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有根 創意是伴 Bridging Creativity
台灣電影起死回生了!
打從2008年《海角七號》創下國片有史以來5.2億台幣票房的紀錄後,電影人、影評界和觀眾,都在密切關注台灣電影的後續發展,唯恐奇蹟如曇花一現。
在拍大片的政策方向下,國片終於擺脫多年來只有藝術片、沒有商業片的危機,找回了電影的娛樂價值。
近5年來,台灣電影出現谷底翻升的復興跡象,而後續的接棒,仍有待各方加柴添薪繼續努力。
電影在台灣年產值約50億台幣,過去9成都被好萊塢電影吞噬。根據統計,台灣民眾平均一年看0.94部電影,其中有0.9部是好萊塢片;從票房市占率來看,國片不到2%。
但從2008年起,台灣電影市場起了大變化,國片的票房躍升到12.09%,去年更高達17.46%,4年之內,市占率翻了好幾番。
這有如青蛙變王子的童話故事,全是一個偶然。《海角七號》橫掃全台,開出亮麗紅盤,幾乎跌破所有人的眼鏡。
以“後見之明”推論《海角七號》,有人持“時機湊巧論”,認為片名與阿扁家族污走的“海角七億”雷同,掀起話題。
台北金馬影展執委會執行長、資深影評人聞天祥表示,《海角七號》不只是一部電影,而是一個社會現象。“在‘扁貪污’的政治理想淪喪、‘馬上好’的美麗憧憬破滅後,成為奇異的救贖。”
政治大學廣電系副教授陳儒修說,自己看電影時笑到肚子痛,估計可以賣5,000萬,沒想到竟賣超過5億,“同檔期無好萊塢大片撞期、國內政治氣氛低迷、放颱風假等諸多天時地利人和因素的促成,到後來已經形成‘事件行銷’、‘病毒式的行銷’,電影內容已經不重要了。”
有人則持“相對論”,認為在此之前冷冰冰的藝術電影太多,《海角》就如久旱逢甘霖,讓大家欣喜莫名。
《海角七號》把多年來不看國片的觀眾帶回了電影院,也為華語片打了一劑強心劑。以《投名狀》拿下2008年金馬獎最佳劇情片與最佳導演獎的陳可辛。
在上台領獎時感謝進戲院看《海角七號》的台灣觀眾,“是你們讓華語電影看到希望!”
只是,國片跌跌撞撞多年,電影人又擔心這希望會不會像發射高空的煙火,璀璨奪目,卻稍縱即逝?2009年台灣電影因缺少大片支撐,票房市占率又跌回2.3%,著實讓人捏把冷汗。
直到2010年《艋舺》上映,不僅搶攻過年檔期,同時男主角阮經天也為台灣奪回了暌違11年之久的金馬影帝,才又讓這波差點中斷的國片復興運動得以延續。
聞天祥在新書《過影》中指出:“對台灣積弱不振的類型電影而言,《艋舺》可視為近年多位新導演前仆後繼重新搭建起與主流觀眾溝通交流的橋樑後,一場盛大的落成。”
去年國片票房市占率寫下新高,票房破億的電影就有《賽德克巴萊》、《雞排英雄》與《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今年才開春,《痞子英雄》、《LOVE》、《陣頭》,一棒接一棒,每部票房都破億。
台北藝術大學電影創作系主任王童也看好這一波旺盛的氣勢。
這位1987年以《稻草人》拿下第24屆金馬獎最佳導演、最佳劇情片及原著劇本獎,曾經風光,也走過台灣電影黯淡歲月的資深導演說,台灣電影的“溫度”起來了,但後續的柴火還要繼續,需要有更多人支撐。
(2012年5月第030頁臺灣《光華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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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子嫻:影一製作所讓台灣電影變工業
能率集團第二代與李烈的一場豪賭
日前落幕的金馬獎頒獎典禮上, 《行動代號:孫中山》 將最佳原著劇本獎留在台灣, 製作這部電影的就是能率集團二代 董家兄弟及李烈投資的影一製作所。 他們賣的不是商品,是夢想! 他們宣告: 「影一要讓台灣電影工業化!」
「這是一部談愛的電影!」李烈說著。「有一幕我眼淚已經在眼眶裡打轉,不敢掉下來!」董俊仁笑著回應。兩人聊著大導演克里斯多夫諾蘭(Christopher Nolan)執導的新片《星際效應》,話匣子一打開停不下來。一位是專業電影人,一位是電子業老闆,因為愛電影,結成了事業夥伴。
董俊仁為能率集團第二代。能率集團由代理日系事務機起家,現為國內重要的數位相機代工大廠。去年啟動接班,他正式接下應華董事長一職,弟弟董俊毅則擔任副董。這對業界稱呼為大董跟小董的兄弟檔,跟多數電子業老闆一樣,私下親和力高,對外習慣低調,近年因為投資國片開始被外界關注。
董俊毅雖被冠上台灣電影圈天使投資人的稱號,但他卻說得坦白:對電影不是特別有興趣。只是看到李烈為了拍戲,「拿著劇本沿路化緣」的辛苦,加上香港電影圈、中國華誼兄弟已往資本市場走,他與李烈思考著:「台灣是否也能將電影變成一種工業?」因為這個信念,今年10月影一製作所挾著「台灣第一檔電影股」的光環登錄興櫃。
「火雖然是我點燃的,但我哥(指董俊仁)比我更有興趣。」董俊毅大笑說。原來董俊仁是個電影迷,經常在Facebook上寫影評。就這樣,影一董事長成了董俊仁的新頭銜。
基於完全信任專業,董氏兄弟將影一製作所交給製作出《總舖師》、《艋舺》等破億票房電影的李烈領軍。就像採訪時,幾乎是由李烈回答,董俊仁多是專心聆聽。但只要遇到興櫃等繁複流程問題,李烈拿起電話:「俊仁,我有問題,怎麼辦?」立刻就能得到協助。兩人一動一靜,各發揮專業,是從沒吵過架的事業好夥伴。
電影就是賭博產業
進入資本市場,就得面對重視「數字」的投資人挑剔,影一截至今年前三季仍小虧1,800多萬元台幣。攤開同是電影股華誼兄弟的財報,今年前三季獲利4.5億元人民幣,不過電影營收僅有1.5億元人民幣,比同期掉了75%,主要獲利貢獻其實是來自合併遊戲公司銀漢。
難道台前風光的電影業,台下卻難賺?面對獲利變動性偏高的疑問,影一總經理李烈收起笑容,臉色轉為嚴肅地說:「這個產業本來就是賭博的產業,我們賣的是夢想、是娛樂,這不正是最不確定的東西嗎?」就連好萊塢的電影公司也無法保證拍一部片就能賺錢,但只要有一部大賣就可以補足其他片的虧損,這就是賭博特性。
她進一步強調,「電影不能只靠電影來取得利潤。」過去台灣缺乏這樣的概念,因為光籌錢就很辛苦,沒法做完善的規劃。但這塊是未來影一很重要的策略,事前依照每一片的類型做不同的規劃,創造周邊的商業效應,包括書籍、遊戲、藝人等,這些都要變成賺錢的工具。
正因電影產業挾帶「星光效益」,銷售夢想的獨特商業模式,連阿里巴巴也來分杯羹,今年3月推出娛樂寶,一般大眾用100元人民幣就能投資電影。其中在中國大紅的電影《小時代》系列,娛樂寶就參與兩部《小時代3》及《小時代4》。 對於娛樂寶的投資模式,李烈直言:「噱頭大於投資!」阿里巴巴能推出娛樂寶,是因為背後有一個夠龐大的中國市場,但並不適用台灣,一是效應慢,二是投資人多,技術層面會變得很複雜。
從女星變成創造賣座大片的製片,李烈似乎早已習慣角色轉換,也扮演得恰如其分。現在又從製片變成興櫃公司的總座,她笑說:「剛開始好像進入另一個世界。但做製片的人,就是面對問題、解決問題,只要出發點正確,我就無所畏懼!」為了對大小股東負責,影一絕不會只看台灣市場,「否則股價會很難看。」
電影是帶有世界觀的娛樂,跨區域拍戲已成為趨勢。她強調影一的策略是放眼全球,尤其亞洲文化差異性較小,對彼此電影的接受度相對高,影一正積極與日本、韓國等國接觸,目標2~3年內創作出一部跨區合作的作品。
此外,真正讓李烈有信心的是:「現在是一個不缺平台,只缺內容的時代。」只要劇本好,不論是戲院或網路平台都會搶著要,影一的業務範疇不侷限在電影、戲劇或藝人經紀,只要跟影像有關的都是機會。影一目前規劃一年拍三部電影,最快一部將在明年暑假上檔,「或許很快就能賺錢!」李烈說。
補救台灣電影人才斷層
消費者的娛樂選擇眾多,電影仍是歷久不衰,韓國、中國數年前積極透過政策力量,扶植當地產業,逐步發展成影視輸出大國,台灣卻長時間卡在低谷,直到近年在《海角七號》、《艋舺》等貼近庶民口味的電影帶動下,人氣漸增,產業朝氣也漸現。
看著台灣電影起伏,李烈直言:「人才嚴重斷層,是很大的危機。」台灣過去十幾年沒有片子拍,劇組不同技術層面的工作人員如燈光、攝影出走,老師傅也凋零,自然無法培育人才。
為了突破台灣電影圈的瓶頸,必須讓「台灣電影走向工業化」,這就是董俊仁與李烈的初衷。李烈口氣堅定地說,我們有足夠資金,也有操作大片的經驗、足夠的判斷力,可以幫助年輕創作人展現創意,在最好的環境下拍片,「台灣電影才會有更多的可能性和機會,走出這個很小的市場。」這就是影一要做的事。
挑戰自我,小董赴日念機器人
電影《星際效應裡》的智慧機器人TARS、CASE,不僅講話超幽默,還能為了護送太空人夥伴而犧牲自己,這些是人類對機器人的想望。而董俊毅近期就忙著在日本早稻田大學讀機器人。
他在日本接受本刊越洋專訪時笑說:「剛來念時好痛苦!」。讀財務出身的他,為了挑戰自己,加上集團關注的投資案多以電子業為主,就選了當紅的機器人來進修,一開始讓沒有理工背景的他叫苦連天,不過順利的話,明年就能畢業! 科技產業風向球吹向物聯網,Google一年收購8家機器人公司、亞馬遜打造倉儲機器人軍隊,在大廠領跑下,不少台灣電子業大廠都在布局,而董俊毅背後代表的是擁有佳能、應華、上奇等多家上市櫃公司、投資公司的能率集團,不難預期能率集團也將投資機器人領域。
董俊毅指出,機器人最重要的有兩件事,就是轉軸馬達跟影像定位,產生影像後,進而牽動馬達,做出動作。不過這兩大關鍵技術,很多都掌握在日本人手中,「但日本人技術不愛外流。」能率集團以往就是從影像、光學製造起家,加上與日本產業合作廣,有人脈優勢,「因此能率創投看的是優良、關鍵的日本技術,可透過投資,將技術引進台灣,彼此結盟合作。」
儘管機器人話題熱,但董俊毅直言,現階段全世界的機器人應用還是侷限在自動化,機會較大的是工廠自動化、餐飲業自動化,而生活類、貼身管家類型還需要很長時間!
「請外傭比買一台機器人便宜。而且叫機器人去買東西,很可能它一出門就被人家偷抱走了。」董俊毅開玩笑舉例,卻很貼近事實,這是使用習慣以及價格問題。 此外,機器人「缺乏應變性」的問題也需要進一步克服。近期日本科學家研發的機器人挑戰日本大學模擬考,機器人可錄取超過470所大學,但仍舊考不上東大,因為部分考題與時事有關,機器人就無優勢。
(收藏自 2014-12-03 第247期 《數位時代》第247期 http://www.bnext.com.tw)
台灣電影永不下幕?是否能趁此浪頭,再登高峰?大家都同意,這波電影復興,展現了台灣電影的可能性。
2010年,台北金馬影展執行委員會籌拍《10+10》,邀請10位資深導演和10位新銳導演,以“台灣特有”為主題,每人拍攝5分鐘短片,集結成一部100分鐘的電影,在2011年金馬影展開幕首映。
王童的〈謝神〉、吳念真〈有家小店叫永久〉、魏德聖〈登場〉、鄭文堂〈老人與我〉、沈可尚〈到站停車〉、王小棣〈釋放〉……,“這二十個導演就是台灣電影未來的希望,”陳儒修說。
聞天祥盛讚老導演寶刀未老,新一代導演則展現了接棒的實力,“多元、自由、熱情與理想性,正是台灣電影放眼華語影壇最可貴的特質。
它不能保證台灣電影可以興盛多久,卻說明了台灣電影為什麼從沒在惡劣的環境中消失。”
宛如一場高潮迭起的大戲,台灣的電影發展有起伏,有興衰,新聞局有幸參與其中。正如資深影人麥若愚所言:“新聞局是陪伴大家一起長大的機關,有濃厚的革命感情!”
如今,燈光亮起,電影即將散場,擠身在一連串感謝名單中的新聞局也要“謝幕”了。隨著輔導單位移轉到文化部,也預告台灣另一個電影時代的開始。
為了趁勢扶植台灣電影產業,新聞局在2010年啟動“電影產業5年旗艦計畫”,行政院核定5年64.4億的經費,前3年僅通過近14億元預算,為國 片市場開拓新藍海。
希望藉由重點輔導中大型具商業潛力或藝術價值的國片,發揮產業點火功能,其中新增的“旗艦組”輔導金,即針對製作成本達新台幣一億元以 上的企畫案,提供上限30%的補助。
王童導演的《海峽》、陳玉勳編導的《必殺技》、侯孝賢導演的《聶隱娘》,魏德聖導演的《賽德克巴萊》都獲選為第一批旗艦組國產電影,補助金額從2,000萬到3,000萬元不等。
製作成本達6,000萬元以上者,屬於“策略組”;已有2部以上作品的導演屬“一般組”,像《翻滾吧!阿信》、《被遺忘的時光》皆獲補助;新銳導演則歸“新人組”,各有不同的輔導金補助機制。
《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愛的麵包魂》、《到不了的地方》等已上映或拍攝中的電影,都是新人組的挹注名單。
此外,為了活絡產業,新聞局又祭出“票房輔導金”策略,凡票房超過2,000萬元台幣者,就可以獲得票房20%金額補助下部片開拍,讓市場表現不俗的導演繼續耕耘。(張瓊方, 轉載自臺灣《光華雜志》2012年5月號)
不過,臺灣本土電影當道,也有人擔憂狹隘的題材,可能產生走不出國門的困境。
王童不諱言,最近的本土電影是有一點過頭,“電影要賣座一定要好看,但不能一味的討好,也不能太過商業,更不能為了市場的賣座,又走回去重複抄襲的老路。”
“電影要走出去,題材要有國際性,”導演朱延平指出,台灣需要“大片”,而所謂大片並非以成本論,而是能否引發廣泛的共鳴。
影資深影評人麥若愚則憂慮台灣主要觀影人口眼界不夠寬,會影響國片未來發展。“台灣觀眾眼界太狹隘,”看偶像劇長大的年輕人,沒看過純港片或大陸片,更別說泰國片。
而國內市場小,如何拓展觀眾,也是遲早要面對的課題。台灣電影必須放眼整個華語市場,才能厚植競爭力。
聞天祥也指出,台灣電影雖然在2011年高唱復興,但市場規模有限,也讓中國大陸成為假想的金銀島。
中國大陸究竟是不是我們的潛力市場?香港電影可作為前車之鑑。
陳儒修指出,2003年中港簽訂“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協議”(CEPA)之後,合資片大量增加,去年港片產量七十幾部,高達五十幾部都是與大陸合拍的古裝大片(俗稱盔甲片),盔甲片在香港不賣。
但黑社會、恐怖片、同志片、搞笑片等香港人喜歡的題材都因不容易通過大陸審查而銳減,導致香港觀眾轉而擁抱好萊塢。
台灣的兩岸合資片不若香港興盛,但“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即可能牽動國片未來。過去台灣電影進大陸必須與世界各國競爭每年僅30部的國外電影配額(每年50部,其中20部為美國電影)。
從2010年10月開始,電影配額納入ECFA早收清單,國片進入大陸上映無須受配額限制,但循此管道第一部登陸的《雞排英雄》票房卻慘遭滑鐵盧。
究其原因,在於文化隔閡。陳儒修指出,無論是台語或笑話,經過“翻譯”,對岸還是很難懂,即將在大陸上映的 《賽德克巴萊》是值得進一步觀察的指標。
陳儒修指出,台灣導演目前以發揮本土特色,固守本地市場為目標,但未來合資開拓海外市場,一定是趨勢。
鈕承澤執導的《LOVE》就是兩岸合拍的典型案例。該劇由兩岸合資,編劇一台一中,演員更是網羅兩岸明星,票房也是兩岸通吃。(張瓊方, 轉載自臺灣《光華雜志》2012年5月號)
城市行銷首開風氣:除了中央政府大幅增加電影補助預算外,各縣市政府也開始重視影視行銷。
2004年,高雄市首開先例,成立電影委員會,給予電影拍攝行政支持與資金補助,各縣市政府紛紛起而效尤,投入協拍工作,營造友善的拍片環境,為台灣電影復興鋪陳一條康莊大道。
台北市電影委員會總監饒紫娟指出,協拍除了可以提升我國電影工業製作水準,增加就業機會與觀光商機外,還能行銷台灣的文化與旅遊景點。
台灣電影復興從協拍量激增,也能看出端倪。例如,北市電影委員會中外協拍量由第1年的54部,到去年大幅增加到419部(其中34%為電影),每年平均成長2倍。
像3月底這個週六晚上,就有3部國片同時在台北的南陽街、西門町、南港瓶蓋工廠拍攝。
“電影產業起來了,行銷更重要。” 饒紫娟表示,電影拍完沒錢行銷,就像孩子生下來沒錢養一樣令人惋惜。
因此, 影委會從2009年開始除了協拍外,也協 助刊登廣告行銷。根據台北市片商工會的統計,去年包括紀錄片在內的45部國片,票房共計17.6億元,北市影委會協助拍攝與行銷的29部,票房達 99.8%。
電影是創意產業,要不斷吸引觀眾,必須有新血投入。
聞天祥指出,2007年就有8部作品出自首次執導劇情長片的新人之手,2008年更是台灣電影新銳輩出的一年,陳芯宜、鈕承澤、林書宇、魏德聖、楊雅喆、鍾孟宏等人初試啼聲,表現就非常亮眼。
2009年初執導演筒的有柯孟融、傅天余、樓一安;鄭有傑、鄭芬芬則相繼推出第二部作品。2010年何蔚庭導演的處女作《台北星期天》,關懷外勞的題材新穎,表現不俗。
目前台北市電影委員會正在協拍中的《南方小羊牧場》,導演也是年輕新秀侯季然,他繼完成三段式電影《茱麗葉》中〈該死的茱麗葉〉與處女作《有一天》之後,又馬不停蹄的投入獲得台北市電影委員會第一屆金劇本獎的作品。
王童指出,台灣電影教育播下去的種子已開始萌芽。“他們受到激勵,不斷的尋求超越,每天都在聊電影、談創作。”
“跟這一群年輕電影人一起工作,我覺得很榮幸。”
饒紫娟表示,過去台灣許多導演以成為國際名導為目標,把風格擺在前面,這一代年輕導演已認清事實,開始懂得擁抱本土觀眾,回頭挖掘這塊土地上的故事。(張瓊方, 轉載自臺灣《光華雜志》2012年5月號)
台灣電影走過慘澹低迷: 過去三十年來,台灣電影起起落落,雖偶有零星火花,卻總難形成氣候,陳儒修認為,缺乏完整工業體制是主要原因。
他指出,電影從製作、行銷發行到映演,3個齒輪要不斷的運行,才能構成供需平衡。但一直以來,台灣電影這3個環節嚴重脫勾,導演一個人從劇本、拍片到發行、宣傳都得自己來,所以總要隔個三、五年才能再拍下一部片。
相較於好萊塢一年生產四、五百部電影,台灣電影年產量不到30部,產量少,無法穩定供貨,撐不起市場,也養不活包括演員在內的專業人員。
為穩定片源,國內戲院通路甚至與好萊塢片商簽約,發行管道幾乎已被好萊塢電影壟斷。國片只要一個週末賣不好,立刻就被換下來。
聞天祥在《過影》中指出,在發行網絡阻塞下下,大部分的國片必須搭上金馬獎順風車,或拿個影展獎項護航,才能獲得注意。
如果不幸雙雙落空,而導演又缺乏知名度,往往就淪為墊檔的犧牲品。例如2001年,全年竟只有10部國片在院線上映,且沒有一部票房超過百萬台幣。
好萊塢電影籠罩台灣多年後,《海角七號》的成功讓電影人嚐到果實豐收的滋味。
陳儒修指出,這幾年各個環節的人才都已到齊,鈕承澤在拍《艋舺》時,他的團隊已經在規劃《LOVE》了,有些電影從開拍的第一天就開始想行銷、找戲院檔期,“台灣電影已踏出建構的第一步。”
拍電影需要資金,對於新聞局長期以輔導金挹注國片,電影人多表示肯定。
王童指出,輔導金機制不僅是資金來源穩定的問題,同時也是一種被專家認可的保證。“對很多導演來說,輔導金是重要的第一桶金,接下來企業才會投資。”
人人都想爭取輔導金,難免掛一漏萬,因而審核的標準時遭質疑,像今年大賣的《陣頭》導演馮凱就抱怨沒能得到補助。
評審委員之一的導演朱延平指出,多數賣錢的電影都有拿到輔導金,《陣頭》是少數的例外,因部分評審認為,大家一窩蜂拍三太子、陣頭,同樣題材已經太多。
經常擔任輔導金評審委員的陳儒修則表示,評審機制是產官學三方平衡的生態,每個人的考慮不同。《陣頭》沒有拿到,與公不公平的問題無關,“我光看劇本也不覺得會賣,因為太像電視劇。”
多次參與輔導金評審的资深影評人麥若愚指出,評審結果大部分沒問題,但仍有3成左右會“看走眼”。
他透露,就曾有人拿故事內容與某部日片幾乎一樣的企畫案來申請,但很多評審都沒看過這部一星期就下檔的日片,以致驚為天人,給予通過;顯然有些導演很投机,只想把錢先申請到手,後面再改故事,非常不可取。
麥若愚認為,輔導金也該像校園教學一樣,設置考核機制。“報表要偶而拿出來檢討,”最好還能增加事後追回機制,讓拿了輔導金不好好拍片的導演知所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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