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原始詩歌的感發就是人們對世界的發現，原始詩歌的語言就是人們對語言的創造，它對民族語言的形成起了偉大的作用，即黑格爾所言的：

“當時詩人仿佛是第一個人在教全民族把口張開來說話”。

但到了階級、國家出現的“散文時代”：

“一個社會已成為組織得很周密的具有憲法的國家政權，有制定的法律，有統治一切的司法機構，有管理得很好的行政部門，有部長、參議員和警察之類人物。”

到了這個時代，由於個人同社會森嚴體制的對立，人們的思維方式就逐漸“散文化”，形成憑知性的形而上學邏輯思維，不能達到理性認識。

因此詩人必須時時提防這種“散文意識”，防止涵蓋一切的邏輯思維進入詩的思維領域和語言表現領域，必須堅持詩的想像性和精神性；有時則需要把理性認識轉化為詩的掌握方式和思維方式，並力求在表現上流露得自然而無概念演繹的痕跡。

由於詩的精神性，詩的觀照必然向特殊方面轉化，其民族性、時代性以及個性的特點就必然很突出。所以，黑格爾強調說：

“如果要談真正的詩，就必須按民族和時代的特點來理解觀照的精神所創造的形象，而且連詩人的主體方面的個性也不應忽視。”

主體性：由抒情詩與史詩、戲劇體詩比較見出

黑格爾認為世界各民族原始時代首先是產生了原始歌謠，這是各民族所共同的；到了原始社會末期“英雄時代”（即部落軍事酋長時代）又產生了英雄史詩。到了“散文時代”，個人與民族、社會，主觀與客觀現實，乃至個人的情感意志本身，都呈現出分裂狀態，史詩就讓位給抒情詩和戲劇體詩了。

拿史詩、抒情詩、戲劇體詩三者來比較：史詩展現廣闊的社會主活；抒情詩轉向主體思想感情的內心世界；戲劇體詩偏重表現主體性格於客觀事跡。史詩的特點是客觀性，詩人要把自己的形象和性格隱蔽起來；抒情詩的特點是主體性，要突出表現主體性格；戲劇體詩的特點則是這二者的綜合。

史詩表現民族精神，是民族的經典，把所有的民族史詩合起來則是一部世界史，比如《荷馬史詩》；抒情詩不可能表現統一的民族精神，而按照向個別分化的原則，轉向個人的情感、感想和志趣；把全民族的抒情詩合起來，才是一個民族的心聲。

史詩涉及個人的情感和內心世界時，把它們視為客觀事物，當作已經發生的事、已經說過的話和已經想過的思想來加以敘述，而不應該放手抒情，以免破壞史詩穩步前進的敘事語調。

而且抒情詩涉及客觀具體事物時，要把它所掌握的一切集中成為親切的情感或轉化為概括的一般性感想，寫出客觀事物在主體心中所引起的回聲，所造成的心境。

客觀景象事物中，只有同詩人意識中的精神因素發生聯系的，才成為抒情詩的對象，對於這些對象，也只能吸取其與詩人心情協調的那些特點，和他的內心活動合拍的那些情節，抽出它們的較單純的定性，憑他的特殊意圖和詩的心情，抉擇對象的某些方面，從而把內容轉化為一種清洗過的脫凈一切偶然因素的對象，而不能容許對外在現實進行廣泛的描繪，在涉及外在界時，不須把它寫得很明確詳盡，不以純然外在事物的鮮明和精確取勝。（作者：蕭硯歌原題：什麼是詩？黑格爾：想像，只有想像才能產生詩，見《網易號》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