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這個新研究最早和最關心的人是同性戀者。他們的反應不僅是有趣的--說明專家權威首先被新聞媒體之外的群體所接受，而且也是精神病學家群體進一步發生分歧的一個組成部分。根據拜爾（Bayer,1981）的說法，這種最初的回應很重要，但是也要謹慎處理。同性戀者對這個新研究想知道得更多，但是他們並沒有形成任何結論。他們的集會和出版物賦予新研究和傳統觀點幾乎同樣的重要性。同性戀出版物的一位作者寫道：“在醫生、精神病學家和社會科學家不一致的地方，普通人只能畏縮在沈默裏。”轉引自Bayer，1981：p**74。

但是，同性戀者可以在自己是精神病人還是正常健康人之間做出選擇的情況下，他們不可避免地最終會趨向後者。這一旦發生了，對同性戀的新精神病學觀點會對推動同性戀者組織起來並發動社會變革的努力具有很大作用。

作為華盛頓特區的同性戀領導者，弗蘭克·卡曼尼（Frank Kameny）在兩個方面都是一個關鍵人物。“整個同性戀者權利支持運動，”他說，“會出現起伏，這依賴於同性戀是不是一種疾病這一問題。”轉引自Bayer,1981:p**82。卡曼尼個人拒絕精神病學有關同性戀的權威觀點，但是他引用科學價值觀和新精神病學證據來說服他的組織成員，以讓他們公開宣稱他們的性取向是正常的和健康的。但是，直到1965年卡曼尼的觀點才贏得了支持；甚至即使這個時候，他的觀點仍然小心地設了限制：“要在沒有相反的證據的情況下”，理解華盛頓特區的馬特蕊協會（Mattachine Society）決定--“同性戀不是疾病……而僅僅是一種偏好”轉引自D*餎millio，1983：p**164。。

在回應精神病學新證據的後來階段，同性戀者開始公開拒絕精神病學的權威觀點。但是，即使這發生的時候，友好的精神病學家仍然是受歡迎的同盟者。拜爾（Bayer,1981）評論說：

（這些專家）為同性戀者提供了證據和批判語言。324在打破那些認為科學本身發現了同性戀內在的精神病理的人的權威中，這些證據與語言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專家在同性戀者權利集會中的作用也從為同性戀者提供關於性取向的病因學的思想，變為提供關於精神病學的非合法性權威的思想。（p**86）

有趣的是，這個時期的同性戀者的行為符合主流和兩極化的模型的基本觀點。當所有的專家和新聞媒體都認為同性戀是一種疾病的時候，通過堅持“保密”（in the closet）（像這個短語所說的），同性戀者也大體上接受了這種主流規範。很明顯，這部分是因為對被發現後的後果的恐懼維持了這種取向；但是，在很多情況下，反對同性戀的主流規範顯然在很大程度上被內化了。但是，後來一些精神病學權威為他們提供了認為自己有疾病或者僅僅有不同的性取向的選擇，同性戀者很自然地接受了那種友好的觀點。

克服對同性戀者的社會歧視的一部分努力是好鬥的同性戀者和APA之間長達一年的對峙，因為APA在官方出版物中繼續把同性戀看做一種疾病。1970年APA在華盛頓開會的時候，弗蘭克·卡曼尼幫助領導了這次抗議：

5月3日，當同性戀者和反戰激進分子怒罵同行評議會時，計劃好的騷亂開始了。在騷亂中卡曼尼抓住麥克風並抨擊精神病學家討論同性戀議題的權利。借用反戰運動的術語，他宣稱：“精神病學是敵人的化身。精神病學已經發起了反對我們的無情的滅絕戰爭。你可以把這個作為對你的戰爭宣言。”因被激怒的而揮舞著拳頭的精神病學家將這些人的行為同納粹軍隊做比較。（Bayer，1981：p**105）

毫無疑問，這些騷動迫使APA領導者更仔細地思考同性戀議題，否則他們是不會這樣做的。因此，當APA的理事和後來大部分成員就從精神病的列表中刪除同性戀進行投票的時候，無論是獲勝者還是失敗者都感覺這個行為包含了大量的政治因素；事實也顯然如此。

同樣明顯的是，與20世紀60年代的壓力策略相比，這個專家群體有更多的政治因素。像拜爾（Bayer,1981:p**136）所觀察到的，那些投讚成票的理事確實認為同性戀不一定是一種疾病，但是其他人“雖然私底下感覺同性戀確實是一種精神失調……不過他們承認缺少證明他們的立場的必要證據”。簡言之，無論有什麽內在優點，標準的精神病學證據是管用的。

如果這種觀點顯得幼稚，那就純粹從政治的角度考慮一下精神病學證據的重要性。胡克和其他人的發現一旦積累起來，精神病學職業就會面臨著一個基本困難，無論同性戀活動者是否提出這個困難。精神病學家要麽將同性戀從精神病列表中刪除，因為標準評估技術沒有提供關於同性戀者心理問題的證據；325要麽他們就會貶低精神病學權威所依賴的標準評估技術，因為他們沒能夠提供同性戀內在的病理機制。到最後，這一定是一個容易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