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有理由相信，在新聞制作和報道的時候，新聞媒體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包括政府官員在內的議題專家。為了總結這種依賴的本質，我認為，合法性是由主流專家的嚴肅思考決定的；一般情況下新聞媒體從所有合法觀點的角度進行新聞報道。這個觀點和本尼特（Bennett，1990）的假設很相似，只是這裏認為有影響的來源比本尼特認為的廣泛。

專家

如果正確的話，那麽可以認為前面的分析將選擇公眾接觸的觀點的責任放在了新聞來源上。像V*監*斃』*（Key,1961）所總結的：“將這個過程描述為行使很大主動權的過程與事實並不相符。”（p**394）他接著寫道：

（大眾媒體的管理者）對他們所傳播的信息的責任，不過像運輸公司管理者對他們所運輸的印刷品的質量所負的責任。媒體內容的基調和質量就算不是由那些新聞制作者所定的，但也極大地受到他們的影響。（p**395）

這反過來說明，如果我們對公眾所接觸的信息的質量感興趣，我們必須理解他們是如何制造出來的；也就是說，我們必須理解專家群體生產和傳播知識觀點、政策建言和一般參照框架的政治。我們尤其需要知道這個群體的意識形態的多樣程度、對挑戰的開放程度以及對發現棘手問題的解決方案的制度性支持程度。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對這些問題的學術性關註。當然，有很多關於某個特殊群體試圖解決某個政策難題的解釋。但是，在政治科學和傳播研究的文獻上似乎還沒有對這些解釋進行一般化，或者系統性地回答剛才提出的這些問題。

那麽，我來描述性地回顧一下關註核戰略的人群所做的研究。這些研究涉及現有的傳播研究之外的各種個人互動，320但我認為，它們對理解最終形成公共輿論的力量確實是極其重要的。

幾年以前，一群科學家提出，無論是美國還是蘇聯大規模的使用核武器都會引起很大的環境災難。其觀點是，大量的核爆炸向大氣中放射很多灰塵、碎片和塵煙，從而阻止陽光照射，並產生幾十年黑暗和冰冷的“核冬天”。因此，即使是自衛性地使用核武器，對國家、種族和地球上的所有生物來說，也是自殺性的（Schell，1982）。

和預料的一樣，“核冬天”的觀點在自由主義者中間最為普遍，他們因此而抵制核武器的生產。

媒體爭論這些觀點的時候，我在我所任職的大學組織了一個關於核戰爭的道德性的演講活動。我邀請了一個著名的保守主義專家，他寫了大量的關於核戰爭的東西，包括發動有限規模的核戰爭的戰略，但是根據核冬天理論，仍然可能有巨大災難。當我讓另一個自由主義的核戰爭政策專家介紹這個專家並擔當接下來的討論的主持人的時候，他直接而堅定地拒絕了。這個自由主義專家說，這個保守主義專家是非常不道德的，而且他不可能參加這個演講，更不用說做主持人了。但是，經過很多勸說和哄騙之後--包括我堅持認為作為主持人，他更可能抵制這個保守主義專家的惡劣影響--他最後答應做主持人了。

在演講的當天，當那個自由主義專家走進來的時候，我正在和那個保守主義專家聊天。在做了常規的介紹之後，這個自由主義專家平靜地問這個保守主義專家：“哎，你這些天在研究什麽呢？”引用接近原話。

“核冬天。”保守主義專家答道。

“很有趣，”自由主義專家說，“那你發現了什麽嗎？”

“基本上，那是不可能的。”保守主義專家回答道。

我擔心一個核爆炸就要發生了，就向後退並尋找庇護所。但是這種擔心是沒有道理的。

“是的，我也是這麽看的，”接受過物理學訓練的自由主義專家說，“我也做了大量的計算，但是所有的計算都沒有說明核冬天存在的可能性。”

然後，這兩個人開始討論不同物質的破壞率，在城市中能夠找到多少那些易燃物質，以及其他的核冬天會產生或不會產生過程的技術參數。他們幾乎在所有的議題上都達成了一致。

這些事件之後，核冬天的討論在大眾媒體中消失了，321而且這個議題好像被遺忘了。

和紫土地寓言一樣，這些軼事說明了一些重要的觀點。第一，雖然對核冬天有一致的意見，但是有證據表明確實存在意識形態的多樣性，而且無疑地在其他情況下也顯示出這種多樣性。第二，對於理性討論和對特定議題達成一致來說，非常不同的意識形態並不是一個不可逾越的障礙。打破意識形態差異的關鍵是傳統科學知識的存在--在這個案例中是兩個專家都接受的物理學和化學規律。這種知識已經確立而且成為了日常知識，所以能夠使得使用者接受與他們的傾向相悖的觀點。第三，在雙方專家都說核冬天是不可能出現之後，新聞媒體對這個議題顯然失去了興趣，雖然對核冬天故事的市場需要像以前一樣強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