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花是如此高尚的一種花，宋朝周濂溪贊它出汙泥而不染。它的每一部分又都可以吃。有如一位隱士，有出塵的高格，又有濟世的胸懷。所以吃蓮花也不可認為是煞風景的俗客，而調冰雪藕，更是文人們暑天的韻事。新剝蓮蓬，清香可門，蓮心可以泡茶，清心養目，蓮梗可以作藥。詩人還想拿藕絲制衣服。有詩雲：“自制藕絲衫子薄，為憐辛苦赦春蠶。”如果真有藕絲衫，一定比現代的什麽“龍”都柔軟涼爽呢。倒是荷衣確是隱者之服，詞人說：“新著荷衣人未識，年年江海客。”我想只要能泛小舟徜徉於荷花叢中，也就是遠離煩囂的隱士了。…

我生長在杭州，也曾在蘇州住過短短一段時期。兩處都被稱為天堂，可是一樣天堂，兩般情味。這也許因為“錢塘蘇小是鄉親”，杭州是我的第二故鄉，我對它格外有一份親切之感。平心而論，杭州風物，確勝蘇州。打一個比喻，居蘇州如與從名利場中退下的隱者相處，於寂寞中見深遠，而年輕人久居便感單調少變化。住杭州則心靈有多種感受。由湖似明眸皓齒的佳人，令人滿懷喜悅。古寺名塔似遺世獨立的高人逸士，引人發思古幽情。何況秋月春花，四時風光無限，湖山有幸，靈秀獨鐘。可惜我當時年少春衫薄，把天堂中歲月，等閑過了。莫說舊遊似夢，怕的是年事漸長，靈心遲鈍，連夢都將夢不到了。因此我要從既清晰亦朦朧的夢境中，追憶點滴往事，以為來日的印證。若他年重回西湖，孤山梅鶴，是否還認得白髮故人呢？

居近湖濱歸釣遲…

母親年輕的時候，一把青絲梳一條又粗又長的辮子，白天盤成了一個螺絲似的尖髻兒，高高地翹起在後腦，晚上就放下來掛在背後。我睡覺時挨著母親的肩膀，手指頭繞著她的長發梢玩兒，雙妹牌生發油的香氣混著油垢味直薰我的鼻子。有點兒難聞，卻有一份母親陪伴著我的安全感，我就呼呼地睡著了。…

農村的新年，是非常長的。過了元宵燈節，年景尚未完全落幕。還有個家家邀飲春酒的節目，再度引起高潮。在我的感覺裏，其氣氛之熱鬧，有時還超過初一至初五那五天新年呢。原因是：新年時，註重迎神拜佛，小孩子們玩兒不許在大廳上、廚房裏，生怕撞來撞去，碰碎碗盞。尤其我是女孩子，蒸糕時，腳都不許擱住竈孔邊，吃東西不許隨便抓．因為許多都是要先供佛與祖先的。說活尤其要小心，要多討吉利，因此覺得很受拘束。過了元宵，大人們覺得我們都乖乖的，沒闖什麽禍，佛堂與神位前的供品換下來的堆得滿滿一大缸，都分給我們撒開地吃了。尤其是家家戶戶輪流的邀喝春酒，我是母親的代表，總是一馬當先，不請自到，肚子吃得鼓鼓的跟蜜蜂似的，手裏還捧一大包回家。…

我自幼因先父與塾師管教至嚴，從啟蒙開始，讀書必正襟危坐，面前焚一炷香，眼觀鼻，鼻觀心，苦讀苦背。桌面上放十粒生胡豆，讀一遍，挪一粒豆子到另一邊。讀完十遍就捧著書到老師面前背。有的只讀三五遍就瑯瑯地會背，有的念了十遍仍背得七顛八倒。老師生氣，我越發心不在焉。肚子又餓，索性把生胡豆偷偷吃了，寧可跪在蒲團上受罰。眼看著裊裊的香煙，心中發誓，此生絕不做讀書人，何況長工阿榮伯說過：“女子無才便是德。”他一個大男人，只認得幾個白眼字（家鄉話形容少而且不重要之意），他不也過著快快樂樂的生活嗎？

但後來眼看五叔婆不會記賬，連存折上的數目字也不認得，一點辛辛苦苦的錢都被她侄子冒領去花光，只有哭的份兒。又看母親顫抖的手給父親寫信，總埋怨辭不達意，十分辛苦。父親的來信，潦潦草草，都請老師或我念給她聽，母親勸我一定要用功。我才發憤讀書，要做個“才女”，替母親爭一口氣。…

一清早，掀開窗簾看看，窗上已撒滿了水珠；啊，好極了，又是個下雨天。雨連下十天、半月、甚至一個月，屋裏掛滿萬國旗似的溼衣服，牆壁地板都冒著溼氣，我也不抱怨。雨天總是把我帶到另一個處所，在那兒，我又可以重享歡樂的童年。

那時在浙江永嘉老家，我才六歲，睡在母親暖和的手臂彎裏。天亮了，聽到瓦背上嘩嘩的雨聲，我就放了心。因為下雨天長工們不下田，母親不用老早起來做飯，可以在熱被窩裏多躺會兒。我捨不得再睡，也不讓母親睡，吵著要她講故事。母親閉著眼睛，給我講雨天的故事：有個瞎子，雨天沒有傘，一個過路人見他可憐，就打著傘送他回家。瞎子到了家，卻說那把傘是他的。他說他的傘有兩根傘骨是用麻線綁住，傘柄有一個窟窪。說得一點也不錯。原來他一面走一面用手摸過了。傘主笑了笑，就把傘讓給他了。

我說這瞎子好壞啊！…

我出生長大在簡樸的農村，童年時與小朋友們的玩樂，只有在後院踢毽子，或在長廊裡滾鐵環。後院是長工伯伯曬穀子和乾菜的地方，長廊是媽媽晾衣服的地方。我們一不小心常踩到穀子，或碰倒了竹桿，長工伯伯就會大聲地喊：「走開走開，到外面放風箏去。」可是放風箏要迎著風跑，不小心踩一腳的牛糞，害忙碌的媽媽又得為我洗腳換鞋襪。因此媽媽總是輕聲輕氣地對我說：「小春呀，去後河邊看小火輪吧，小火輪快到了。」但是，從我家到後河邊要走一大段狹窄的田埂路，我膽子小，總要等阿榮伯忙完田裡的事，才能帶我去。…

我讀高一時的英文課本，是奧爾珂德的和《小婦人》，讀到其中馬區夫人對女兒們說的兩句話：“眼因流多淚水而愈益清明，心因飽經憂患而愈益溫厚。”全班同學都讀了又讀，感到有無限啟示。其實，我們對那時的少女情懷，並未能體會什麽是憂患，只是喜愛文學句子本身的美。

又有一次，讀謝冰心的散文，非常欣賞“雨後的青山，好像淚洗過的良心”。覺得她的比喻實在清新鮮活。記得國文老師還特別加以解說：“雨後的青山是有顏色、有形象的，而良心是摸不著、看不見的。聰明的作者，卻拿抽象的良心，來比擬具象的青山，真是妙極了。”經老師一點醒，我們就盡量在詩詞中找具象與抽象對比的例子，覺得非常有趣，也覺得在作文的描寫方面，多了一層領悟。…

忙完了一天的家務，感到手膀一陣陣的酸痛，靠在椅子裏，一邊看報，一邊用右手捶著自己的左肩膀。兒子就坐在我身邊，他全神貫註在電視的熒光幕上，何曾註意到我。我說：“替我捶幾下吧！”

“幾下呢？”他問我。

“隨你的便。“我生氣地說。

“好，五十下，你得給我五毛錢。”

於是他幾拳在我肩上像擂鼓似地，嘴裏數著“一、二、三、四、五……”像放聯珠炮，不到十秒鐘，已滿五十下，把手掌一伸：“五毛錢。”…

農村的新年，是非常長的。過了元宵燈節，年景尚未完全落幕。還有個家家邀飲春酒的節目，再度引起高潮。在我的感覺裏，其氣氛之熱鬧，有時還超過初一至初五那五天新年呢。原因是：新年時，註重迎神拜佛，小孩子們玩兒不許在大廳上、廚房裏，生怕撞來撞去，碰碎碗盞。尤其我是女孩子，蒸糕時，腳都不許擱住竈孔邊，吃東西不許隨便抓．因為許多都是要先供佛與祖先的。說活尤其要小心，要多討吉利，因此覺得很受拘束。過了元宵，大人們覺得我們都乖乖的，沒闖什麽禍，佛堂與神位前的供品換下來的堆得滿滿一大缸，都分給我們撒開地吃了。尤其是家家戶戶輪流的邀喝春酒，我是母親的代表，總是一馬當先，不請自到，肚子吃得鼓鼓的跟蜜蜂似的，手裏還捧一大包回家。…

記得讀過一篇文章“旱煙袋的家法”，作者寫她老家東北鄉下，十六八歲未出閣的姑娘，就會吸旱煙。如同今天的青少年吸香煙似的。我也想起童年時在故鄉，每年正月裏，住在鄉僻山中的舅媽來我家做客，身上總是掛著旱煙管、煙袋。舅媽說她做姑娘時就偷偷地抽爸爸的旱煙，只是不敢給大人看到就是了。…

我的故鄉是離城三十裏的一個小村莊一一瞿溪。瞿溪風俗淳厚，而對於城裏人的禮儀、衣著，卻非常羨慕而且極力模仿。在結婚大典中，“坐筵”可說是中心節目，儀式之隆重不亞於城鄉，只是排場不及他們豪華就是了。

父親當年在杭州做過一任“大官”，我又是他的獨養女兒，因此地方上不論什麽人家辦喜事，都要用轎子把我這位“潘宅大小姐”請去撐場面。尤其是坐筵，更少不了我。本來，被請作坐筵客的，必須具備一個最重要的條件，那就是姑娘要長得十分標致，年齡在十四五左右，已經定了親，在半年內就要“做新婦”的最合標準。而我呢?小時候明明是個塌鼻子、鬥雞眼兒的醜小鴨，年紀還不滿十一歲。只因是“官家之女”，這只醜小鴨也就成了坐筵席上的貴賓了。…

母親在忙完一天的煮飯，洗衣，餵豬、雞、鴨之後，就會喊著我說：「小春呀，去把媽的書拿來。」

我就會問：「哪本書呀？」

「那本橡皮紙的。」

我就知道媽媽今兒晚上心裡高興，要在書房裡陪伴我，就著一盞菜油燈光，給爸爸繡拖鞋面了。…

這是一個恍如隔世的年代，在這個年代裏，真愛難求，情短路長。在此只能對你說，你是我今生最浪漫的開始和結束，我的眼裏滿是蒼茫，前路無法預測，但不管歲月之舟在那裏沈沒，你始終都是我最初的等待和最永久的記憶 一生不變。面對你，面對愛情，我不是在遊戲，我一直在積贊更愛你的勇氣。 ——神丐

每當我在窗前掛起那盞紅紗燈時，在我鍵盤有規律的回響裏總有小佳那亮麗的流浪，我心中流淌的那種甜蜜猶如一枚熟透的果子懸掛在我記憶的枝頭，突然有人扣門，進來的是阿淑，一縷青絲一縷絲衣身影輕盈如仙女下凡，她把那一本厚厚的書輕輕的放在我的面前說：你要的人生的痛苦我給你帶來了。望著她那一身飄出夏日風情的短裝，我覺的阿淑有一種在心裏塑造的近 似於飄渺的美，每次看到她總能在她的身上看到小佳的影子。…

母親在忙完一天的煮飯，洗衣，餵豬、雞、鴨之後，就會喊著我說：「小春呀，去把媽的書拿來。」

我就會問：「哪本書呀？」

「那本橡皮紙的。」

我就知道媽媽今兒晚上心裡高興，要在書房裡陪伴我，就著一盞菜油燈光，給爸爸繡拖鞋面了。…

記得五歲的時候，我與長我三歲的哥就開始收集各色各樣的香煙片了。經過長久的努力，我們把《封神榜》香煙片幾乎全部收齊了。我們就把它收藏在一只金盒子裏——這是父親給我們的小小保險箱，外面掛著一把玲瓏的小鎖。小鑰匙就由我與哥哥保管。每當父親公餘閑坐時，我們就要捧出金盒子，放在父親的膝上，把香煙片一張張取出來，要父親仔仔細細給我們講畫面上紂王比幹的故事。要不是嚴厲的老師頻頻促我們上課去，我們真不舍得離開父親的膝下呢！…

我心中一直有一對手鐲，是軟軟的十足赤金的，一只在我自己手腕上，另一只套在一位異姓姐姐、卻親如同胞的手腕上。

她是我乳娘的女兒阿月，和我同年同月生，她是月半，我是月底，所以她就取名阿月。母親告訴我說：周歲前後，我們這一對“雙胞胎”就被擁抱在同一位慈母懷中，揮舞著四只小拳頭，對踢著兩雙小胖腿，吮吸豐富的乳汁。

是因為母親沒有奶水，便把我托付給三十裏外鄰村的乳娘。吃奶以外，我們每天一人半個鹹鴨蛋，一大碗厚粥，長得又黑又胖。一歲半以後，伯母堅持把我抱回來，不久就隨母親被接到杭州。這一對“雙胞姊妹”就此分了手。臨行時，母親把舅母送我的一對金手鐲取出來，一只套在阿月手上，一只套在我手上，母親說：“兩姊妹都長命百歲。”…

一個冬日的黃昏，南京東路一百二十巷中李宅的門口，有一位老婦人停了下來，她擡起頭，覷起眼睛，望著李宅那兩扇朱漆剝落，已經沁出點點黴斑的檜木大門，出了半天的神。老婦人的背脊完全佝僂了，兩片崚贈的肩胛，高高聳起，把她那顆瘦小的頭顱夾在中間；她前額上的毛發差不多脫落殆盡，只剩下腦後掛著一撮斑白的發髻。老婦人的身上，披著一件黑色粗絨線織成的寬松長外套，拖拖曳曳，垂到了她的膝蓋上來。她的身軀已經幹枯得只剩下一襲骨架，裹在身上的衣服，在風中吹得抖索索的。她的左手彎上，垂掛著一只黑布包袱。…

一個深冬的午後，臺北近郊天母翁寓的門口，一輛舊式的黑色官家小轎車停了下來，車門打開，裏面走出來兩個人。前面是位七旬上下的老者，緊跟其後，是位五十左右的中年人。老者身著黑緞面起暗團花的長袍，足登一雙絨布皂鞋，頭上戴了一頂紫貂方帽，幾絡自發從帽沿下露了出來，披覆在他的耳背上，他的兩頤卻蓄著一掛豐盛的銀髯。老者身材碩大，走動起來，胸前銀髯，臨風飄然，可是他臉上的神色卻是十分的莊凝。他身後那位中年人穿了一身深黑的西服，系著一根同色領帶。他戴了一副銀絲眼鏡，頭發也開始花白了，他的面容顯得有點焦黃疲憊。老者和中年人一走近大門，裏面一個蒼老的侍從老早打開了門，迎了出來，那個侍從也有六十開外了，他穿著一身褪了色的藍布中山裝，頂上的頭發已經落盡，背卻佝僂得成了一把彎弓，他向老者和那位中年人不停的點著頭說道：

“長官回來了？雷委員，您好？”…

當臺北市的鬧區西門町一帶華燈四起的時分，夜巴黎舞廳的樓梯上便響起了一陣雜沓的高跟鞋聲，由金大班領隊，身後跟著十來個打扮得衣著入時的舞娘，綽綽約約的登上了舞廳的二樓來，才到樓門口，金大班便看見夜巴黎的經理童得懷從裏面竄了出來，一臉急得焦黃，搓手搓腳的朝她嚷道：

“金大班，你們一餐飯下來，天都快亮嘍。客人們等不住，有幾位早走掉啦。”

“喲，急什麽？這不是都來了嗎？”金大班笑盈盈的答道。“小姐們孝敬我，個個爭著和我喝雙杯，我敢不生受她們的嗎？”金大班穿了一件黑紗金絲相間的緊身旗袍，一個大道士髻梳得烏光水滑的高聳在頭頂上；耳墜、項鏈、手串、發針，金碧輝煌的掛滿了一身，她臉上早已酒意盎然，連眼皮蓋都泛了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