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半年在中南美洲的旅行，好似從來沒有錯過一次印地安人的“趕集”。

常常，為了聽說某個地方的某一天會有大趕集，我會坐在長途公車裏跟人、動物、貨品、木頭擠在一車。有時膝上還抱著一個滿頭長虱子的小女孩。

雖然這種長途車很不舒服，可是為著趕集的那種快樂和驚喜，仍然樂此不疲的一站一站坐下去。

最長的一次車，坐了三天兩夜，沿途換司機，不換乘客。為著那次的累，幾乎快累死去，更可怕的是：他們不給人上廁所。…

今年的四月一日，朋友說，租了輛小貨車要由臺北南下到嘉義鄉間去收購民俗古董。我聽了心裏怦怦亂跳。看看記事簿，上面排得密密麻麻的活動，那些活動，等於一道一道繩子，將人五花大綁，動彈不得。有趣的是，這種沒事忙的瞎抓，偏偏叫做“活動”。用來把人綁住的事情，那來的好日子“活”，又那來的方圓給人“動”呢？

也許是被逼得太緊了，反抗之心便生。打了幾個電話，把那些待做的事改到下半年，不管電話那邊怎麽搶天呼地，我反正得到了自由。這一來，三整天沒有事做——哈哈。趕快跑到朋友處去，說想跟著下嘉義。我的朋友一聽，很驚訝我的放假，同時熱烈表示歡迎。我急著趕回去理些衣物，同時喊道：“收購老東西時我跟著你，一定不會搶。”…

這照片中的零零碎碎，只是收藏的小部份而已。大件的，例如非洲鼓、大木架石水漏、粗陶、大件石像、十八世紀的衣箱、腓尼基人沈船中撈起的巨型水瓶、遊牧民族的手織大地毯……都存在加納利群島一間鎖著的空房子裏。

其實，這幾年已經不很看重這些東西了。或說，仍是看重的，只是占有它們的欲望越來越淡了。

沒有人能真正的擁有什麽，讓美麗的東西屬於它自己吧，事實上它本來就是如此。

《紅樓夢》的《好了歌》說得多麽真切：終朝只恨聚無多，及到多時眼閉了，一般人不喜歡聽真切的話，所以最不愛聽好了歌。把玩這些美物的時候，常常覺得自己是一個守財奴，好了好了的在燈下不肯閉眼。

這個盒子是我在西柏林做一個窮學生時屋內唯一的裝飾。那一次，宿舍貼了海報，說有一趟去波蘭華沙的短日旅行，只要繳付五十塊馬克就可以參加。那時父親給我的生活費相當於兩百馬克，當然包括房租、夥食、車錢和學費。五十馬克雖然不多，可是它占去了我月支的四分之一。我咬咬牙，決心那個月只吃黑面包，每個星期天吃一個白水煮蛋，那麽這筆旅費就出來了。

去了華沙，冰天雪地的，沒有法子下車盡情的去玩，就去了一家手工藝品店。同行的同學買了一些皮衣和紀念品，我的口袋裏實在羞澀，看了好一會兒，才選了一個木頭盒子，不貴的，背後寫著“產於波蘭”。

這盒子一直跟著我到結婚，也沒什麽用，就將它放著。有一天，荷西跟我去淘破爛，發現了一個外表已經腐爛了的音樂匣，裏面的小機器沒有壞，一轉小把柄就有音樂流出來。我們帶回了那個音樂盒，又放了三五年。…

一件衣服，也可以算是收藏嗎？

不，應該不算收藏。它，是我的寶貝之一。

我的女友巴洛瑪，在西班牙文中，她名字的意思，就是“鴿子”。

巴洛瑪是我去撒哈拉沙漠時第一個認識的女朋友，也是後來加納利群島上的鄰居。她的先生夏依米，是荷西與我結婚時的見證人。

大漠裏的日子，回想起來是那麽的遙遠又遼闊，好似那些趕羊女子嘹亮的呼叫聲還在耳邊，怎麽十多年就這麽過去了。…

很多朋友看見我專收瓷臉做成的娃娃，總是不喜歡。他們說：“陽氣那麽重，看上去好似有靈魂躲在裏面一樣，根本不可愛，看了就是怕的感覺。”

真的，布臉娃娃是比較可親的，可是瓷臉人偶的那份靈氣，在布娃娃身上是找不到的。雖然我也覺得瓷臉人偶的表情甚而接近戲劇，那份怕的感覺我也有過聯想，可是偏偏去收集它們。一共有三十八個。

這一個瓷人精品，有一位女朋友忍痛割愛給我的，她是一位畫家，我們專愛這種尖銳美的面具、人形，放在房中小孩子來了都不肯近門，我知道孩子們不喜歡那種第六感。

瓷人放在臺灣的家中很久，沒有一個角落配得上它，因為它太冷。我只好把它放在盒子裏了。…

為了這張圖片，前兩天去了一趟洛杉磯中國城，站在書店翻看了一本《撒哈拉的故事》，在那本書第兩百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頁上明明記錄了石像如何到我手中的來龍去脈，因為略說不足，就提起了這本書，不再在此敘述了。

當初得到時一共是五個，其中一個送給了一位通訊社的記者，另一個給了我的堂嫂沈曼，她在維也納。

這種石像，光憑視覺是不夠的，得遠視，得近觀，然後拿在手裏，用觸覺，用手指，慢慢品味線條優美的起伏，以及只有皮膚才能感覺出來的細微石塊凹凸。

這三個石像，不能言傳，只有自己用心體會。

深色鳥的眼睛比較死板了些，卻板得不夠拙，可是就線條來講，在我，是摸不厭它們的。…

一九八二年冬天，經過北極，轉飛溫哥華，經過溫哥華，抵達了大約生存著一千兩百萬人口的墨西哥城。

初抵墨西哥的大都會，又可以講西班牙語，心情上歡喜得發狂，因為不須再用英語了。

對於某些女人來說，墨西哥風味的衣飾可能完全不能適合於她們。可是在臺灣，就齊豫和我來說，這對民族風味的東西，好似是為我們定做的一樣。

抵達墨西哥，不過是一場長程旅行的首站，以後全部中南美洲都得慢慢去走。而我，身為一個女人，完全忘掉了這場長途旅行絕對不可以犯的禁忌，就是買東西。…

那時候，我們沒有房，沒有車，沒有床架，沒有衣櫃，沒有瓦斯，沒有家具，沒有水，沒有電，沒有吃的，沒有穿的，甚而沒有一件新娘的嫁衣和一朵鮮花。

而我們要結婚。

結婚被法院安排在下午六點鐘。白天的日子，我當日要嫁的荷西，也沒有請假，他照常上班。我特為來回走了好多次兩公裏的路，多買了幾桶水，當心的放在浴缸裏存著——因為要慶祝。

為著來來回回的在沙漠中提水，那日累得不堪，在婚禮之前，竟然倒在席子上睡著了。

接近黃昏的時候，荷西敲門敲得好似打鼓一樣，我驚跳起來去開門，頭上還都是發卷。…

有一年夏天回國，全家人一共十六口，擠在大弟的小巴士車裏去淡水吃海鮮。

團體行動本來就是拖拖拉拉的，加上我們這十幾個人年紀不同，步子跨得不一樣，興趣也不相投，因此走著走著，就散掉了。

說散掉了並不完全正確，反正水果行附近可以撿到媽媽、草藤店內能夠拉出姐姐、西裝櫥窗外站著爸爸、街角稍高的地方可以看見大弟滿臉的無可奈何——在數人。

我是屬於站在中藥鋪或者算命攤前面呆看的那種。不然就在廟口打香腸。

這種天倫之樂，其實並不在於團聚，而是到了某個地方，散開去各就各位才叫好玩。…

許多年前，當我還是一個十三歲的少年時，看見街上有人因為要蓋房子而挖樹，很心疼那棵樹的死亡，就站在路邊呆呆的看。樹倒下的那一霎間，同時在觀望的人群發出了一陣歡呼，好似做了一件值得慶祝的事情一般。

樹太大了，不好整棵的運走，於是工地的人拿出了鋸子，把樹分解。就在那個時候，我鼓足勇氣，向人開口、很不好意思的問，可不可以把那個剩下的樹根送給我。那個主人笑看了我一眼，說：“只要你拿得動，就拿去好了。”我說我拿不動，可是拖得動。

就在又拖又拉又扛又停的情形下，一個死愛面子又極羞澀的小女孩，當街穿過眾人的註視，把那個樹根弄到家裏去。父母看見當時發育不良的我，拖回來那麽一個大樹根，不但沒有嘲笑和責備，反而幫忙清洗、曬幹，然後將它搬到我的睡房中去。…

朋友常常笑我，說我的家等於卡夫卡書中的“城堡”，輕易不請人去，可說永遠也不給人進去，總結一句話：“管得好緊。”

每聽這種話，總是笑著說：“噯，沒有碗給你們吃飯呀！”

等到有一次由民生東路的房子移到現在定居的家來時，搬家工人對我說：“小姐，你的碗怎麽那麽多呀？才一個人。”方才發覺，自己的碗盤實在太多了，如果客人肯用這種粗碗吃飯，請上十幾二十個人根本沒有問題。

奇怪的是，一直把這些東西看成寶貝，反而忽略了它們的實用價值。這就失之太癡，也不合自然。…

有一年，我從歐洲回到臺灣去，要去三個月，結果兩個月滿了母親就要趕我走，說留下丈夫一個人在遠方太寂寞了。我先生沒有說他寂寞，當他再見我的時候。

小小的房子裏，做了好多格書架，一只細細木條編的鳥籠，許多新栽的盆景，洗得發亮的地，還有新鋪的房頂，全是我回臺後家裏多出來的東西。然後，發現了墻上的銅盤。

照片裏的銅盤放橫了。如果細細去找，可以發現上面有字，有人的名字，有潛水訓練班的名字，有船上的錨，有潛水用的蛙鞋，還有一條海豚。…

深夜的街道斜斜的往上通，她的攤子有一支蠟燭在風裏晃。天冷，地勢海拔四千公尺，總是冷的，尤其在夜裏。我停下來買一條煎魚，魚是煎好的，放在報紙下面，印第安女人很自然的要將魚放回到油鍋內再熱給我。看到地上紙盒子裏還睡著一個娃娃，不忍她為了我一點小生意再麻煩，再說玻利維亞的首都拉巴斯當時是要戒嚴的，我催著她要付錢，說冷魚也很好吃，快賣了給我收收攤子回去吧！那個女人仍然要給我煎，一面下鍋一面問我幾點了，我告訴她，她起身緊了一緊披風，急著收攤子背娃佳，就在那時候，我發現她的身上、胸口，晃動著兩只銀色的魚，是晃動的，好似在遊著一般閃閃發光。我忍不住伸手摸了一摸。“你賣不賣這對魚？”問著自己先臉紅了。那女人楞了一下，怕我反悔似的急急的說：“賣的，賣！”唉，我是個討厭的人，利用了別人小小的貧窮。我們雙方都說不出這雙銀魚該付多少錢才好，對著微笑，都很不好意思，最後我說了價，問她夠不夠，她急忙點頭怕我要反悔，急著將銀魚從自己身上拿下來，魚下來了，夜風一吹，吹掉了她沒有別針的披風。…

它叫“布各德特”（“特”的尾音發得幾乎聽不見，只是輕微的頓一頓而已）——在阿拉伯哈撒尼亞語中的名稱。

不是每一個沙漠女人都有的，一旦有了，也是傳家的寶貝，大概一生都掛在胸前只等死了才被家族拿去給了女兒或媳婦。

那時候，我的思想和現在不大相同，極喜歡擁有許多東西，有形的，無形的，都貪得不肯明白的。

一九七三年我知道要結婚了，很想要一個“布各德特”掛在頸上，如同那些沙漠裏成熟的女人一樣。很想要，天天在小鎮的鋪子裏探問，可是沒有人拿這種東西當土產去賣。…

西班牙是一個天主教國家，雖然人民擁有信仰的自由，可是世代家傳，幾乎百姓都是天主教。我本身雖然出自基督教的家庭，可是跟天主教一向很親近，也是看佛經的人，並不反對天下任何以“愛”為中心的任何宗教。

在西班牙的家庭裏，每一個已婚婦人，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在床上的墻壁掛上一大串玫瑰經的念珠。

當我也結了婚以後，很喜歡也有一串那麽大的念珠，把它掛在墻上，一如每一個普通的家庭。

可是我們住在以回教為主的沙漠裏，這串念珠不好找。

等到我們夫婦回到馬德裏公婆家去時，我每天幫婆婆鋪她和公公的床，總是看見那麽一大串珠子掛在墻上。…

雙魚左下方的一個大別針來源得自一場爭執，老媽媽在市場坐著曬太陽織毛襪子，我經過，拍了一張她的照片。老媽媽反應快，去叫著罵人，被罵了，我一直道歉，不敢走，那是在秘魯的古城“古斯哥”火車站前的市場裏，她叫我買一雙毛襪子做賠償——照片費，我看那些襪子尺寸都太大了，不肯買，雙方都有氣，又是笑著罵著氣著的，一看她的身上，那個披肩正中用這一只“狗和花環”的老別針紮著，便不吵了，搬了個板凳坐下來與她打商量，坐到太陽都偏西了，我的手上多了一雙大毛襪子加這只極美的狗別針。老媽媽是最厲害的一個商人，她很兇，而且會說話，包括別針中間掉了一顆彩石都有理由——不然別人不當它是全新的？掉了一顆才知道是古董。老媽媽會用字，她知道文化人找的是古董，這也是她叫的——叫我文化人。我猜，她是個富人，不至只有這一個老別針的，再說，她要的價格是很高的，可以買一隻小羊不再編襪子了。

去年春天，我在美國西雅圖附近上學，聽說住在臺灣的父母去泰國旅行，這一急，趕快撥了長途電話。

泰國其實全家人都去過，因為它的異國風情太美，總有人一有機會就去走一趟。我的父母也不是第一次去，可是他們那一回要去的是清邁。

照片中的項圈在臺北就有得買，只是價格貴了很多。看了幾次都沒舍得買，倒是齊豫，唱《回聲》的她，在臺灣南部一同旅行時，很慷慨的借了好幾次給我掛。那是前年，赴美之前的事情了。

聽說媽媽要去清邁，那兒正好是這種項圈出產的地方，當然急著請求她一定要為我買回來，而且要多買幾副好放著送人。…

它們一共是三隻手環，第一年的結婚日，得了一隻，是左圖上單獨平躺的那隻。尺寸小，合我的手腕，不是店裏的東西，是在撒哈拉沙漠一個又一個帳篷裏去問著，有人肯讓出來才買下來的。

很愛它，特別愛它，沈甸甸的拿在手中覺得安全。後來，我跟我的先生說，以後每年都找一個給我好不好。可是這很難買到，因為這些古老的東西已經沒有人做了。第二年的結婚紀念我又得了一個，第三年再一個，不過它們尺寸大了些，是很辛苦找來的。於是我總是將大的兩只先套進手腕中去，最外面才扣那只小的，這樣三只一串都不會滑落。在撒哈拉沙漠一共三年，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