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日下午三時接到我妻由上海拍給我的急電，報告魯迅先生逝世，促我速回上海，真如晴天一霹靂！我不能相信！雙十節下午，我到上海大戲院去看蘇聯名片《杜勃洛斯基》，恰好遇著魯迅先生和他夫人和孩子，我們坐在一處，談了好多話。雙十節離十九不過八天，我怎麽能夠相信會出了這樣大的亂子！

然而電文上明明寫著"周已故"，這"周"不是"大先生"還有哪個？不是他還有哪一個"周"能使我啟發急電來促我速歸？

然而我卻因為痔瘡發作，臥在床上動不得。我恨極了這一次忙裏偷閑的旅行！我發了個回電。仍舊希望第二天早上能夠勉強就道，夜裏我躺在床上，回憶著雙十節和魯迅先生在上海大戲院裏的談話，又回憶著十月二日（或三日）我和G君到魯迅先生家裏給他拍照那一個下午的談話，又痛苦地猜想這次的"晴天霹靂"的來由。憑那兩次最後的晤面，我不能相信魯迅先生會突然於十九日逝世，雖然和G君去訪他那一次回來時，君在車中對我說：“今天看見魯迅的面色和G精神比我意想中好些，可是他若不趕緊轉地療養，總是危險。"我又記起史沫特萊女士在八月初離上海去避暑時，也對我說：“他此時雖然好的多了，可是靠不住，一定要轉地療養！他自己總說不要緊，可是患肺病的人自己常常是樂觀的呵！"八月中旬，魯迅先生揀定了轉地療養的地點是日本鐮倉。可是後來又不果行。夏天卻已過去了。九月中我晤見他，他說暑天已過，索性再過幾時，或者到香港去換換空氣。誰知道十月中旬忽然這晴天霹靂！現在回想起來，我們若能把轉地療養這問題很早布置的安貼，則魯迅先生不至於因有事實上的一些困難而遷延了這三個月的功夫，我們太不負責，我們這罪不能寬饒！我們太不中用了！

十九日一夜，在這樣悲痛回憶中過去。二十日清晨，我跳起來決定乘早班船再轉火車，可是痔痛如割，剛走得一步便蹲下了！我太不中用！我沒有法子瞻仰最後一次的遺容了！

“中國只有一個魯迅，世界文化界也只有幾個魯迅，魯迅是太可寶貴了！"——這是G君在十月二日和我去訪魯迅先生後回來時的話。但是，但是我們太不寶貴魯迅了，我們沒有用盡方法去和魯迅的病魔鬥爭，我們只讓他獨自和病魔掙紮，我們甚至還添了他病中精神上的不快！中國人的我們，愧對那幾位寶愛魯迅先生的外國朋友！

關於魯迅 為了紀念魯迅的六十生辰

第一次見魯迅先生，是1927年10月，那時我由武漢回上海，而魯迅亦適由廣州來。他租的屋，正和我同在一個弄堂。那時我行動不自由，他和老三到我寓中坐了一回，我卻沒有到他寓裏去，因為知道他那邊客多。似乎以後就沒有再會面，直到1930年春。

這以後，我長住上海，不再走動，所以和他見面的時候也多了。不過我所知道的關於他的私生活，亦不多。現在追憶起來，覺得有些事雖然未經人道及，但是大都牽涉到過去十年間文壇上的"故事"，此刻暫時不提起也好。此外，好象大家都已聽說過，我如果再來寫，亦殊嫌蛇足。無已，從他治病這方面說一件事吧。

今年是魯迅先生的六十冥壽，如果我們是在替他做生日，該多麽好！他五十歲生日那天，上海文藝界同人曾在一個荷蘭餐館裏為他祝壽。記得那天到會的外賓只有二三人。那時誰也不會想到（或感覺到）魯迅先生活不過六十歲！

不但那時，在1935年如果有人說魯迅不久於人世，那一定會被目為"黑老鴉"。魯迅自己從未說他身體不好，人家看他也很好；他精神抖擻地戰鬥著。但在1935年11月，有人“發見”了魯迅身體實在不好。

記得是"十月革命"節的前一天或後一天，上海蘇聯領事館招待少數文化人到領事館去看電影。中國人去的只有五、六個，其中有魯迅和他的夫人、公子。那晚上看了《夏伯陽》（大概是），魯迅精神很好，喝了一兩杯"伏特加"。史沫特萊喝得很多，幾乎有點醉了；但在電影映完，大家在那下臨黃起江的月台上休息時，史沫特萊嚴肅地對魯迅說：“我覺得你的身體很不好，你應該好好休養一下，到國外去休養。”“我自己並不覺得什麽不對，"魯迅笑著說，"你從哪裏看出來我非好好休養不行呢？”

“我直覺到。我說不上你有什麽病；可是我起直覺，知道你的身體很不行！"

魯迅以為她醉了，打算撇開這個話題，然而史沫特萊很堅持，似乎馬上要決定：何時開始治病，到何處去……等等，她立刻要得一個確定。她並且再三說：“你到了外國，一樣做文章，而且對於國際的影響更大！"

那晚上沒有結論。但在回去的汽車中，史沫特萊又請魯迅考慮她的建議，魯迅也答應了。過了一天，史沫特萊找我專談這問題。總結她的意見：她認為魯迅如不及時出國休養，則能否再活多少年，很成問題，但如果出國休養，則一二十年的壽命有把握！她不能從醫理上說魯迅有什麽病，但她憑直覺深信他的體質太不行。她提議到高加索去休養，她要我切切實實和魯迅談這問題，勸他同意。

魯迅後來也同意了——雖然他說起史沫特萊的"直覺"時，總幽默地笑著。並且也談到，在休養時間他有機會完成《中國文學史》的著作了。但在不再反對之中，魯迅也表示了如果是當真出國，問題卻還多得很，恐怕終於是不出去的好。

到那年年底，史沫特萊說是接洽已妥，具體地來談怎樣走，何時走的時候，魯迅早已決定還是暫時不出去。有過幾次的爭論，但魯迅之意不能回。1936年1月，為這問題，爭論了好幾次，凡知此事者，都勸過魯迅；可是魯迅的意見是：自己不覺得一定有致命之病，倘說是衰弱，則一二年的休養也未必有效，因為是年齡關系；再者即使在國外吃胖了，回來後一定立即要瘦，而且也許比沒有出去時更瘦些；而且一出了國便做啞巴（指他自己未諳俄語），也太氣悶。

據我猜想，那時文壇上的糾紛，恐怕也是魯迅不願出國的一個原因；那時期有人在傳播他要出國的消息，魯迅聽了很不高興，曾經幽默地說：他們料我要走，我豈不走，使他們多些不舒服。

出國問題爭論的最後結果是：過了夏天再說。因為即使要出國，也得有準備，而他經手的事倘要結束一下，也不是一二個月可以完成的。

不幸那年2月尾，魯迅先生就臥病，這病遷延到了秋季，終於不救。

1940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