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識，據阿倫特《The Life of the Mind》闡釋，源自拉丁文“sensus communis”，姑且譯為“社群通感”。阿倫特曾師從伽達默爾。研究伽達默爾的學者指出，常識或社群通感，與“教化、判斷力、趣味”一起，構成伽達默爾闡述的人文主義的四項核心觀念（何衛平，2015，“伽達默爾的 sensus communis 芻論”，《廣西師範大學學報》第51卷第1期；汪丁丁，2014，《新政治經濟學講義》第五講附錄一“關於常識的思想史考察”）。可是，潘恩《常識》開篇即說，強權借助時間，可使常識丟失（Thomas Paine，1776，《Common Sense》preface to the third edition）。潘恩之後兩百多年，科學昌明，相當於當日的帝國強權。強權借助時間，可使常識丟失，取而代之的是“科學主義”——即以科學為人生唯一指南的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

      2015年3月，我介紹了微信行為學的三項基本原理，概括而言就是：1）現代人最稀缺的是注意力，2）微信轉發的其實是轉發者的品質，3）人以群分。

　　今晨想到的第四原理，其實是關於在微信群裏發放廣告的原理。此處需要解釋。社會交往技術發展到了“微信”，我的感受是，這種技術可以讓我們同時理解人性包含的兩個方面——個性與群性。廣告也應與時俱進，幫助我們理解自己。…

經濟學家汪丁丁於2007年暑假期間在東北財經大學舉辦經濟學系列講座，以下是根據《忙碌時代的閱讀和思考》講座錄音所整理的筆記。筆記分為兩個部分，這是按照汪丁丁的講座安排所作的劃分：第一部分討論“忙碌時代”，揭示其產生原因和基本特點；第二部分討論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我們如何“閱讀與思考”，提出了三種治學模式，對何種方式屬於最佳演講者沒有作出獨斷的解答，而是盡可能地為聽眾開闊視野，以引發聽眾的進一步思考。

一、忙碌時代

1.提要…

哈爾濱工業大學——是的，那大名鼎鼎的哈工大——九十周年校慶，邀請我到那裏講話，卻之不恭。我到過東北幾次，可沒有到過那麽「北」的哈爾濱，太太和我都想到那個以冰雕馳名的城市走走。另一方面，自己老了，希望多見一些年輕的同學。於是建議，如果在同一行程中能多到一兩間大學講話，我樂意。朋友奔走相告，結果是七天講了七場。哈爾濱講了哈工大、商業大學與工程大學；沈陽是一家商業機構；大連是那裏的理工大學、海事大學與東北財經大學。…

2016年10月16日，“覆旦首席經濟學家論壇”在上海舉行。著名經濟學家、新制度經濟學和現代產權經濟學的創始人之一張五常出席並演講。

張五常認為，《勞動合同法》導致投資設廠回報率過低，令貨幣集中進入樓市，從而推高了房價。

張五常表示，房價上漲會導致居民的預期財富上升，就會導致開銷的增長，而一旦房價大幅下跌，就會使得居民消費出現困境，進而導致大蕭條。

張五常呼籲對新勞動法、反壟斷法進行修改，並且積極引進外資。在其看來，中國是大國，不能只有高科技產業，對於工業要更加重視。

以下為演講摘編：…

        深思意味著對一切生活方式的反思，包括對互聯網生活方式的反思。但是，互聯與深思不是相互獨立的，故而有必要討論互聯以何種方式妨礙並且以何種方式幫助深思。為此，這篇文章應從界定“深思”本身開篇。

　　 其實思就是深思而不是淺思。但它在漢語裏太常出現在“政治思想”口號裏以致無法表達深思之意，只得與“深”字聯用以達其本義。按照字的構造，“想”的原初形態是“相”呈現於“心”。甲骨文字有“相”，如目在樹上遠眺狀。甲骨文有思而無想。“思”的甲骨文形態是“囟”（腦）呈現於“心”。也因此，金岳霖（《知識論》）認為“思議”是比“想象”更抽象的階段，因為後者畢竟有“相”可依。

　　…

膚淺與獨裁

膚淺與獨裁真是一對孿生兄弟。獨裁對膚淺說，“因為你，所以才有我。”膚淺對獨裁說，“是呀，因為你，所以才有我。”王國維認為中國社會最劇烈的變革是商周之變，他的見解或許依然適用。但是，中國社會從有皇帝到沒有皇帝，這一變革的劇烈程度，隨著時光推移，越來越像是最劇烈的變革——沒有之一。“沒有皇帝的日子，”膚淺自言自語，“可怎麽過呀？”回顧清末民初中國社會的思想狀況和政治狀況，深思熟慮之士的各種提議，包括“君憲制”，沒有哪一個成功過。因為民心所向，皆偏激，不是向左（革命黨）就是向右（保皇黨）。民國以來的狀況，偏激的程度未嘗有絲毫好轉，不是向左（不斷革命），就是向右（紙醉金迷）。…

行為學研究動物（包括人類）乃至植物的行為，基於實證研究方法，逐漸深入，心理學和認知科學，腦科學和基因排序。另一方面，也逐漸宏觀，群體行為，社會心理，物種與生態。行為學於是以行為的名義涵蓋一切研究領域。既然如此，當然可以有微信行為學。

我的微信行為觀察，最初印象是微信的便捷性。人口密集地區，手機普及率最高。微信的核心功能是轉發消息，最初，它佔用的是使用者的“垃圾時間”——即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從一個環節轉換到另一個環節時，在轉換過程中消耗的時間，通常稱為“等待”。如果沒有微信，如果必須等待下一事件發生，那麽，等待就稱為“無聊”。被無聊佔用的，是垃圾時間。…

用這樣一個標題，讀者明白，是為了引起注意——文物的權利？有定義嗎？在這樣的詢問之下，我們就把註意力轉向此文的真正主題——未來人類有沒有分享今天人類的文物的權利？如何維護這一權利？誰能代表和維護這一權利？

完全競爭的市場經濟，由“阿羅－德布魯”模型刻畫，可以被理解為這樣一種配置資源的過程：任何一項資源，在恰當的權利界定之下，向能夠實現它的最高價值的那些“時空點”自由流動。這一定義包含了一個有待定義的修飾詞“恰當的”——legitimate，合法的、合理的、正當的、正統的、正確的。我總是傾向於用“道德合法性”來翻譯“legitimacy”，以區分於“合法律性”（legality）。除了“道德基礎”問題，完全競爭市場經濟的上述定義還包含兩個有待澄清的術語。…

我考察的民權框架下的報道基本上是但並不總是對同性戀者表示同情的。公民權利為主題的某些新聞報道涉及那些反對同性戀者權利的人。比如，演唱家安妮塔·布萊恩特（Anita Bryant）反對佛羅裏達州戴德縣宣布性取向基礎上的歧視為不合法的法令。我的研究表明大部分都可以納入以下三種類型中的某一類：

1 空軍中尉李奧納德·馬特洛維奇（Leonard Matlovich）訴訟案的報道。他試圖改變軍隊因他是同性戀者而將他開除的決定。幾天之內，三大網絡都給予這個報道極大的關註。

2 同性戀者權利的普通投票的報道。在APA投票之後，新聞媒體認為，開始於佛羅裏達州的戴德縣的普通投票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

3…

即使在精英存在不一致的情況下，即各類民眾機械地跟從他們各自的政治家或者專家的建議時，也不存在精英主導。民眾依然能夠確信，他們越是關注某個主題，他們越可能與具有相同價值觀的專家得出相同的結論。

通過這個寓言，至少可以想象這樣的一些條件：在這些條件下，公共輿論對精英話語中的信息和分析的依賴是很大的，但是在合理的術語定義下，精英對公共輿論的主導卻不可能發生。這些條件是：

正如一個記者所說的：“我們不加工事實，而是加工已歸因的觀點。”（轉引自Gans，1980：p**130）記者根深蒂固地依賴信息來源的一個原因，是記者有一種“入鄉隨俗”的傾向：與信息來源保持一致並力圖提供這個來源的看法。像拉塞爾·貝克(Russell…

基於更大量的證據，懷爾和斯魯爾（Wyer and Srull，1989：p**81）堅持認為：

（人們）不可能在記憶裏，對他們積累的與特定的決策有關的所有知識，進行完全徹底的搜索。他們找回和利用的僅僅是這些知識的一小部分，並不假思索地假定這一小部分的知識就代表了他們已獲得的所有知識。

然而，與此同時，在政治科學（Kelley，1983）、政治心理學（Lodge，McGraw and Stroh，1989）和認知心理學…

如果媒體影響微小的理論，失去了其學術根據，那麽，精英通過利用媒體操縱公共輿論的潛力的研究，就招人喜愛了。所以在這個結論部分，我就轉向這個議題。我的討論將很大程度上，根據我前面的實證分析的分類來安排結構。

界定精英主導

初看起來，本書的論證在精英主導公共輿論上並不令人鼓舞。很多民眾對公共事務太不關心，以至於他們不能批判性地回應他們所接觸的政治傳播；相反，他們會受到任何試圖達到最高強度的信息流的沖擊。那些高度關注公共事務的少數民眾也幾乎沒有更大的批判性：他們主要基於精英訊息所傳達的黨派理念，和意識形態對新議題進行回應。…

當猛然被問到對於國防開支的觀點的時候，他們必須在一兩秒內把這些考慮，和其他各種想法放在一起，形成對國防開支的“調查回答”。也就是說他們不能充分仔細地考慮所有有關的想法。

而且，如果他們前一天夜裏剛看到，國防挪用經費的大醜聞的新聞節目，他們就會根據這個節目來回答問題。但是，如果問卷調查中前面的問題，有提醒到關於蘇聯進攻或威脅的話語，他們大概會回答應該保持高的國防開支。

並且如果在後來的某個時段的追蹤調查裏，問題的次序發生了改變，或者他們在前一天夜裏看了不同的電視節目，大概他們“頭頂上”的觀點也不同了，因此就會對問卷調查做出不同的回答。…

問題用語效應

一方面，因調查問題順序的變化而導致公共輿論超過10或者15個百分點的變化是不常見的，許多的變化較小，或者根本沒有變化。另一方面，調查問題的實質用語的變化對政治輿論會產生更大的影響，並且確實造成了更大的影響。然而，這些變化通常都沒有被考慮，既不為之焦慮，也對之沒有特別的興趣。感覺似乎是，對表述不同的問題就應該是得到不同的回答，因為它們或者改變了對問題的情感附載，或者在某些情況下，改變了問題本身。…

這些發現不僅僅激發了對方法論的好奇，35而且極大地決定了傳統觀點，即問卷調查是對“公眾真正認為的東西”的被動測量。更不妙的是，它們造成了恐慌，因為輿論研究者測量的東西大部分要麽是隨機的，要麽是系統的“噪音”。

在過去的15年裏，問卷調查方法論研究者和社會心理學家已經認識到這一問題，並且尋求解決之道。他們試圖放棄傳統觀點--人們有固定的觀點，這些觀點就是問卷調查裏揭示出來的。他們開始集中於“問題-回答過程”（question answering process），借此在對他們面對特定刺激的反應過程中，構造自己的觀點報告。

在這類研究的一個例子中，威爾遜和霍奇斯（Wilson and Hodges，1991)把態度的傳統觀點描述為本質上是態度的“文檔抽屜”（file drawer）模型：…

這些轉變的一個明顯的解釋就是，許多人在兩次訪談中間經歷了真正的觀點變化。可是，證據並不支持這一解釋。當在不同的三次場合下問同一個受訪者同樣的問題時，我們通常可以從第一次的訪談或者第二次訪談來較好地預測第三次的觀點。也就是說，第一次和第二次訪談之間觀點的變化不可能被認為是系統的觀點變化。31所以，一般接受的結論是，表2-1裏展示的這種回答的不穩定性主要代表的是某種隨機誤差。但是，是哪種隨機誤差，以及誤差又有多大呢？

在其著名的《大眾信念系統的本質》這篇論文中，康弗斯（Converse,1964）認為，觀點的不穩定性主要是由於雖然受訪者對給定議題缺乏強烈的感受，但是仍然通過在面對的回答選項之間所能做出的最好的禮貌的選擇--但是常常以實質上隨機的方式選擇--來讓訪談者滿意。他提出：“大部分選民完全沒有有意義的信念，甚至在那些精英們很長時間裏強烈的政治爭議基礎的形成問題上，也是如此。”（p**245）…

例如，拉辛斯基(Rasinski,1989)報告說，通過幾個調查，68%的美國人感到在 “制止高升的犯罪率”方面花費過少，但是僅僅55%的人感到在“執行法律”方面花費太少。同樣，68%的感到在“保護社會安全”方面的花費過少，而僅僅53%的人感到在“社會安全”方面的花費過少。

或者，在另一種類型的例子裏，45%的美國人“不允許”共產主義者發表演講，同時僅僅20%的美國人要“禁止”同樣的行為（Schuman and Presser，1981：p**277）。29關於問題用語變化的影響效果，一個有記載的例子大概是1983年《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的民意調查發現，即在作為熱門話題的時候，公眾對“凍結”核武器生產上的支持率在18%~83%之間變化，而這種變化依賴於議題的表述方式。Judith Miller，1982年5月30日，A1版。…

通常不會碰到一個人在意識形態的某個維度上非常自由，而在另一個維度上卻極為保守。這裏明顯的例外是自由意志論者，他們在經濟議題上常常是保守的，在生活方式議題上卻是自由的。但是他們在美國非常少，意識形態研究通常把他們似乎有把握地忽略掉。人們有這樣一個清楚但不是壓倒性的傾向，並在一系列似乎無關系的左-右價值觀維度上標明基本的立場。

這一觀點對本研究中既有傾向的測量有兩個實踐含義。第一，只要可能，人們應該使用合適的特定域的政治價值觀測量，而不是意識形態的一般測量，來作為民眾接受或者拒絕他們接收到的政治傳播的既有傾向的操作性測量。原因是，意識形態作為對人們的左-右傾向更為一般的度量，比根據特定議題作調整的指標更可能錯過對此議題的反應。…

圖2-4的左半側顯示出在政治意識上，鷹派和鴿派成員間在美國“對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裝的援助”這一問題上有很大的差異。42%的最有意識的鷹派成員與僅僅3%的最有意識的鴿派成員讚成增加對反政府武裝的援助。然而，在意識量表上處於中間的1/3的人，鷹鴿兩派成員的差異並不大；而在意識量表上分值處於最低端的人，根本就不存在基於價值觀上的差異。這一結果提出了對於理解信息貧乏的人的“鷹-鴿”價值觀的效用的懷疑。

可是，在圖2-4的右半側，卻支持了傳統價值觀重要性的觀點。它顯示了關於美國是否應該出兵中美洲25“阻止共產主義的擴張”這一問題的回答。這裏我們發現，鷹鴿兩派成員在所有意識水平上都有顯著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