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東西都可以作為屏幕。我們首先是出於這一原因和作為這一原因，才生活於屏幕中間的，也就是說，從某種角度看我們從來如此。圖騰和過渡性對象，以至於戀物都是屏幕，也就是說隱藏起來的投射的支撐。

但是數碼屏幕，例如三星，或者亞馬遜和Netflix，這些屏幕都是電動的、電子的、光電子的，而且越來越多是觸摸性操作的，現在既支持又封堵著未來的總體，因為它本身就是虛無主義的實現，同時也是唯一容許想象超越這種虛無主義的實現的東西。因為它們成為了我所描述的數據經濟的底層的支柱，托馬斯·貝恩斯和安托尼特·胡芙華把這種數據經濟分析為算法治理術，數碼的屏幕同時支撐和阻礙了對未來的投射，這種投射，我將稱之為負人類的負熵性存在（être néguanthropique）：負人（neguantropos）。

也就好像海德格爾所說的，我們都是我們自身，因為這種如我們這般的存在，存在在一起，在一起存在，現在我們都被熵所佔據，我們作為所有屏幕上的貨真價實的投射者，如戈達爾所說的，正在威脅著自己，好像索福克勒斯在《安提戈涅》中重點想要說的詭異者（deinotaton）。因此，這種處於屏幕間的存在或者逆熵人類存在者，既是我們這一時代的特點，也應當成為我在一個人類學批判研討會中呼籲的「逆熵人類學「主題。

一切都正在變成屏幕，在這樣的一個技術-邏各斯情境中：「大數據」剝削我們在這些屏幕上生產的數據，這是一種由光的工業所引導的生成，也就是說，光速的工業，它構成了我與工業技術協會所稱的光時的經濟，它取代了碳時的經濟，例如，高頻率貿易的金融業，這一在各方面湧現、實現的書寫屏幕的生成過程，同時構成了兩種東西：

首先，它通過全面電腦化和自動化的系統構成一種威脅，這種系統利用屏幕傳送和接收的痕跡，而屏幕構成了各種各樣的界面：社交網絡的系統、用戶歸檔、智能型城市等等，通過它們截取以疏導「大量的數據」，然後用實時的（光速的）密集計算的技術來開發所謂的大數據。

其次，書寫屏幕的生成通過一種完全反思過的詮釋學構成了一種更新注解，重新連結「妙評」的機會，更新那種曾經促成歐洲的文字共和國的東西，與之再次連接，它通過將爭議作為它個體化的動態原則，可以構成了一個新的批判空間。

這些屏幕可以截取數據，因為它們既是書寫的屏幕也是各種各樣的「接收」：是訊息、娛樂、資訊、景觀、閱讀等的屏幕。這些都是互動的表面，它們構成了書寫的屏幕和閱讀的屏幕，然而在這些書寫屏幕上的書寫不全都是它們的擁有者有意為之，他們經常，或者說大部分時間都在參與這種自我-痕跡追蹤（auto -traçabilité），但卻渾然不覺。

屏幕（écran）和書寫（écrit），因為疊韻的關係，有時可以把我們帶到很遠，有時則相反，讓我們原地踏步。保羅·維利里奧（Paul Virilio）多年前便已將這兩者對立。我在那個時候跟保羅·維利裡奧有很多的交流，我知道得很清楚，他想要戲劇化他所相信的一種根本的對立：書寫的差異化時間，也就是書寫作為延異，與實時——那時候人們稱之為「新技術」、計算技術和互動性，在當時日常生活的各范圍出現——對立。但這種互動環境的「新」很快地就被淡化了，特別是在1993年4月萬維網出現之後。（2020-11-09 節選自 | 貝爾納·斯蒂格勒《人類紀裡的藝術》，許煜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