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八年夏至一九三○年春，我在日本作亡命客。事隔半個世紀。當時在日本的見聞，大部分記不起來了。而且，為了維持自己在日本的生活以及仍在上海的家的開銷，不能不埋首寫作，投向國內的報刊，取得稿費。因此，就沒有時間遊覽，借此了解日本的風土人情。

但是，有一二件事，在我的塵封的記憶裏至今沒有褪色。姑且寫出來以為紀念。

我初到日本時，住在東京的一個旅館。但在神戶登陸乘火車到東京時，就有一個穿洋服的日本人（那時一般日本人都穿和服）用英語和我攀談，天南地北，不著邊際，但有一句話卻使我驚異，他說：“我久仰你的大名。"我到日本用的假名是方保宗，而此人卻說"久仰大名"，真把我弄糊塗了。我當時不置可否，就顧左右而言它。到東京住了旅館，剛把行李安置好，這個日本人又來拜訪了，說了些客套話後，忽然說：“你的真名是沈雁冰，筆名是茅盾，是個有名的革命黨和作家，我個人是十分欽佩你的。"這時，我才明白在火車裏第一次他來和我攀談時說的"久仰大名"這句話的意義了。當時我猜想他也許是日本的共產黨員，但也不與深談，只謙虛幾句又把話頭轉到一般的客套。這個日本人剛走，一個身穿和服的中國人（我那時穿的是洋服），叩門而進，一看，是熟人，陳啟修，"五四"時期的北大教授，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時期武漢《中央日報》的主筆，那時我是《漢口民國日報》的主筆，因是"同行"，常常來往。他本來是留學日本的，能說一口流利的日本話。他開門見山說：“我也住在這旅館，你如果有事要和旅館老板或下女打交道，我來當翻譯。"他又悄悄地說：“剛才來拜訪你的那個日本人是特高，專門調查流亡在日本的中國人的行動。你出去買東西、訪朋友，都有人釘梢。"我這才恍然大悟，這個日本人對我如此之"殷勤"之所以然。陳啟修又說：“我改名陳豹隱，特高也知道我的底細，也常來，不過，我到日本也是避難，不搞政治活動，隨他們怎樣調查罷。"我問他：“你為什麽也要避難。"我的意思是蔣介石並沒通緝他，何"難"須避？他笑了笑道：“在漢口時，我不是跟你說過，你們罵我是顧孟余的走狗，然而顧孟余並沒以走狗看待我。"這是指夏鬥寅叛變時，陳見顧詢問局勢如何，那時顧已買好到上海的輪船票，預備逃走，卻對陳說，夏鬥寅不堪一擊，武漢安如泰山。陳慨然說：“從那時期，我知道顧孟余早就不信任我，我也開始不信任顧孟余了。現在很難說，他們也許還把我當作共產黨員，所以我還是要避難，安全一些。”在和陳的談話中，知道他來日本已半年多，寫了一本短篇小說集，其中一篇名曰《醬色的心》，即以為小說集的總稱。他送我一本，說請"指教"。我說：“真想不到你這位鼎鼎大名的北京大學法科教授，竟然也寫小說。"他苦笑道：“聊以消閑。《醬色的心》，指武漢時代你我都認識的某些人，也指我自己。紅黑混合謂之醬色。某些人之所以為醬色是當時完全紅透的人對他們的看法，我之所以為醬色，是現在全黑的人們對我的看法。好罷，我就坦然受之，作為小說的題目。"

那時東京的銀座有夜市。這是道旁的地攤。就在人行道上鋪一方油布或者粗布，最簡陋者竟是幾張報紙，擺開了各式各樣的貨品，地攤的主人就坐在這些貨其中間，高聲叫賣。貨品有家用什物，兒童玩具，乃至舊書，日文的，英、法、德文的，還有中文的。這些攤位有大有小，據說要上稅，按其攤位之大小，稅亦多寡不一。運氣好的做成幾註生意；運氣壞的，沒有成交，那就不但白賠了數小時的聲嘶力竭的叫賣，也白賠了稅。我每次去逛夜市，看到冒著冷冽的夜風，堅持到午夜，以博蠅頭微利的人，就想到這個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就在這豪華的銀座，一邊有高貴的咖啡室、舞廳，一邊卻有這些可憐的攤販，這難道不是資本主義社會矛盾的表現麽？

可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怪現象還不止於此。我在報上看到這樣的報導：風化警察強奸了一個咖啡店的女侍者。什麽叫“風化警察"呢？原來是專門維持風化的特種警察，專門在公園，在什麽神社的院子裏，查考有沒有一對兒在作"有傷風化"的事。這恐怕是日本特有的"制度"罷？輸入而且模仿西方文明的日本畢竟還有"東方"的特色。因為，在日本那時，"戀愛"是自由的，但"野合"是犯法的。風化警察看到有"野合"的一對，就要帶這一對到警署，查問地址、職業，是否各有所屬，或者已訂婚而尚未嫁娶，或者是先行交易然後再論嫁娶。總之，麻煩得很，警官認為必要時，可以判拘押幾天或罰款若幹。這裏所講風化警察強奸了咖啡館女侍者的事，出在大都市的大阪。有一位"風化"警察特別忠於職守，經常整夜到處巡邏，維持"風化"。有一次，他在午夜三點鐘街頭既已人靜，公園、神社內連人影也沒有的時候，闖進一家已經打烊的咖啡店查看有沒有人在幹那有傷"風化"的事。果然，皇天不負苦心人，他在咖啡店樓上發現了並頭睡覺的一對兒。女的是該店的侍者，男的不知何許人。這被發現的一對兒申述了許多理由，又苦苦哀求，但"風化"警察是只認識"風化"，不知有"人情"的。他不問如何，命令這一對兒離開那咖啡店，說要帶到"本署"去。可是到了半路上，這位"風化"警察改變了主意，說男的可以不去，只要女的。這樣拆開了後，他自己就來扮演那已走的"男的"，當他的大嘴巴貼到女的臉上時，就挨了清脆的一掌，女的也轉身跑了，"風化"警察卻不肯罷休，追到一個小學的操場前，追上了，他發瘋似的把女的拖進操場，就在那裏強奸了她。這位"風化"警察努力要使女的"保守秘密"，但是無效，第二天，這個咖啡店女侍者告到警察署，自然也被報館裏知道了，於是"輿論"大嘩。沒有把強奸犯拘押起來的警署長官為了平息"輿論"，對各報記者說：“M是這裏的模範警察。這回的失態，也許是一時的錯誤，然而為紀律計，我們覺得還是罰他的好，卻不必張揚其事。我們已將他解職。"

這件事，引起了我這樣的感想：把一個人的職業派定為專門查問男女間的"穢褻"，事實上是引誘這個人去做"有傷風化"的事，但卻美化此職業的名稱曰"維持風化"，這真是對於人的本能的嘲弄，怎能怨得他不"失態"。這也是只有文明社會的統治者們才會想出來的"法律"。

大約是一九二九年春，我移居京都，火車中照例碰見那個特高，到京都住定後，也經常有特高登門拜訪，不過另是一個人了。我移居京都，因為老友楊氏夫婦①及高氏兄弟等其他一些朋友都早已住在京都，熟人多，熱鬧些；而且也因為京都生活費用便宜。楊氏夫婦和其他朋友不住旅館而住日本人出租的房子，這要比住旅館便宜。是在郊外，面臨小池，一排三四間，高氏兄弟住了兩間，我就和他們做鄰居。房東住在就近一間稍大的屋子。此地不臨馬路，門前池旁的小道，只有我們幾個中國人出來散步。不久，一個日本人和他的年青美貌的妻子，來住了這排房子的第四間，也和我們做了鄰居。男的約有四十歲，瘦瘠蒼老，狹長臉，和尚頭。這裏環境幽靜，遠處有一帶山峰，入夜，這山峰的最高的一座山的頂巔有像鉆石裝成的寶冕似的燈火。我遙望這些燈火，每每引起縹緲的想象。

①楊氏夫婦楊氏，指楊賢江，浙江余姚人。近代教育思想家。高氏兄弟，指高爾松、高爾柏。

這新來的一對鄰居，每天一早，丈夫就出去工作了，到天黑後好久才回來。那位美貌年青的妻子每天一早掃自己門前的路，也連帶掃我們門前的路。因為我們不善日語，只有含笑對她點頭，表示謝意。白天，這位芳鄰坐在自家門前的木板上，悄悄地，望著遠處沈思。我們私下議論，以為她的心境是寂寞的。而且日子稍久，更證明她的心境是寂寞的。因為，每逢賣豆腐的小販推著小車來到時，她買了豆腐後便絮絮地和他閑談。有時長達半小時。她也乘我們在小道上散步時做手勢表示她的對我們友好的情緒，可惜語言不通，彼此只能做手勢。我現在想起來，這位幽嫻、善良的日本少婦的面目還宛在目前。

在京都時，因為有了楊氏夫婦（楊能日語，但不甚流利）和高氏兄弟，也出去遊覽。我們到嵐山觀賞櫻花，也到近郊去看紅葉。春季觀賞櫻花，秋季看紅葉，是日本人民娛樂的節日。

但是打破了我那時的幽居清靜生活的，是報紙上登載的全家自殺的新聞。自殺的事，幾乎每天報上都有。最多是“情殺"：戀愛的年青的一對兒為了家庭的頑固，雙雙把衣袂邊接在一處，投水而死。這是對於頑固家庭的反抗。

但這次報上大登特登的全家自殺，卻叫人聽了十分難過，惋惜、同情、悲哀，種種情緒，絞在一處，使人心情久久難於平靜。

事情發生在東京。某甲患著肺結核病，已到晚期，他的二十八歲的妻子又是個十分歇斯底裏的女人。他們有七歲的女兒和五歲的兒子。因為覺得肺結核病沒有治好的希望了，丈夫和妻便商量自殺，妻也同意。三月十七日這天，丈夫絞殺了妻和兒女，可是他自己卻出門去浪遊。經過了整整的四十天，他忽然從某處打電話給他的在外交部工作的哥哥，說是已經殺了妻子和兒女。那個哥哥大概不相信真有其事（因為他的弟弟並不缺錢，況且本來有職業），置之不理。直到七月二十九日，哥哥到他弟弟家裏，才發現了四具腐爛的死屍。在女孩子的屍身旁，排列著許多"人形"，很正式地按照女孩們玩的"人形"祭的規矩。這是自殺的父親對於他的女兒的最後一點慈愛之意。據說在五月二十日那天，這位肺病的父親還在他的銀行存款裏支取了一千五百元，因而推想他的終於自殺至早在五月二十日以後。

這位自殺的人也許認為，一個人既然不能很好地工作，不能有意義地生活，還不如死去。他可能由於這種思想而選擇了自殺的道路。但，自殺究竟是消極的，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而使我更加不能理解的是為什麽連兩個孩子也都絞死了呢？可能因為他倆覺得自己死後，兩個孩子也活不下去，倒不如一起死了幹凈。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兩個孩子的命運確實會是悲慘的。

有一件小事，使我印象極深。那是出門遇雨，到任何一家小雜貨店求借一把雨傘時，總是承蒙店主人慨然允諾。大都是用很蹩腳的日語說明要借一把雨傘，明天奉還不誤。這件小事，說明日本人民對中國人的友好和信任，而且態度謙恭，跟我當時在上海所見到的日本浪人，完全不同。

這些五十多年的往事，使我今天回憶時，感到猶如昨日，感到我在日本作亡命客的一年多時間，曾無身居異國之感，深感日本人民對中國人民的友好情誼，這意義是重大的。

現在中日兩國人民的友誼到了個新階段了，祝願我們兩國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附註〕因為是五十多年前的事情，我的記憶可能有錯誤。希望對於五十年前的日本風土人情很了解的日本朋友和中國朋友不吝賜教。

1979年5月10日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