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墾研創]韓劇《努力克服自卑的我們》我們活在一個只能成功的時代？

近年韓劇經常被批評愈來愈「公式化」。無論是財閥愛情、懸疑反轉，還是復仇敘事，多半仍圍繞著一個共同命題：如何讓主角最終獲得勝利。然而，JTBC 2026 年新劇《努力克服自卑的我們》（We Are All Trying Here）卻幾乎背離了這套敘事邏輯。

它沒有浪漫愛情作為情緒出口，也沒有以戲劇性的逆轉完成對現實的補償；它真正關心的，是那些始終沒有成功的人，以及失敗如何在漫長歲月裡，不再只是人生的一次事件，而逐漸成為一種身分。

劇中的黃東滿，是一個再普通不過的失意中年。曾經懷抱電影夢，卻在四十多歲仍靠兼課維生、寄住哥哥家，把全部希望寄託於一次又一次的電影補助申請。曾經與他一起出發的人，早已成為導演、製作人、業界前輩，而他仍停留在原地。

《努力克服自卑的我們》沒有把他塑造成值得崇拜的悲劇英雄。相反地，他刻薄、善妒、充滿防衛心，甚至會把自己的痛苦轉嫁到身邊的人身上。他不是一個容易被喜歡的人，卻是一個極其容易被理解的人。

因為他代表的，不只是某一個失敗者，而是今日社會一種愈來愈普遍的存在狀態。

我們活在一個只能成功的時代

韓裔德國哲學家韓炳哲（Byung-Chul Han）在《倦怠社會》（The Burnout Society,2010）中提出一個重要觀察：當代社會早已不是傅柯筆下以紀律與服從為核心的規訓社會，而是一個以自由、效率與自我實現為名義運作的「成就社會」（achievement society）。

在這個社會裡，人不再被命令「你必須」，而是不斷被鼓勵「你可以」。

表面上，這是一種自由；然而，正因為每個人都被告知自己可以成功，所以一旦失敗，也只能把責任歸咎於自己。

於是，失敗不再只是能力不足，而成為人格的缺陷。

《努力克服自卑的我們》正是建立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之上。

劇中一句台詞格外刺耳：

「你已經是個成年人了，卻還要在每次填寫基本資料時，像被當眾脫光衣服一樣，用『無業』或『兼職』來向這個世界道歉嗎？」

這句話真正令人難受的，不只是失業本身，而是「職業」已經成為現代社會辨識人的第一個標籤。

當一個人的名字後面沒有足夠體面的職稱時，他彷彿失去了被社會承認的資格。

我們並不是害怕沒有工作，而是害怕沒有一個足以向世界介紹自己的身分。

比失敗更殘酷的，是比較

黃東滿真正的痛苦，其實不是貧窮。而是比較。

法國社會學家皮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曾指出，社會運作並非只依靠金錢，而是透過文化資本、社會資本與象徵資本，不斷區分人與人之間的位置。

今天，人們競逐的不只是收入，而是履歷、學歷、作品、人脈、社群聲量，以及一切足以證明自己「值得被看見」的象徵資本。

因此，我們愈來愈少直接面對失敗，卻愈來愈頻繁地面對他人的成功。

社群媒體讓這種比較變得沒有盡頭。

朋友升遷、同學創業成功、前同事買房、生下孩子、出版新書、獲得獎項……每一次滑動手機，都像是在觀看一場永不停歇的人生排行榜。

《努力克服自卑的我們》敏銳地捕捉到這種情緒結構。

黃東滿不是因為一次落選而崩潰，而是在一次又一次看見別人向前走之後，終於發現，只有自己仍留在原地。

成年人的信心，很少是在某一天突然瓦解。

它往往是在日復一日的比較裡，被時間慢慢侵蝕。

自卑從來不是沉默的

心理學常把自卑理解為一種向內的感受，但《努力克服自卑的我們》真正厲害的地方，在於它揭露了另一件事：

自卑其實具有強烈的攻擊性。

劇中的黃東滿對別人的成功充滿敵意，總是用刻薄、諷刺與否定保護自己。

有一幕，他說：

「我的犀利、我的不留情面，其實都不是因為我有多強大。那只是我為了不被這個隨時準備拋棄我的世界看穿，而提前架好的機關槍罷了。」

這句台詞幾乎可以視為整部作品的心理註腳；真正的攻擊，很少來自力量，而多半來自恐懼。

當一個人的自我價值完全建立在外界認可之上，他便不得不把別人的成功視為自己的失敗。

於是，嫉妒開始合理化。否定他人成為保護自己最廉價的方法。

因此，《努力克服自卑的我們》拒絕浪漫化受傷的人。它承認：受傷的人，也可能傷害別人。

這種誠實，比任何勵志故事都更接近現實。

為什麼朴海英老是在寫失敗者？從《我的大叔》到《我的出走日記》，朴海英始終沒有書寫社會意義上的成功者。

她關心的，是那些被生活磨損的人。她筆下的人物很少改變世界，他們只是努力不要被世界完全擊垮。然而，《努力克服自卑的我們》比她過去任何作品都更進一步。

過去，她描寫的是孤獨。這一次，她描寫的是羞恥。羞恥與孤獨最大的不同，在於前者總是來自他人的目光。

德國社會學家齊格蒙·鮑曼（Zygmunt Bauman）曾指出，液態現代性的焦慮，來自於人們必須持續向外證明自己的價值，而這種證明永遠沒有完成的一天。

因此，人們開始把自己當成一項永遠需要優化的計畫。

履歷要更新、能力要升級、外貌要管理、情緒要穩定、人際要經營。

就連快樂，也變成一種績效。《努力克服自卑的我們》真正揭露的，正是這種存在方式。

黃東滿不是失敗；他只是停止了更新。於是，整個社會便開始把他視為過期的人。

溫柔，不是拯救，而是拒絕用成功定義一個人

然而，《努力克服自卑的我們》最動人的地方，不在於它描述失敗，而在於它拒絕用成功作為唯一的救贖。

劇中的邊恩雅，看見的並不是黃東滿悲慘的人生，而是他仍然沒有熄滅的創作能力。

她沒有拯救他；她只是沒有急著否定他。

這正是朴海英作品最珍貴的倫理。

她筆下的人物，從來不是因為重新成功，所以值得被愛；而是在仍然狼狽、仍然破碎、仍然沒有答案的時候，就已經值得被理解。

這種溫柔，其實也是對當代成就社會最深刻的反抗。

因為它拒絕接受一種價值排序：只有成功的人，才配擁有尊嚴。

失敗不是個人的問題，而是時代的症候

《努力克服自卑的我們》真正批判的，從來不是失敗，而是那個把成功神聖化的時代。

在成就社會裡，我們愈來愈相信，一個人的收入、職稱、房產、追蹤數、作品與履歷，就是他全部的價值。於是，每一次落選、失業、停滯，都不只是事件，而像是一場人格審判。

可是，一個社會如果只能理解成功，就終將失去理解人的能力。

也因此，《努力克服自卑的我們》最後提出的問題，並不是「如何克服自卑」。

它真正追問的是：如果人的價值從來不該建立於成功，那麼，我們是否還有能力，在一個只崇拜勝利者的世界裡，承認那些沒有成功的人，依然擁有完整的人格與不可取代的尊嚴？

這或許也是朴海英一次比一次更接近核心的創作命題：真正需要被治癒的，不只是個人的自卑，而是整個社會對成功的信仰。