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維利里奧不斷地去戲劇化這種對立時，我卻跟他持相反的意見。我當時相信，至今也仍相信這種對立是很表面的。我將這方面的想法呈現在1987年於蓬皮杜的一個展覽里，它的題目是「未來的記憶」。

我認為標志著21世紀的是書寫屏幕的倍增，也就是說，與網絡和數據庫相聯的屏幕，我相信它們很快將會變成視聽的（而不只是書寫的）。我同時也肯定閱讀、書寫和記憶，也就是說，在閱讀和書寫過程中所產生的痕跡（就像伊瑟爾所說的，以及超越他所說的）會進一步革命化工業社會，在展覽的研究會里我也邀請了一些從事這項革命工作的研究員參與了討論。

打從這個展覽開始，我認為電腦以及它互動的屏幕，可以也必須成為一種詮釋學的裝置，這個裝置建基於注解的技術和貢獻性的編目技術，現在創新與研究所聯同…

所有東西都可以作為屏幕。我們首先是出於這一原因和作為這一原因，才生活於屏幕中間的，也就是說，從某種角度看我們從來如此。圖騰和過渡性對象，以至於戀物都是屏幕，也就是說隱藏起來的投射的支撐。

但是數碼屏幕，例如三星，或者亞馬遜和Netflix，這些屏幕都是電動的、電子的、光電子的，而且越來越多是觸摸性操作的，現在既支持又封堵著未來的總體，因為它本身就是虛無主義的實現，同時也是唯一容許想象超越這種虛無主義的實現的東西。因為它們成為了我所描述的數據經濟的底層的支柱，托馬斯·貝恩斯和安托尼特·胡芙華把這種數據經濟分析為算法治理術，數碼的屏幕同時支撐和阻礙了對未來的投射，這種投射，我將稱之為負人類的負熵性存在（être néguanthropique）：負人…

應中國美術學院視覺中國研究院、中國美術學院跨媒體藝術學院與網絡社會研究所的共同邀請，法國著名當代哲學家、蓬皮杜文化藝術中心文化創新發展總監與研究與創新學院院長，中國美術學院跨媒體藝術學院客座教授貝爾納•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於2016年3月17日至3月20日期間訪問中國美術學院，做為期四天的主題為「人類紀裡的藝術、差異與重復（Art, différence et répétition da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