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維利里奧不斷地去戲劇化這種對立時，我卻跟他持相反的意見。我當時相信，至今也仍相信這種對立是很表面的。我將這方面的想法呈現在1987年於蓬皮杜的一個展覽里，它的題目是「未來的記憶」。

我認為標志著21世紀的是書寫屏幕的倍增，也就是說，與網絡和數據庫相聯的屏幕，我相信它們很快將會變成視聽的（而不只是書寫的）。我同時也肯定閱讀、書寫和記憶，也就是說，在閱讀和書寫過程中所產生的痕跡（就像伊瑟爾所說的，以及超越他所說的）會進一步革命化工業社會，在展覽的研究會里我也邀請了一些從事這項革命工作的研究員參與了討論。

打從這個展覽開始，我認為電腦以及它互動的屏幕，可以也必須成為一種詮釋學的裝置，這個裝置建基於注解的技術和貢獻性的編目技術，現在創新與研究所聯同Pharmakon.fr、工業技術協會正在開發這些技術。

我們認為今天要在簇擁的屏幕中體面地、有尊嚴地生活，有一個好的生活，一種積極的生活（vita activa），或者在貝恩斯以及胡芙華所描述的算法管理術下好好地生活，這就要求我們抓住由這些屏幕許諾的一個新的詮釋學時代，它們以網絡的形式操作，成為數據經濟強迫性的界面。然而，這些屏幕在現在這一刻，都只是熵性的，而非詮釋學的元素——而非我所生造的詞：負熵。

在這個紀元，這個世界的普遍的人類化（anthropisation）的紀元，形成了所謂的人類紀，其中有一個熵性的危險，這從對克里斯·安德森關於數據洪流以及谷歌開探數據的論述的深入分析中可以見得到了。安德森的論述解釋說我們不再需要理論和經驗，這個我們可以跟格林斯潘在國會的辯護比較，你們也可以在你們的屏幕上驗證一下。

當蘇格拉底通過塔穆斯的故事告訴斐多說，書寫同時保存和威脅記憶，他其實可以說書寫創造了記憶的屏幕，一個書寫屏幕，一個基底（subjectile），就像安托南·阿爾托所說的，以及德里達所評論的，一個基底（hypokeimenon），如果我們刻意扭曲一下這個希臘語的意思，一個實體：sub-stance（一個次體）。這個sub-stance，最後正是我所稱的第三持存，更准確地說，一種語法化和導致失憶的第三持存，就像是人類第一批屏幕所表現出來的，也就是說，舊石器洞穴里石壁上的繪畫。

馬克·埃茲馬認為這是電影歷史的開始，它看起來跟柏拉圖在《理想國》第七卷里描述的那一幕很接近。這種substance，它有不可化約的藥性。它作為屏幕的意義，首先是這種藥性的sub-stance是構成所有屏幕的東西，所有失憶的載體，它同時出現和隱藏，揭示和遮隱，就好像赫拉克利特所說的，我想要稱它為時代精神（Zeit Geist），也就是說懸擱的（épokhale）、歷史性的（geschichtlich）真理，它一直都是這些屏幕的真理，我想說的是這個時代的真理的屏幕，也是福柯所說的真理的制度（régime de vérité）的屏幕，它是一種對於真理問題的後尼采式理解：Alètheia、去蔽，也就是說，作為跨個體化的意義。

如上所述，我認為今天，我們必須在各方面和各種維度來探討數碼書寫屏幕，首先是從藥理性的角度，從蘇格拉底的角度，所有屏幕都可導致失憶，它遮隱，同時也引誘並讓人做夢——這可能是最主要的部分。

所有這些意味著藥讓我們思考，而今問題在於對藥本身的思考，因為它引起思考的同時也一樣可以妨礙我們思考，這不僅僅是說——如尼采所肯定的，以及德勒茲所重復的——愚昧令我們思考，而且是在另一個意義上：它不僅會妨礙思考，它甚至妨礙對思考之能力的培養，妨礙成為亞里士多德在《論靈魂》里面說的潛在心智（noetic potential）的可能性，只能通過間歇才通往思維行動的可能性，這種心智只能間歇通過行動成為現實的心智（noeticactuality），因為只有神能享受如此的特權。即是說，擁有永遠都處在現實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