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年秋，我眼疾、胃病、神經衰弱並作，醫生囑我少用眼多休息。閑來無事，我就常到盧表叔公館去，跟一些同鄉故舊晤談。他們是盧公館的常客，他們中有開工廠的，有銀行家，有公務員，有商人，也有正在交易所中投機的。從他們那裏我聽到了很多，對於當時的社會現象也看得更清楚了。那時，正是蔣介石與馮玉祥、閻錫山在津浦線上大戰，而世界經濟危機又波及到上海的時候。中國的民族工業在外資的壓迫和農村動亂、經濟破產的影響下，正面臨絕境。為了轉嫁本身的危機，資本家加緊了對工人的剝削。而工人階級的鬥爭也正方興未艾。翻開報紙，滿版是經濟不振、市場蕭條、工廠倒閉、工人罷工的消息。我又時常從朋友那裏得知南方各省的蘇維埃紅色政權正蓬勃發展，紅軍粉碎了蔣介石多次的軍事圍剿，聲威日增。尤其彭德懷部紅軍的攻占長沙，極大的振奮了人心。這些消息雖只片段，但使我鼓舞。當時我就有積累這些材料，加以消化，寫一部白色的都市和赤色的農村的交響曲的小說的想法。…

我在小學校的時候，最喜歡繪畫。教我們繪畫的先生是一位六十多歲的國畫家。他的專門本領是畫"尊容"，我的曾祖的《行樂圖》就是他畫的，大家都說像得很。他教我們臨摹《芥子園畫譜》，於是我們都買了一部石印的《芥子園畫譜》。他說：“臨完了一部《芥子園畫譜》，不論是梅蘭竹菊，山水，翎鳥，全有了門徑。"

他從不自己動手畫，他只批改我們的畫稿；他認為不對的地方，就賞一紅杠，大書"再臨一次"。…

辛亥革命那年，我在K府中學讀書。校長是革命黨，教員中間也有大半是革命黨；但這都是直到K府光覆以後他們都做了"革命官"，我們學生方才知道。平日上課的時候，他們是一點革命色彩都沒有流露過。那時的官府大概也不註意他們。因為那時候革命黨的幌子是沒有辮子，我們的幾位教員雖則在日本留學的時候早把辮子剪掉，然而他們都裝了假辮子上課堂，有幾位則竟把頭發留得尺把長，連假辮子都用不到了。…

法國郵船公司的"小廣東"號據說是來往於香港海防①間第一等的船只。並不怎樣大，可是走的快。

頭等艙的"吸煙室"裏，有一只大菜櫥，下層權充"圖書館"，放著些法文書報，其中有一二本想來最受歡迎，書角都卷了，看書名仿佛是《安南②遊覽指南》之類，有幾幅海防風景的插圖。"吸煙室"壁上也掛有海防風景的照片，從照片看，海防也是美麗的呵！

①海防越南的重要港口城市。

②安南即越南。…

晚清左宗棠進軍新疆，沿途築路栽樹，其所植之柳，今尚有存者。那時湘人楊某（忘其名）曾有詩曰：

大將西征尚未還，湖湘子弟滿天山。

新栽楊柳三千裏，引得春風度玉關。…

“西蘭公路"在一九三八年還是有名的"稀爛公路"。現在（一九四○年）這一條七百多公裏的汽車路，說一句公道話，實在不錯。這是西北公路局的"德政"。現在，這叫做蘭西公路。…

在西北公路上，對於司機的稱呼，最好是這樣四個字：司機同志。如果稱他為"開車的"，那你便是不懂得"爭取技術人員"的冒失鬼。我看見過西北公路局的"司機管理規章"之類的文件，知道對於司機的教育工作，的確下了相當的註意。而我所遇到的一位，也的確很規矩，起知自愛自重，言談行舉都是受過點教育的派頭，——雖然有人說，我所坐的那輛車是特別車，因而那司機也是特挑的司機，但無論如何，能有好的挑得出來，總是差堪滿意的事罷。①

①參看本輯《風雪華家嶺》篇。那輛"專車"是為那個準活佛的大師專開的，但也賣票給有介紹信的客人，我是這樣坐上了這輛"專車"的。——1958年11月13日作者補志。…

蘭州雜碎

南方人一到蘭州，這才覺得生活的味兒大不相同。

一九三九年的正月，蘭州還沒有遭過轟炸，唯一漂亮的旅館是中國旅行社辦的"蘭州招待所"。三星期之內，“招待所"的大廳內，有過七八次的大宴會，做過五次的喜事，其中最熱鬧的一次喜事，還把"招待所"的空客房全部租下。新郎是一個空軍將士，據說是請準了三天假來辦這場喜事，假期一滿，就要出發，於是"招待所"的一間最大的客房，就權充作三天的洞房。

“招待所"是舊式房屋，可是有新式門窗，綠油的窗，紅油的柱子，真輝煌！有一口自流井，抽水筒成天katakata———地叫著。…

當我們和蘇聯外交部代表喀爾斯托可夫先生巡遊海參崴市街的時候，喀先生笑著對我說：“這是您來參觀的第一個地方了！"

“不！"我回答。"我所參觀的第一個地方是輪船斯摩爾納號！"當然，斯摩爾納號是可以視為蘇聯領土的一部分的—-無論在事實上或理論上。

海參崴的名聲很大，為了它在蘇聯極東邊疆的戰略地位。在十日上午，"斯摩爾納號"駛近港口的當兒，我曾懸想港口大概泊有艨艟巨艦，而天空大概有飛機翺翔。可是進了港口以後，出乎我的意外，港內竟那麽平靜，但見一片澄碧的海水和金黃耀眼的陽光。…

和喬治亞共和國京城梯俾利斯相距百多公裏，在海拔二千公尺的高原上，謙卑地蹲著那樸素的古列鎮。勤勞的人民遠在第五世紀建築了這一個鎮，他們大概夢想不到一千五百年後，會有無數異鄉的遊客懷著一顆虔敬的心來這裏訪問，只因為這裏是斯大林的故鄉，只因為這裏保存著斯大林所住過的一間小屋。

當我翻著那"來客留言簿"，看著那代表了歐，亞，非，美，澳五大洲的許多民族的多種不同語言的"題詞"，我的思潮忽而從現在跳到千五百年前，忽而又飛繞了地球一匝，我不知道為什麽我又想起這在萬裏外的我的朋友們和我的親人們來了。…

八月十二那天，中國大軍已經開到上海郊外；五十多小時內，京滬、滬杭兩路幾乎是完全供給軍運的。十二日一早，江灣區的幾個大學校倉皇搬移"校產"。它們應當再早一點搬的，可是據說因為在租界這一時找不到房子。

上海戰爭一定要爆發，到這時已經沒有疑問了。…

一點半又過二十分，拖帶我們這"無錫快"的柴油引擎小輪方才裝足了燃料，發出了第一次的馬達聲，和第一聲的汽笛。

我松了一口氣。為的終於要開船，而且為的小販們都紛紛上岸了。…

第一一封信

年青的朋友：

這算是我第一次寫信給你。寫幾千字的長信，在我是例外之例外；我從來沒有寫過一千字以上的長信，但此刻提起了筆，我就覺得手下這封信大概要很長，要打破了向來的記錄。原因是我今天忽然有了寫一封長信的興趣和時間。

朋友！你大概能夠猜想到這封信是在怎樣的環境下寫起來的罷？是在我的故鄉的老屋，更深人靜以後，一燈如豆之下！故鄉！這是五六萬人口的鎮，繁華不下於一個中等的縣城；這又是一個"歷史"的鎮，據《鎮誌》，則宋朝時"漢奸"秦檜的妻王氏是這鎮的土著，鎮中有某寺乃梁昭明太子蕭統偶居讀書的地點，鎮東某處是清朝那位校刊《知不足齋叢書》的鮑廷博的故居。現在，這老鎮起形衰落了，農村經濟破產的黑影沈重地壓在這個鎮的市廛。…

六月的斯德哥爾摩盛開著各種各樣的花。最惹人注意的是丁香。紫丁香和白丁香，花朵大而且密，可是不香。郁金香的艷紅的花朵也夠叫人流連。設想您面對著碧綠的海水，水那邊是樹木蒼翠，野草著花的山，山上有些紅瓦的小洋房，而在您身後，則是盛開的丁香，紫的白的丁香，在丁香樹下是兩三簇挺有精神的郁金香，——您就會想到，住在這個城市的普通人，不能不感覺到和平對他們的意義了。

六、七、八三個月，在斯德哥爾摩是所謂遊覽的季節。從歐洲，從南北美洲來的男女老少的遊客，把這個城市差一點要擠破了。

在我們所住的旅館裏（據說這旅館也是季節性的，它原本是工業高等學校的宿舍），有一幫拉丁美洲來的遊客；大概是他們乘用的一輛遊覽車，也許還是他們帶來的，車身上滿是文字和漫畫。他們是現在正度著五十壽辰的大詩人聶魯達的同鄉。…

我的祖母，是高家橋的大地主的小女兒。高家橋離烏鎮有百裏之遠，居民大多數姓高。祖母的父親在世時，雇傭許多長工，衣、食、住都求自產自給。長工們或種稻田，或種棉田。每年大規模飼蠶，繅絲都由長工們的妻女們做，但織成綢緞，只好用重金雇專門的技工。長工們還制作家用的木器，紡紗、織布。至於養雞、鴨，養豬，更不必說了。總之，一切都求自產自給。別人給他計算，他這自產自給的方法，要比向市上去買現成的，所花代價，高出一倍。然而祖母的父親樂此不疲。太平軍攻浙時，祖母的父親全家逃難，二十多年毫無消息。祖母估量他們在兵火中都死了。

祖母離農村，至今已有數十年，但仍不能忘懷於農村的生活。父親死後不久，祖母就要養蠶。但家裏人誰都沒有這個經驗，只有祖母從幼年就看慣，並且也自己參加。…

市商會通告各商店即日開市。

哦，開市了。然而南京路以及其他各路卻活現著一副尷尬的"市容"。大多數商店的大玻璃櫥窗，平常是爭奇鬥艷的，此時卻都釘上了毛坯白木板，咳，甚至還用了雜色的不知從什麽地方拆下來的舊料，好像一些披著麻布袋的叫花子。

究竟四大公司①以及其他頭等商號還識體，沒有背上那倒楣的"麻布袋"，只不過少開了幾個門。

①四大公司指當時上海最大的四家百貨公司：永安、先施、新新、大新。

幹麽要釘上那些木板呢？有人告訴我：防流彈。然而當真來了流彈的話，我很疑心那些薄脆木板未必能擋得住。…

從圖門站到延吉市（延邊朝鮮族自治州的首府），車行二小時。我有四、五年不回家鄉了，可是車行所見的"江南風光"，使我錯疑已在故鄉。啊，多麽美麗呀！綠油油的水田。拉犁的牛多麽壯健！它們不像我們家鄉的水牛，可是和華北、西北慣見的黃牛，好像也不一樣。延邊耕田少用馬，多用牛。自治州五個縣，二十萬坰耕地共有牛約十三萬頭（一九六二年計劃增加到十六萬頭），而馬呢，不過一萬五千匹。…

我們到了那有名的"天涯海角"。

從前我有一個習慣：每逢遊覽名勝古跡，總得先找些線裝書，讀一讀前人（當然大多數是文學家）對於這個地方的記載——題詠、遊記等等。

後來從實踐中我知道這不是一個好辦法。

當我閱讀前人的題詠或遊記之時，確實很受感染，陶陶然有臥遊之樂；但是一到現場，不免有點失望（即使不是大失所望），覺得前人的十分華贍的詩詞遊記騙了我了。例如，在遊桂林的七星巖以前，我從《桂林府志》裏讀到好幾篇詩、詞以及駢四儷六的遊記，可是一進了洞，才知道文人之筆之可畏——能化平凡為神奇。

這次遊"天涯海角"，就沒有按照老習慣，皇皇然作"思想上的準備"。…

一九二八年夏至一九三○年春，我在日本作亡命客。事隔半個世紀。當時在日本的見聞，大部分記不起來了。而且，為了維持自己在日本的生活以及仍在上海的家的開銷，不能不埋首寫作，投向國內的報刊，取得稿費。因此，就沒有時間遊覽，借此了解日本的風土人情。

但是，有一二件事，在我的塵封的記憶裏至今沒有褪色。姑且寫出來以為紀念。…

十九日下午三時接到我妻由上海拍給我的急電，報告魯迅先生逝世，促我速回上海，真如晴天一霹靂！我不能相信！雙十節下午，我到上海大戲院去看蘇聯名片《杜勃洛斯基》，恰好遇著魯迅先生和他夫人和孩子，我們坐在一處，談了好多話。雙十節離十九不過八天，我怎麽能夠相信會出了這樣大的亂子！

然而電文上明明寫著"周已故"，這"周"不是"大先生"還有哪個？不是他還有哪一個"周"能使我啟發急電來促我速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