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主角K向警察局上司詢問應該如何處置他們發現的重大秘密時，上司下達指令，要求K湮滅一切可以證明複製人繁衍能力的證據，包括那個被「生下」的孩子。本來應該對於指令沒有任何遲疑的複製人K卻感到猶豫，他說：「我從未殺過任何被生下來的東西。」

1970年日本機器人專家森政弘提出了「恐怖谷理論」，當人形機器人與人類相似性到達某一個特定程度，顯得相像卻又明顯可以判別他們的不和諧感，人類對人型機器人的好感會大幅降低。當人類得以生化技術「製造」一種有血有肉的「複製人」（Replicant）時，在電影中的呈現，早就跨越了那個恐怖的低谷。對我來說，去想像人類自己製造的另外一種物種能夠自行繁衍，是另外一個階段的恐怖谷。

然若我們去否認另外一個能夠思考，能夠感覺，擁有感情且能夠回應人的感情的「物種」的存在價值，視其如糞土，可以被隨意地「退役」，這肯定是不道德的。

維勒納夫導演只在某些科幻設定上留下縫隙，對於科幻題材所提出的議題卻沒有保留地給出自己認為的答案。當人類有能力「製造」具有感情和思考能力的「複製人」的時候，我們也必須承認他們做為「人」的資格，這點無庸置疑。而令人羞愧的是，人類族群總是以踐踏少數作為「進步」的動力，我們否認「它們」是人，我們必須不斷用堂皇的藉口去「製造」不同種類的奴隸，以供人類「使用」。

電影中，複製人製造者華勒斯，用他冷酷的口吻指出了這個殘忍的事實，即使奴隸也會繁衍，即使奴隸想要自由。

這裡有點超出電影本身要探討的議題，算是一種延伸的思考。

嬌伊，說你想聽的，那就是愛了嗎？

「嬌伊／Joi」（Ana de Armas飾）是電影中僅次於K的重要角色，作為「女主角」，她／它其實是虛擬的人工智慧情人，概念幾乎等同於《雲端情人》（Her，2014）。不同於《雲端情人》的高智慧，嬌伊「被設計」成為屬於使用者的愛人，依照你的意願，滿足使用者對情人的所有幻想。

我們可以看到電影中的嬌伊極盡普遍異性戀男性對女性幻想之能事，滿足所有的慾望，填補內心的空虛。這樣的原始設定使得喬伊這個角色顯得扁平化，如果把嬌伊與K之間的故事情節單獨抽出來看，更是老套無聊，十足地「好萊塢」。

可是如果我們隨着電影的敘事角度──也就是K的視角──進入他與嬌伊的感情世界中，得到的感受與《雲端情人》中瓦昆．菲尼克斯飾演的西奧多並無二致──我們對「她」的愛是絕對的真實，並不因為她是虛擬影像／聲音而有所減損。

K在執行完任務後回到警察局時，必須要接受某種「校準」的測試，方法是不斷以制式化的問題，沒有間斷，充滿壓迫地轟炸，並且必須跟着提示重複某些無感情的，令人焦慮的詞彙：囚牢，串連。

可是當K回到自己的公寓，帶給情人嬌伊驚喜的禮物：一個可以在任何地方投影的隨身裝置，讓嬌伊可以隨時跟在K的身邊陪伴，當K看着嬌伊高興的樣子自己也覺得滿足，那樣的情感表現，一反K在警局中的冷靜，不用等到後來他對上司說謊，就已經表現出作為一個「人」的真實情感。隨後，K帶着嬌伊到下着雨的天台上，在雨中擁吻，中途卻被電話打斷，使得K的投影出現極不自然的停頓，在雨中閃爍，當屬近年最「科幻」的電影鏡頭。

嬌伊的外貌設計甚至不具備個人化的設定，「她」的長相只有一種，使用者買回家的都是同樣一種「嬌伊」。有趣的是，當街頭的妓女隨K回家，喬伊利用與妓女的肢體同步，與K上床，隔天一早對妓女厲聲說道「I’m done with you.」下了逐客令，彷彿妓女是「被使用」的物件。而妓女反嗆嬌伊「你並沒有你自己想像的那麼特別。」這句話有兩個層面，第一是她指出嬌伊作為一種「商品」其實是可以被大量複製的，另外一個隱含的層面是：嬌伊其實有能力去想像自己是特別的。

回過頭，當嬌伊面對K，K總是對她說她是獨一無二的，當K問她要不要喝一杯咖啡，嬌伊笑了。那樣的互動，讓我對於兩「人」之間的「愛情」的真實性沒有任何懷疑──我當然可以去「愛」一個虛擬的對象，而「她」對我的愛也當然是真實的。然而在現實之中，我們為什麼總是去懷疑他人所展現出來的愛的真實性呢？

最後，當嬌伊被華勒斯的複製人手下「Luv」（Sylvia Hoeks飾）摧毀（或者說殺死？），K經歷了另外一番波折，決定要去解救戴克的決定性時刻，正是站在街頭，面對全裸的「嬌伊」的巨大虛擬投影廣告。

那是當K得知自己並不是「The One」，反抗軍領袖要求他去殺死戴克讓戴克犧牲，反抗軍領袖告訴K，「Dying for the right cause. It’s the most human thing we can do.」反抗軍領袖的說法留下了空隙：什麼才是「right cause」，一種「正確的」理由？誰來認定什麼是正確的？為了複製人反抗軍的大義去殺死戴克，讓戴克犧牲是一種正確的理由嗎？

然而K決定犧牲了自己解救了戴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