國主義謀我日亟的圍城氛圍，國家中心主義下的國際政治理論，提供了以國家利益與權力競逐為內涵的政策理由。於是，國家利益遂能在相當程度上主導外交思維，猶如從意識形態禁忌中解放出來，一切以權力平衡為考慮，無可無不可，在國際上爭取盟邦，抗拒敵對陣營，捍衛價值，富國富民。

① 王逸舟:《全球政治與中國外交》，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2003年版;任曉、沈丁立:《自由主義與美國外交政策》，上海:三聯出版社 2005年版;金燦榮:《多邊主義與東亞合作》，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 2006年版。

表面上，國家中心主義的最高理想是擺脫道德與感情。然而其所可滿足的包括了最深層的自我中心的需要。中國崛起的印象之所以令人悸動，恰恰是因為它提供了富甲天下、睥睨世界、推翻霸權、懲罰叛逆、報復美帝的想象。如此之中國，沒有必要聽命於西方列強的規范，不跟隨歐美步調。① 權力與利益成為最高的目標與最大的誘惑，是超越所有禁忌的誘因。過去的中國外交以身為第三世界為主要的定位，然而在中國崛起的論述中，中國外交則是以大國自居，發展大國外交，② 在行事作為方面有時會提出與美國分庭抗禮的主張。

2. 滿足自我中心的霸道實踐。在清末以前，這種不受節制的想象有古典理論作為其基礎，此之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從而容許天子無所不在的介入。朝廷在實踐上是天高皇帝遠，王官不問，草民不聞。這樣近乎虛構的天下觀經不起些微的挑戰，以免因為天子被侮蔑不再受到尊重，揭穿了天朝並非蠻陌之邦行矣，故而可能導致天下大亂。所以法家永遠是王道儒家秩序的維系所在，孟子指責的「霸道」往往是王道的潛在內涵，「家天下」則為「公天下」的潛台詞。

正由於對這種些微的挑戰難以處理，以至於天下體制原本應該充滿了履行各種尊卑秩序的焦慮，愈近天朝，禮儀愈細膩繁瑣。21世紀重現的「天下」觀卻立刻引發國外中國研究者的焦慮，正是他們在天下秩序的字裡行間讀到宰制的欲望，似乎延續了某種對四夷邊陲的漠視。③此何以倘若天朝擁有懲罰的實力，必不吝惜使用。透過征服，天朝享受自己的德威，在擒縱之間，表演德被天下的自我期許。要言之，在天下體制的維系中，其實交織著征服四夷的欲望與服膺禮儀的焦慮。新近流行對中國崛起描述為脆弱的超強，④依稀掌握到其間蘊藏了矛盾的情感。

然而，中國崛起的論述一旦反映了自我中心的欲望，中國知識界便可能回到天下觀的主張。這種主張雖具備固有的文化基礎，但是對於借機挑戰天下觀的邊陲力量，它不能不仰賴政權展現征服的實力，尤其是要有排除異邦惡意介入的決心，以振興「霸主」的尊嚴。這樣的統治延續了「霸主」的尊嚴，並認為中國在各種國際事務上皆應有看法、有參與、有作為，對於不合作的對象應予懲處，恩威並濟，剿撫兼施。則中國的崛起接受無遠弗界的推崇與膜拜，進而構成難以抗拒的誘惑。

① 王義桅:《打破美國霸權的神話成為可能》，載《環球時報》，2006年 9月 4日，http: //talk. 163. com/06/ 0904/11 /2Q62CUK700301IJT. html。

② 相關討論參閱張登及:《建構中國: 不確定世界中的大國地位與大國外交》，台北:揚智出版社 2003年版; 張登及:《中國大國外交的類型學分析》，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4年第 8期，第 76- 80頁。

③  William A. Callahan，「Chinese Visions of World Order: Post- hegemonic or a New Hegemony?」pp. 749-761.

④  Susan Shirk， 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How Chinas Internal Politics Could Derail Its Peaceful Ris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79- 104.

3. 滿足群體歸屬的主權實踐。雖然國家中心主義可以創造令人悸動的無邊的權力想象，但是現代「國家」並非中國固有文化的理念，加入現代國際政治更必須在歐美所謂先進國家的虎視眈眈下接受檢視。1971年，新中國重返聯合國，似乎並沒有享受到主權身份所隱含的某些相關權利。相反的，主權成為一種角色，猶如取代了王道成為天下的新范式。筆者認為，當時的中國可被置於世界體系的邊陲，需不斷學習方能成為現代國家，主權成為當時中國所努力臨摹嘗試的任務。到底應該用什麼標准來看待身為主權國家的中國自己，這引發了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兩派的辯論，① 也反映出由於主權身份而觸發的焦慮。

Comment by 史識 庫 on July 21, 2024 at 9:45pm

西方主權制度本身認可了國家政府作為自身的最高統治機構之地位，但同時要求國家政府尊重其他國家的主權。這就約束了主權的暴力只能在邊境之內行使，沒有其他國家能對此輕易干涉，或即使干涉也不容易得逞，所以不必太在乎。同時主權並不能成為擴張征服的正當理由。

相反，捍衛主權不受侵犯經常引發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它不斷敏感地探測中國的主權是否受到侵犯，即使在中國崛起的論述之下，② 關於台灣問題或西藏問題總是能立刻引起強烈的質疑，誘使別有用心的勢力伺機介入，並導致中國國內發生辯論，即主權如何可以不受到外國輕視。

因此，將主權身份認真執行的唯一動機，是要剝奪帝國主義在中國為所欲為的特權，而不是像西方在 17世紀用主權保障財產權或宗教靈魂。由於擁護主權的動機與西方不同，長此以降，這也招致美國老牌「中國通」的諷刺，直指中國為「冒充成」主權國家的文明。由於中國捍衛主權主要出於一種消極的動機—抗拒西方侵犯，中國一旦崛起，這一消極的身份論述恐不足以創造激情。

4. 滿足群體歸屬的中心或邊陲。在《辛丑條約》之後，中國知識界承認中國是落後國家。筆者認為，雖然他們致力於建立中國的主權國家形象，但他們是抱持著學習的心態，「臨摹」西方主權國家的范式 (包括宣傳公民教育，建立財政機制，甚至借鑑憲政主義和在村級單位實踐選舉制度) ，但到今天為止，沒有任何類似西方的政治文化在華人世界建立，即使中國香港與台灣地區等受到英國或日本殖民影響的地方也不例外。

① 參見閻學通:《對中國安全戰略環境的分析與思考》，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0年第 2期，第 13- 19頁; 張睿壯:《中國應選擇什麼樣的外交哲學?》，載《戰略與管理》，1999年第 2期，第 54- 67頁; 李朝暉:《認識中國的尺度》，載《戰略與管理》，2000年第 2期，第 77- 91頁; 喻希來:《新興世界大國的成長之旅:光榮與夢想》，載《戰略與管理》，1999年第 6期，第 1- 17頁。

6  Chih- yu Shih， Navigating Sovereignty: World Politics Lost in China，London: Palgrave， 2003.

從西方自由主義標准來看，均難稱同類。① 不過，它們之間經常比賽衡量誰更接近西方，所以台灣地區的學者以自己有「普選」而自豪，香港地區的學者則以國際金融中心為榮而傲視內地。

相對於此，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猶如是中國進入大國的一次測驗，即測試中國能不能從世界政治的「邊陲」晉升成為西方列強所認可的現代文化，或在西方發展的體育活動中擊敗西方體育大國。換言之，中國不願意居於天下觀的邊陲，競相努力，爭取西方國家的認可，以躋身先進國家之林。

在國際競爭的比賽中，中國有不斷被西方檢視的感覺，使得西方國家對中國崛起的過程充滿焦慮，也不斷以「中國威脅」來理解中國並試圖阻撓之。愈阻撓就愈增加被凝視的焦慮與壓抑，雙方也就愈增加臨摹的挫折與自我宣傳的傾向。同時，焦慮中崛起的感覺讓人對邊陲地區是否「向心」極度敏感，成為別有用心人士得以借用西藏問題或台灣問題挑釁中國的基礎，因而有時加深了自居中原者的強勢反擊欲望(如西藏問題)，或有時轉而寬大因應難以羈靡的對象(如台灣問題)。

三　選擇中國崛起的路徑

(一 ) 戰略敘事的選擇

在當代中國國家戰略思維中，天下主義的論述後發先至，異軍突起，以和諧世界的倡議重新躍上世界舞台。不過這樣的提法除了可以通過中國固有文化的詮釋產生意義之外，又因為它進入了西方知識界所不熟悉的領域，故不得不借助社會科學的語言加以翻譯其意義，也就延伸出在固有文化詮釋中所沒有的意義，進而可能制約提出和諧世界論述的初衷。關於中國對「非中國」的戰略選擇與行為可見表 3:

中心與邊陲這兩種角色均要求抑制自我中心的國家主義，若是中國已然自感崛起，在其自信之下，可以更大程度地容忍挑釁; 若是中國認為只是自覺崛起但未完成， 則會致力於振興改革，繼續向西方「取經」。

不過，為了向西方說明和諧世界的觀念， 避免「中國威脅」所導致的圍堵，它便又試圖借用西方社會科學敘事來解釋什麼是和諧世界。比如借用軟實力或社會資本①來說明中國文化魅力的上升，一旦軟實力獲得提升，進而表示軍事已經不再是中國思考國家利益時的主要內涵，是否如此有關「中國威脅」的質疑可以不攻自破?②

不過，鼓吹軟實力與社會資本的概念反而有違和諧世界的願望。在和諧世界之下，中國是忍讓的、社會的、角色的和內斂的，③ 但是，一旦這些氣質或價值都理解成為是一種權力資源，可能就鞏固強化了國家主義的邏輯，則中國為維持和諧世界所做出的諸多努力就都變成是自我中心的。（下續）

Comment by 史識 庫 on July 20, 2024 at 7:42pm

軟實力與社會資本之類的分析概念，改變了制定中國外交政策時的思維，抹煞了原有的認識角度。自居在中心或邊陲中的行為者往往處在接受評價的社會關係中，然而軟實力與社會資本則是預設了自我中心的認識角度，其結果是，原本是群體歸屬的認識角度，卻被外界詮釋成了自我中心的認識角度。

照理，軟實力是文化魅力，但欲增加軟實力時，便有賴於消費中國文化的全球消費者參與其中，這時如何裝扮中華文化就不是從固有文化出發，而是從西方的消費偏好出發，這樣的文化魅力不是中華文化的魅力，而是西方消費主義訂購的魅力。

同樣地，社會資本的觀念把小我的群體主義翻譯成了唯我的個人主義，把深化改革的意志變成了跟資本主義世界拉關係。甚至倘若由華人作者以社會資本的觀念進行文化翻譯則別具信用，④所謂關係從一個原本是內生於個人生命意義的概念，淪為是一個充滿機會主義的概念。中文文獻中流行的軟實力與社會資本論述的現象，恰恰說明來自歐美的社會科學才是真正的軟實力之所在，從而導致社會關係主義或和諧世界等都反映出群體歸屬的情感，從本體論上就遭到歐美學術語言的否定，這樣會讓和諧世界滲入原社會資本類似「文化資本」，不是指有形的經濟財貨的積累，而是指社會關係、形象等的積累與增值。本不存在的競爭意識之中。

① 綜合性的分析可參見上海社會科學院編:《國際體系與中國的軟力量》，北京:時事出版社 2006年版; 中國改革開放論壇與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中國的軟力量:理論與實踐座談會》，北京，2007年 8月 11日， http: / /www. carnegieendowment. org/programs/china/chinese/; 張登及:《軟權力在國際關係理論中的發展試析: 以冷戰後的中國為例》，發表於 2008年第一屆國際關係學會年會(台北) ，台北:台灣大學主辦，2008年 5月。

② 張啟雄:《東方型國際秩序原理之型模建構與分析》，載張啟雄編:《戰後東北亞國際關係》，台北: 中央研究院亞太研究計劃 2002年版。

③ 周紅雲:《社會資本與中國農村改革》，北京: 中央編譯出版社 2007年版; 周小虎:《中國社會網絡與社會資本研究報告(2007- 2008) 》，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 2008年版。

(二 ) 四種既存的路徑

1. 經營軟實力。上述的群己關係取向與自我角色定位構成了四種實踐路徑，可再分述如下:1997年之後，中國的崛起逐漸成為在中文世界傳播中的普遍印象。

1997年適逢中國共產黨召開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香港回歸等事件，可謂喧騰世界。俟後遭遇亞洲金融危機，中國的人民幣成為強勢貨幣，中央政府支持香港特區政府擊退國際投資客的大舉入侵，中國又成為經濟大國，展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並於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2003年「和平崛起」理論一度成為中國的世界定位。①

 「和平崛起」在 2003年提出，引發了諸多關於中國軟實力的分析。在其後的短短六年之內，中國這個身份所賦予的國家信心對中國民眾來說一飛沖天，加之中國的宇宙飛船與航天員一再突破技術瓶頸登上太空。另外，2008年北京舉辦的奧運會象征著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形象展示達到了最高潮，北京奧運會一改過往籌辦奧運會主要著眼商機的資本主義考慮，而以做好世界東道主為自豪。就在籌辦北京奧運會的數年間，孔子學院在世界各地設立，中國政府以更多資金鼓勵世界各地的中文學習，推薦中華文化，寄望提升世界對中華文化與中國文物的喜好，宣傳並實踐與鞏固和平發展的時代精神，以提供中國在全球政治中運作的軟實力。

軟實力分析所忽略的正是為營建中國的軟實力所付出的代價，這些代價主要是以吸引世界的目光以及提升中國的形象為主要動機，反而使中國的政治與經濟運作受到外界諸多的干預，西方世界各種以羞辱中國為訴求的手段此時也紛紛出籠，導致中國疲於應付，這從另外一個角度說明，過度展示軟實力會進一步將中國鎖在某種世界形象市場上，接受他國消費者的指指點點，因而形成對中國軟實力的極大鉗制。②

2. 累積社會資本。由於中國貧困人口依然龐大，環境資源日益惡化，三農問題的解決還需進一步探索和完善。如何掌握更好的國際環境，抓住未來的發展機遇，這成為擺在中國政府面前的重大課題。因此，中國仍然認為自己還是發展中國家，還未能進入先進發達國家之列。至於如何維護和平的國際環境，避免捲入世界性或中國周邊的區域性爭端，端賴良好的國際關係。在此自我認識的前提之下，筆者認為，睦鄰外交將是中國外交界在 21世紀的重大責任。對待中東的伊拉克戰爭與反恐戰爭，中國還是應該采取韜光養晦的態度，控制國內某些狹隘民族主義的勢頭，緩和與美國的矛盾和衝突。同時，面對「藏獨」與「台獨」的躁進，中國政府不要受其激將，而是應妥善處理之。

① 鄭必堅、葉孝慎:《「和平崛起」和「和平發展」是一回事》，載《中國青年》，2007年 9月 21日，http: //www.cyp. com. cn/News/content_Detail_6107100014. html。

 ② 關於「軟實力」的分析，有時反而顯示西方話語霸權的勝利。可參閱張小明:《約瑟夫·奈的軟權力思想分析》，載《美國研究》，2005年第 1期，第 22- 23頁; 張登及:《軟權力在國際關係理論中的發展試析:以冷戰後的中國為例》，http: //isia. ccu. edu. tw/chinese/index. php? option = com_content&task = view&id =120。（下續）

Comment by 史識 庫 on July 19, 2024 at 9:29pm

(續上) 在北京奧運會期間，中國作為東道主接待外賓雖然在中國固有的文化裡是天經地義的責任，但如果是想借此機會建立與國際社會的人情關係，以便未來在世界政治中獲取更大的物質好處，則這種社會交往只能被理解成是一種投資。

既然是投資，其程度端視所預期的報酬而定，一方面要營造世界對中國的基本好感，另一方面則要集中個別對象國家 (如美國、朝鮮、日本、澳大利亞等)以建立人情關係，替中國的發展爭取更長的戰略時間。因此，從這個角度理解，累積社會資本基本上是有所取的，其內容主要是追趕先進國家的發展水平，對追求以國際關係或鄰邦盟友的共同利益為依歸似乎並不能兼顧。

3.無為而治。中國「崛起」之後，儼然成為世界關注的中心，也成為邇後力爭上游的其他國家所模仿或挑戰的對象。此刻亟須展現某種無為而治、不與人爭的文化氣質，讓中國成為吸納與開放之國，乃是維系所有國家在內的天下體制的主要條件。這時，許多原本帶來困擾的現象都成為可以容忍的插曲而已。原本需要追著對方要求修正或澄清的事件，也都可能成為可以等待將來對方自己逐漸理解後再進行調整的一時誤解。

簡而言之，對於在中國固有文化下思維的實踐者而言，整體的和諧是天下得以持續的前提。個別事件的衝突會帶來對既有關係的破壞與挑戰，不應該斤斤計較。這樣的尊卑關係比中國基於國家本位所考慮的物質利害更為根本，離開和諧關係以後的中國等於失去繼續存在的情境。因此為了和諧而做出的忍讓，或為了強化和諧而對外推動的文化輸出，無一是在為中國增加自己的魅力以便換取其他好處，而都是在示范一種不以國家中心為本質的國際關係。

在這樣的實踐路徑下，中國將自己的崛起放在一種群體關係中，將體系中存在於國家間的競爭由自己片面承受，使得衝突的對象消解於無形，國家間利益衝突轉化為不分彼此。不可諱言，如此天下體制的維持有賴於中國龐大的實力與資源。只有已經崛起的中國在實力受到列國認可，自信心已在國人之間重建時才可能讓天下體制獲得落實的機會。

4.韜光養晦。居於世界的邊陲且在力爭上游時，中國的崛起有賴於向居於中心的文明范式學習。比如，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並根據其規則改造國內的生產過程體現的正是一種自我改造與完善。自我改造與完善所要達到的標准不是從固有文化中得到的，也不是從社會主義的宏大理想中得到的，而是從資本主義的生產效率中得到的。其中雖然保留了許多社會主義或固有文化的特色，但是總的方向是朝增加宏觀的生產力與微觀的生產效益方向努力。

由於每個歷史階段所要仿效的文明范式重點不同，加上模仿對象的內涵也不斷拓展，淪為邊陲的危機意識往往造成受制於人的困境。例如，在清末民初的各種「自強運動」中，皆以器物為主、片面追求軍事現代化，直到 20世紀 80年代，中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中國認識到經濟現代化的重要性後便開始急起直追，以致當時的「資本主義補課論」也一度甚囂塵上。

但是，作為中國臨摹對象的中心 (歐美現代化發達國家)的范式在 20世紀 80年代以後也發生了一些改變，人權開始成為「西化」的重要內容，但當時的主要針對對象不是中國。到了 20世紀 90年代，人權成為歐美國家對中國的主要政治要求。從 21世紀伊始，雖然歐美國家針對中國西藏問題與台灣問題再次借以人權之名提出來，但人權議題無法成為世界范式，因為上述問題是中國國內獨有的「和與戰」問題。這時，歐美等中心國家所提出的全球化與和平價值在其掌握話語權的背景下顯得極端重要，因此西方把「中國威脅」的討論放上議程。

於是，與之應對的是，中國轉而尋求軟實力與文化魅力，這就是現在中國最新一波的自強運動內容。與其說中國擁有更大的軟權力，毋寧說是中國在臨摹學習軟實力來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不見得真的是以追求擁有軟實力為最後目標。

四　結論

本文從自我中心與群體歸屬兩個認識角度歸納了看待「中國」與其「崛起」的觀察位置。這些位置與取向構成了四種對待中國崛起本體論上的敘事: 國家主義、亞洲主義、文明與天下。中國或者其外圍的社會都可能采取這些視野來理解中國崛起。如果忽略這些視野上的差異，我們便無法理解某些當事者何以把中國崛起視為機會，而其他人又把它看做「威脅」。

而如果位置是從中國出發，則情感與實踐的取向也可對應區分為四個類型: 國家權力、霸主、主權身份和「中心-邊陲」取向。這樣的分析同時表明，「中國研究」不僅是一個應該適應國情以調整的方法論問題，它實際上還涉及「知識」形成的前提，亦即中國與「非中國」關係涉及的群我關係。也唯有對此進行深入反省，才可能理解中國崛起涉及理論與實踐之間的互動。

（石之瑜&張登及，2010，中國崛起的認識論及其敘事衍生;《世界經濟與政治》2010年第1期，中國與國際秩序的再思考: 一種政治社會學的視角; [關鍵詞] 中國崛起; 天下; 民族國家; 文明; 亞洲主義；[作者簡介] 石之瑜，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張登及， 中正大學戰略研究所助理教授。[台北　郵編:10002]）

Comment by 史識 庫 on July 15, 2024 at 9:35am

方朝暉·強大與文明是兩碼事～～一個民族的持久生命力在於文明昌盛，而不在於政治、經濟、軍事強大。

歷史上很多帝國，比如說埃及王朝、波斯帝國、蒙古帝國、大英帝國、前蘇聯帝國等等，今天都已煙消雲散。每當一個帝國興起的時候，直接向人們呈現一個強大的政權，或一個龐大的軍事實體等。但是當一個帝國消亡之後，真正給別人留下的有價值的東西，往往並不是這些以「強大」為標記的東西，諸如政治、經濟或軍事實力等。相比之下，帝國中所發展起來的文明價值和文化理想，作為帝國生命力的支撐者，可能具有超越帝國本身的永恆價值。比如羅馬人的法律和法學思想，阿拉伯人的數學成就，印度人的宗教思想，等等。

以中國歷史為例：曾經不可一世的秦、隋、遼、金、西夏、蒙古等帝國均已消失，但是象周、漢、唐、宋、明、清等王朝或帝國，並不僅僅致力於武功或經濟發展，而同時在宗教、學術、藝術、科技、制度等領域取得巨大成就，所以給後人留下永久價值的文化，一直到今天仍然深刻影響著中國人的生活。包括歷史上發展起來的儒、道、釋和百家思想，文學和藝術成就，科舉制度、職業文官制度和家族制度等等，是這些東西一直保存到今天，鑄就了中華民族的獨特性格。它們甚至可以理解為幾千年來中國的文化和民族性不曾因多次民族入侵所同化、消滅的主要原因之一。

歷史上一些軍事政治並不強大的國家或民族，長期遭受外族侵略或統治，但因為文化發達卻能持久存在：

例一、古希臘VS羅馬。前面提到的古希臘，嚴格說來並不是一個統一的帝國，而只是由諸多文化相近而又相互獨立的城邦構成的文化圈。古希臘諸城邦自從公元前338年以來，受馬其頓人、羅馬人統治達千年之久，但其由於其文化繁榮、燦爛，後來逐漸被羅馬人所接受，希臘語甚至成為東羅馬帝國的官方語言。所以歷史上有希臘人在軍事上被羅馬人打敗，但卻在文化上把羅馬打敗的說法。

例二、印度VS波斯。印度歷史上分裂的時間遠多於統一的時間，被異族統治的時間遠多於受本民族統治的時間。過去2600多年裡，印度曾遭受過包括波斯人、希臘人、塞種人、安息人、大月氏人、嚈噠人、拉其普特人、突厥人、蒙古人、葡萄牙人、英國人等發動的無數次侵略和佔領。自從笈多王朝於大約公元500年衰亡之後，在長達1500多年的漫長歲月裡，印度（尤其是北部）曾長期處在分裂或外族統治之下。但是印度民族並沒因為「長期亡國」而消失。

在1945年掙脫英國人長達150多年（具體時間算法不一）的殖民統治、正式建國之後，印度作為一個具有自己鮮明的文化的民族國家很快得到了全世界承認，這是因為自自身獨特的文化及其魅力早已盡人皆知。可以說，自從吠陀時代以來，印度人創立了自己的種姓制度和宗教信仰（一開始是婆羅門教，後者發展出佛教、耆那教和印度教等），形成了自身獨特的民族性格。今天印度本土主要信仰是源自婆羅門教的印度教，其宗教信仰幾千年保持了連續性。

相比之下，歷史上的波斯（今日伊朗一帶），曾經是非常強大的帝國，勢力最大時幾乎佔領整個中東和印度北部，有自己的宗教（如襖教、摩尼教等）、語言文字和社會制度等。但是在阿拉伯帝國興起後，波斯很快被伊斯蘭化，從語言至信仰都發生了重大改變。今日伊朗早已成為阿拉伯文化的一分子，而昔日曾經有過的、自身獨特的文化或文明類型已不存在。波斯原有文化的退縮誠然有許多客觀因素，但也與其自身原有的文化不夠成熟發達有關。

例三、藏族VS滿族。文化作為一個民族持久生命力的標志還可從中國的兩個少數民族——藏族與滿族——的對比中看出。任何人只要稍微比較一下不難發現，滿族（包括她的祖先女真人）自從公元10世紀以來是中國北方最活躍、最好戰的民族之一，其軍事、政治上的成就也遠在藏族之上。相比之下，藏族自從公元10世紀以來，主要致力於發展宗教和文化，酷愛和平，極少侵略擴張。然而，誰都知道，曾經統治全中國、威震全天下的滿族，今天還有多少民族特色？即使有，又怎麼能與藏族相比？在今天中國所有的少數民族中，恐怕藏族是自身文化最發達、民族特色最鮮明的。然而藏族人在最近一千多年裡，也是最溫和、甚至長期被外族統治的。為什麼一個政治、軍事上成就卓著，卻在今天趨於衰亡；另一個政治、軍事上幾無成就，卻在今天獨樹一幟呢？根本原因也許在於：滿族雖然富有戰斗力，但在文化上並不繁榮發達，不象藏族那樣有自己獨特的宗教信仰體系，以及一套嚴密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

綜上可知：許多無比強大的帝國，因為沒有文化的發達、制度的進步以及政治的文明為基礎，一旦崩潰，立即灰飛煙滅，一無所有；而一些極其弱小的民族或種族，雖然飽經侵略佔領或外族統治，但因為文化發達或文明進步而表現出持久的生命力（也許猶太文化和10世紀以後的藏族可算這方面的典型）。也有一些強大帝國，他們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的強大，伴隨著文化的發達、制度的進步和政治的文明，或者說以後者為基礎，因而具有更強的生命力（這方面前蘇聯與美國的對比最能說明問題，中國歷史上的秦、隋等王朝與周、漢、唐、宋等的對比也是明證）。

因此，只有文化或文明，而不是強大，才能決定一個民族的生命力。

當我們把強大當作首要關懷，而忽視了文明進步時，很可能掉入了歷史的怪圈而不自知。 （愛思想 2018-07-02 ）

Comment by 史識 庫 on June 29, 2024 at 10:07am

愛墾整理·區域地方感

傳統中華文化追求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的交往，這有助創生區域地方感。

資本主義大生產帶來的生產力快速增長，消滅了各國以往自然形成的閉關自守的狀態，個人的、民族的歷史逐漸轉變為普遍的世界歷史，世界逐漸形成一個整體，呈現出開放化、全球化的發展態勢。

首先要把區域工作做好；做好了，全球便有保障。

「講信修睦」，出自《禮記》關於「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的論述，講信是修睦的前提，修睦是講信的結果，講信修睦是實現社會安定和諧、世界和平發展的重要前提。

「親仁善鄰」，出自《左傳》記載的「親仁善鄰，國之寶也」，意指國家應該親近仁義，與鄰國友好相處。對待鄰里關係的態度是「遠親不如近鄰」，素有「親望親好，鄰望鄰好」「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美好期望。

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的交往之道，集中體現了在地文明的包容性、和平性。任何國家銳志建設世界和平、發展全球、維護國際秩序，便有了可行的哲學基礎。

天人合一、萬物並育的生態理念，契合眼下全球迫切需要的ESG議程相契合。

「天人合一」出自莊子提出的「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意指天、地和人通過物質與能量的交換構成一個有機整體，人類不可能獨存，必須遵循宇宙自然的總體法則，實現與自然的和諧共生。

「萬物並育」源於《禮記》中的「萬物並育而不相害」，意為人與萬物共同存在、和諧統一於大自然之中。

這生命態度與西方的“野性的呼唤”美學，有值得比較、混融的地方。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是開始，“不分彼此、難分你我”才是最终追求。

優秀傳統文化滋養能不斷賦予新思維鮮明的在地特色；新成果又為挖掘在地民族的千年文明寶庫提供新視野；催生創造性轉化的動力，并與在地民族復興聯系起來。

不斷回答在地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作出符合實際國情和時代動態要求的正確回答，得出符合客觀規律的科學認識。形成與時俱進的理論成果，能更好地指導新的實踐。

結合東西方各家新思維關於世界歷史的思想，提出了構建全球共同體的重要理念、論述和倡議。

以中國為例，改革開放以来，鄧小平創造性引用「小康」概念描繪并墊下中國特色建設的階段性目標。十八大以来，中國更進一步深化對人類文明發展規律的把握，面對「世界怎麼了，我們怎麼辦」的世紀之問，在繼承發展優秀傳統文化的精神下，提出了「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的交往之道。造就一個新的文化生命體，朝  更高境界發展。

新的文化形態不但要能順應國内的新要求，滿足廣大人民群眾追求美好生活的期待，全面推進民族復興。同時也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樹立新典范、提供新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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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史識 庫 on June 28, 2024 at 8:28pm

愛墾整理·講好南海民族故事

南海各國都是由各民族共同締造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作為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民族工作是凝聚人心、匯聚力量的至關重要的工作。艱苦創業多年，逐漸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尊重。向世界講好南海民族共同體故事，能夠有力增進在地民族認同感與自豪感，為世界各國處理民族問題提供本區域方案和智慧，對促進國際互信以及推動與世界各國人民攜手共建命運共同體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

南海共同體是新思維理論與區域創新實踐、在地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新時代核心工作概念。鑄牢在地民族共同體意識是加強和改進民族工作的重要內容，是新時代的民族工作主線。通過講好民族團結的生動故事，不僅有利於在國內加深各民族間的相互理解與支持，而且有利於在國際上展示本區域作為一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和諧景象，為國際社會提供正面案例，即如何在尊重多元文化和促進民族發展的同時，維護區域社會穩定，從而提升東盟國際形象。

「和平性」是本區域文明的突出特性之一。例如，和平、和睦、和諧一直是中華文明五千多年來一直傳承的理念。歷史和實踐證明，各民族是一個愛好和平的民族，不管多強大也不會給任何國家帶來威脅，在地民族偉大復興也必將通過在地民族的團結奮鬥、自力更生來實現，我們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通過講述在地民族共同體故事，向世界展示各民族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民族關係，可以更好地樹立民族政策的成功典范，增進國際社會對我們尊重差異、包容多樣、和諧共生理念的認識，消除誤解與偏見，營造有利於南海發展的國際輿論環境。

在地民族共同體故事滿載著多彩的民族文化意蘊，凝結了在地民族在不懈奮斗中的智慧結晶，彰顯了人類文明多樣性的璀璨光芒。通過敘述各民族的奮鬥歷程，搭設跨文化的溝通橋梁，旨在使絲路故事傳播至全球每一個角落，同時也讓國際社會更深入地認知南海，在推進全球文明演進中展現區域氣度與責任擔當。我們秉承自信與積極態度，讓在地優秀傳統文化跨越國界。同時以開放和包容心態，吸納世界優秀文化精髓，為命運共同體建設添磚加瓦。

講好歷史長河中的民族融合和發展過程要認識到，一部國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匯聚成多元一體在地民族的歷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締造、發展、鞏固統一的偉大祖國的歷史。再以中國为例，自秦以來，無論是漢民屯邊、邊民內遷還是秦漢的列國文化交融、魏晉南北朝的「五胡」入華、隋唐五代的華夷一體、遼宋夏金的共奉中國、元的胡漢一家、明的中外匯通、清的在地一家都深刻地展示著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發展歷程。「書同文、車同軌、量同衡、行同倫」既是在地民族大一統的制度安排，也是各民族融合發展的制度基礎。

與此同時，邊關互市、絲綢之路、茶馬古道等商貿往來，以及莎車王父子護西域、奢香夫人鞏固邊防、瓦氏夫人抗倭、東北抗聯等各民族共同抵抗外敵入侵等歷史事件，也都展現了各民族之間的緊密聯系與共同奮鬥。講好各民族在歷史長河中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事實和在地民族生生不息戰勝苦難的奮鬥史，有助於深刻詮釋各民族共同締造的在地文明，向世界准確展現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在地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發展過程。

除了大陸歷史案例，東盟各國也多有類似的故事，正待在南海共同精神下，一道挖掘、二度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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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史識 庫 on December 11, 2023 at 3:39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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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hang and Muar Rivers were nearly connected at a place called Jempol 仁保縣, in Negeri Sembilan as the Serting River flows into the Bera River, a tributary of the Pahang River. The Jempol River 珍寶河 then flows into the Muar River）

Comment by 史識 庫 on December 29, 2022 at 11:52am

愛墾評註：南海香料文化商贸

在王炳文撰写的〈千年絲綢香瓷路 一部文明交匯史〉一文中，提到“長期以來，人們認為海上絲綢之路是在宋元以後興起的，但作者基於對中古佛教與民眾社會生活的深入研究，指出香料需求的激增，與南北朝隋唐以來佛教對大眾生活習慣的影響塑造密不可分，而佛教對民眾行為的規範原因有二，首先在於佛教本身的不斷華化，從初入中國為求適應而借助老莊，到東晉南朝持續的儒佛衝突，直至最終完成佛儒融合；其次則離不開中古後期整個禮法文化的下移。「海絲」的興起源於需求，而需求的產生又離不開民眾思想和社會倫理的嬗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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