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詩人要求助於他人，他人的追憶有助於對詩意詞語的領悟，以便在這種領悟中每個人都按照對自己適宜的方式實現返鄉。」詩人所寫出的詩歌是需要求助於讀者、他人來理解，要被他人所領悟，詩才能夠實現道說的彰現。詩人說出的語言必須在被保護中才能夠達到目的。海德格爾說：「詩從來不是把語言當作是一種現成的材料來接受，相反，是詩本身才使語言成為可能。」

詩歌作為一種危險的東西那就是「詩歌語言和現成的語言是隔絕的」道理。如果做不到把詩的語言擯棄於人云亦云之中，詩就不能稱為詩。海德格爾認為，今天的人在說語言的時候有太多的「非本質的詞語」，「懸空闊談，人云亦云」，而這些東西和詩歌的道說相去太遠，這一切的一切就必然使詩的活動成為一種「危險的活動」。

海德格爾說「詩歌是最危險的行為」，是從兩個層面來表達的。第一個層面，是純粹語言表達上的問題，以上四個原因說的就是。第二個層面，他認為語言表達的困難性和人的生命的升華是聯系在一起的。詩歌面對人類深淵最大的恐懼也就是這點。因為語言是涉及人的存在生命的東西。人對語言的運用從表面上說就是可說和不可說，要說和怎麼說的問題。詩歌所要達到的是「道說」，是一種「不可說」，但恰恰要進行「可說」的表達。詩的語言表達也就是「可說」「不可說」，用「可說」說出「不可說」，讓「不可說」成為「可說」。

這種「可說」的「不可說」對於每個詩人來講都是最大的考驗。要讓生活的本質和真理無蔽地敞開，而這種敞開是把那種不可說的東西，一種微妙的神秘的奧妙展現出來，所以必定要自行遮蔽，在遮蔽與彰現、顯與隱的兩層矛盾與運動中藝術地表現。這確乎是語言的考驗，但更是生命的考驗。這種「可說」又「不可說」的東西，實際上是一種生命體驗。生命的體驗，惟是在命運的撕裂、生命的升華中才會有的。所以，它不盡然是一種語言表達，它更是人的存在在隱蔽之處被詩意地發現，讓說不可說的神秘深入到那種隱秘的大道之中，深入到那個遮蔽的中心去了，詩才成為詩。海德格爾說的危險之最危險就是這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