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紀蕙《洪席耶:“空”與政治性主體之歧義》(13)

關於「一分為二」,巴迪烏在2011年出版的英文版《黑格爾辯證法的理性核心》中回覆譯者的訪談時表示,史達林由於其政治操作而將黑格爾「一分為二」的辯證法粗俗化,並且趨向僵硬,毛澤東的思想則由於其中國文化背景以及其特殊政治經驗,而充滿細緻的辯證性。但是,巴迪烏也指出,毛澤東所面對的問題,是黨的內部辯證運動以及黨的形式化之間的矛盾,而黨的形式幾乎摧毀了黨的辯證運動內涵(Rational Kernel90, 95-96)。「一分為二」從持續辯證轉化的運動轉變為意識形態的形式化對立,是二十世紀歷史過程中所凸顯的問題。巴迪烏指出,二十世紀歷史過程中「一分為二」所導致的美帝國與社會主義的兩大陣營對峙,其實是辯證動力的停滯,其中隱含了「合二而一」的保守主義思維。冷戰時期美帝國與社會主義兩大陣營的主要對立,以及看待此對立的兩種思維──共產主義所看到的階級對立,以及法西斯主義所看到的民族與種族對立,都是對立的絕對化,後者的延伸性對立更引發了韓戰與越戰。二十世紀兩大陣營的對峙,背後持續透露出渴望透過暴力而獲得統一,並且認為這種統一是真理。這種將現實固著於辯證對立的一端,以表象固定,並且企圖從表象消滅此對立,其實已經否認了「一分為二」的辯證運動之持續發生(“One Divides into Two” 58-67)。

巴迪烏所指出的「一」的紐帶問題,並不僅限於二十世紀的解放政治,也不只是歷史性的問題。在當前的民主政治與資本主義社會中,自發主體在全球化的結構之下流動,「一」的總體化效果更為顯著,而其運作則更為隱匿。其顯著的原因在於,民主政黨政治操作選民與公民意識,或是資本主義邏輯鼓勵自主性經濟主體或是利益競爭,都是讓主體以自發與自由的方式實踐其所認知的權利分配、利益追求或是公民共識。但是,此運作裝置所隱匿的,則是以貨幣交換原則與形式平等作為「一」的核心邏輯。無論是國家利益或是資本主義利益,驅動交換的隱藏邏輯無法被輕易辨識或是認知,使得在地性的經濟結構不得不改變,也因而失去了經濟體的主權。在資本擴張以及全球供需結構下分工的移動人口,更成為無法擁有公民身分的非公民。這些都是我們當代所無法迴避的問題。[28]

巴迪烏所論及的「一」的邏輯、整體中被計算的部分、脫離整體邏輯的反叛,都與洪席耶的核心關注非常靠近。然而,不同於洪席耶的「水平式」思考,巴迪烏強調「沒有一的多」以及「內在的無限性」,暗示了一種不同的向度。巴迪烏曾經以他與德勒茲的差異,說明水平與垂直的不同超越路徑。所謂「水平式」思考,意味著必須以抵抗的方式來抗拒整體化的機制,而從結構中逃逸。德勒茲以水平軸來思考如何可能脫離於垂直組織由上而下的層級化,例如上帝統攝眾生,或是國家意志組織人民生存。巴迪烏批評德勒茲為了抵制上下層級的統攝,而陷入了水平式逃逸的固定思維,以「外部」對立「內部」,以開放相對於封閉,以逃逸路線顛覆垂直超驗的「一」,卻製造了水平模式的超驗(“horizontal” or virtual transcendence),而無法思考集合內可能發生獨一性與多數狀態變化的可能(“One, Multiple, Multiplicities” 79-80)。巴迪烏所提出的拓樸式集合空間內部的多維變化,便是不受限於垂直或是水平的向度,而強調集合中的內部更新。巴迪烏強調的是集合「內部」得以出現新集合或是新主體的可能性,而這個可能性發生於每一個主體的內部翻轉而出現的新思想。這個內部翻轉而出現的「徹底局部化」或是「徹底在地化」(radical localization),便是巴迪烏思考如何不被「整體」(global)的「一」所化約,如何不與國家共構,不依賴政黨,而朝向知性辯證的思想變化,也是他所指出的「普世性超驗」。巴迪烏指出,使思想逃脫「一」(the One)的局限,同時要避免再度建立總體性的模式,首先必須不與任何先驗價值結合,脫離於經驗層面的先驗決定邏輯,而使內在發生變化。這個在局部與整體之間無限的辯證運動,便是思想持續「一分為二」發生變化的基礎(“Eight Thesis”1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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